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在线阅读 2026

编辑推荐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是一本优秀的政治史研究著作。

内容简介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本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进而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首先，全书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说明其多层次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而前人多所强调的党争、腐败等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境，就是这一异化的副产品。其次，本书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了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而非某种固定的趋势，这也是为了跳出泛论君权强弱大小的思路，寻找理解王朝体制的新方式。

作者简介

　　方诚峰，1999年至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
第二章 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
第三章 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
第四章 徽宗朝的权力结构
第五章 徽宗朝的“应奉”
第六章 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全书结语
附录 关于曹氏、高氏反对新法几条材料的辨析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这时文彦博没有明确发表意见，只是建议宰执熟议。但到了元祐元年六月，文彦博的态度变得很明确——以土地换暂时和平，“可以粗得整齐兵势，全养民力”。文彦博的这一转变，李焘认为其“论与光合，众不能夺”。
　　综上，自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进《论西夏札子》后，异论纷纷；元祐元年三月，司马光又进《乞抚纳西人札子》，并进《抚纳西人诏意》；元祐元年六月又进《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他一直是整个策略争论中的一员，他所主张的内容也没有变化，即坚持无条件弃地以换取和平。但是，最终朝廷的策略只是部分和司马光的主张相合：先禁私市，又用降人换土地，最终用来交换的土地也是“除元系中国旧寨及顺汉西蕃境土外”的地方，与司马光的设想也大不相同。更何况随后西夏国内形势的变化也超出了当时的估计。
　　上面役法、西夏两个例子说明，在重要事务上，司马光的主张不过是多种意见中的一种。在有些场合，司马光占据了优势，但并不总是如此。除此之外的罢青苗、将兵法，乃至用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上，情形都是类似的。可以确凿地认为，司马光主政期间，在多数重要政事上，都做到了各种意见的并存。而多元总是伴随着纷争，可在司马光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开言路”，就是解决政治体走入歧途的最有效方法。纷争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就说明了政治的活力和弹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异论、纷争很难说是司马光设计的结果，只不过是他无法控制局面而已。看起来似是如此，但可作为反驳证据的是，元丰八年六月，司马光向高氏奏进“职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他提供的名单是：素所熟知的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本不熟悉的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国之老成则有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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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盛世背影：唐代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势力演变 本书深入剖析了唐代（公元618年-907年）中央集权制度在不同时期如何与地方势力相互博弈、消长，并最终对王朝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并非着眼于朝代末年的制度颓势，而是回溯并细致考察了这一复杂互动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 第一部分：初唐与盛唐：集权框架的奠定与地方的初步整合 唐初，历经隋末战乱，国家亟需重建统一与秩序。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一方面通过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制度设计，强化了中央的决策与管理能力，将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和核心官僚集团。另一方面，他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对于地方实力派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 藩镇设置的初衷与早期形态：与后世的藩镇割据不同，唐初的节度使制度，最初是为了应对边疆民族的军事威胁，以及便于地方军事行政管理的需要。节度使权力受中央严密制约，其任命、调动以及军权、财权都被小心翼翼地划分和监督。例如，安西、北庭等海外节度使，其地理位置与中央的联系天然就更为紧密。本书将通过梳理唐初相关史料，揭示这一时期节度使的实际权力边界，以及中央对其实施的有效控制手段，如轮调制度、差遣制度等，以证明中央集权并未因此削弱，反而得以巩固。 府兵制的瓦解与募兵制的兴起：府兵制是唐初中央集权的重要军事基础，它将兵权掌握在中央，士兵既是农民也是士兵。然而，随着盛唐边疆战事的频繁，府兵制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本书将深入分析府兵制瓦解的深层原因，包括军士家庭负担加重、训练松弛等，并着重考察募兵制的兴起及其对地方军事力量的影响。募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在人力资源上的压力，但也为地方将领在军队中的个人影响力增长埋下了伏笔。我们将通过具体的军事事件和兵制改革的论述，说明这一转变如何悄然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军事力量对比。 