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在北欧访问，偶然读到了现定居德国的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个装满了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那文章讲到有从中国大陆去德国和奥地利访问的文化人，在她接待他时，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那被接待者总絮絮叨叨地跟她讲些有关中国大陆政局的事情，似乎除了那一话题，心里头再无别的存在。其中有一个细节是：龙应台陪他去参观某处市容，正兴致勃勃地给他指点：那边便是卡夫卡的故居……他却充耳不闻，亦视而不见，只是缠住龙应台问她对中共“十四大”的新班子作何感想？龙应台因此很不以为然，龙应台说，她发现不止一个中国文化人已成为了“一个装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那瓶子被单一的意念塞得满满的，简直再没有容纳别的东西的空隙，而且所谓“中国中国中国”的意念，在龙应台看来，全是“政治政治政治”。她对这样的文化人非常失望，她觉得一个中国人如比喻为一个瓶子，瓶肚里当然不能无中国，但不能光是“中国中国中国”，尤其不能光是“政治政治政治”，她很惊异于一个中国文化人怎么会对卡夫卡故居漠然到那种地步。她以为一个中国文化人也应是一个世界文化人，应是一个既装有中国更装有世界的“瓶子”，而且那“瓶子”里应该装有更多对人类文化积累起过作用的例如卡夫卡那样的人物的名字，不必塞满了当前政坛上的这个那个的名字，尤其不必一天到晚在那里臆测谁谁会怎么怎么样……

读完龙应台的文章，我不禁莞尔一笑。龙应台虽然近些年也来过大陆，我与她也有过一面之缘，但她与大陆文化人之间的隔膜，是厚重的、难以穿透的；其实她自嫁给欧洲人定居德国以后，对她生长与成名的台湾，亦已渐渐生疏，前些时台湾的一位作家来北京，我问他龙应台的文章现在在台湾发表的多不多，他说已不多，因为台湾变化得也很快，即使议论台湾，龙应台也在渐渐失掉资格。细想起来，龙应台的“瓶子论”尽管尖刻，而且很可能她与那位同临卡夫卡故居大陆文化人之间存在着误会，但她倒也戳中了一些（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陆文化人心理结构中的弊端。我们的确常常把自己的思绪过分集中于既大而又并不得体的问题上。求大，往往便会显得空；如果不空，又往往过于沉重，超过了一介书生能负载的程度；并且因为所焦虑的问题往往大大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畴，因此后果是既解决不了问题，又丧失了在本行业中的优势。我去北欧访问，第一站是挪威奥斯陆，应邀住在奥斯陆大学东亚系主任何莫邪教授家中。何莫邪是德裔人士，他的夫人则是丹麦人，因此在他家里我们听到的那些外国语便都非挪威语；何莫邪精通希腊文，但他主攻汉语，是汉学教授，“何莫邪”便是他以音近原则为自己取的汉名。我笑说他应是一女士才对，因为根据中国古籍记载，干将为雄，莫邪为雌，因此他是一柄“雌剑”，他笑说前面有一“何”字，所以语意可解释为“哪里是莫邪？”因此便“负负为正”，归回雄性了。

在何莫邪那间地下室的房屋中，我们言谈极欢。当然他也难免问几句中国的政局，当然我亦少不了跟他说“十四大”明确了进入市场经济的方向，但我们双方都自觉地意识到，各自绝非可以代表更绝对不能左右中挪两国政府的关系，因此我们便很快进入“书生议论”。我跟他讲到对20世纪初挪威表现主义绘画大师