道、州、县的行政层级与地方官员的任命：唐代行政体系层层递进，道、州、县三级构成了基础的行政网络。本书将详细阐述中央如何通过任命和考核制度，牢牢掌控地方官僚系统的运作。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在中央，其考核结果直接影响其仕途。我们将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地方官员的升迁途径、任职地点以及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监察机制（如按察使、采访使等），来证明中央集权在行政管理上的有效性。 第二部分：天宝年间：盛世的暗流与地方势力的悄然膨胀 玄宗皇帝在位前期，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与此同时，一些潜藏的危机也开始显现。对外军事的连年征战，以及对内过于集中的权力，使得地方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力量愈发凸显。 边镇节度使的军事化与地域化：为了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唐廷被迫在边疆地区设立了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并授予节度使较大的军事和行政权力。本书将重点关注天宝年间，特别是河东、河西、陇右、范阳等几个主要边镇节度使的权力演变。我们将通过考察这些节度使所辖军队的规模、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以及其在处理边疆事务上的自主性，来分析中央集权在这些区域的实际渗透力正在减弱。 安史之乱的爆发与中央权威的动摇：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地方势力挑战中央集权的集中体现。本书并非仅仅将安史之乱视为一次叛乱，而是将其置于唐代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我们将深入分析这场叛乱的根源，包括节度使在军事和政治上日益增长的独立性，以及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松懈。通过对安史之乱发生前后的军事部署、人事任命以及财政资源的分析，揭示安史之乱爆发的必然性，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动摇了唐代中央集权的根基。 “以长官代刺史”与“差遣”制度的滥用：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唐廷为了重新掌控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以长官代刺史”的制度，将原有的文官刺史权力更多地转移到军事长官手中，进一步强化了军事力量在地方的统治地位。同时，中央对地方官员的“差遣”制度，虽然意在制衡，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地方将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使得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本书将通过具体的史实案例，分析这些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以及它们如何成为地方势力进一步壮大的温床。 第三部分：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常态化与中央集权的衰落 安史之乱后，虽然唐朝勉强维系，但其中央集权已遭受重创。地方藩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军事和财政体系，成为威胁中央统治的长期因素。 藩镇的独立性与财政自主：本书将详细考察中晚唐时期，各藩镇在财政上如何实现“自给自足”。从户税、商税到盐、铁等专卖权的征收，藩镇几乎掌握了地方的一切经济命脉，从而摆脱了对中央财政的依赖。这种财政上的独立性，为藩镇的军事扩张和政治自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将通过具体的藩镇财政收支记录（若有）以及相关史料的解读，来量化藩镇财政的自主程度。 藩镇的军事实力与中央的困境：失去对地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中央集权衰落的最直接表现。本书将分析中晚唐时期，中央如何面对强大的藩镇军队。朝廷虽然也试图通过增设新的节度使、派遣讨伐军队等方式来对抗藩镇，但效果甚微。由于兵源、粮草等问题，中央军队往往难以与地方藩镇的长期经营和就近征发的军队抗衡。我们将重点分析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藩镇，如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卢龙）、河东、山南东道等，考察其军队规模、战术特点以及与中央的军事对抗模式。 “内九军”与“外六军”的局限性：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力量，唐廷也建立了“内九军”等直属于皇帝的精锐部队。然而，这些军队的兵源、训练以及作战区域，往往难以与藩镇的强大军事机器相抗衡。本书将论述，虽然“内九军”在某些时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在整体上无法扭转中央集权衰落的趋势。它们的军事实力不足以震慑住强大的藩镇，也难以有效维护中央的权威。 地方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演变：与中央集权衰落相伴随的，是地方文化的兴起和区域性社会结构的固化。本书将触及，随着藩镇在地方的长期统治，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认同和利益群体。这种地方的独立性，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向心力。我们将尝试从一些地方文献、碑刻、诗歌等方面，来捕捉这种地方文化与社会意识的微妙变化。 结论： 本书通过对唐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之间长达三百余年的互动关系的细致考察，旨在揭示中央集权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受到地方力量的挑战和重塑。我们并非否定唐代中央集权在统一国家、巩固统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希望通过深入分析其内在的张力与演变，呈现出一个更为立体和复杂的历史图景。我们希望本书能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并为深入研究其他朝代的政治史提供有益的参考。本书不侧重于唐末的政治制度的崩坏，而是着重于其内在的形成机制与早期发展，探寻盛世背后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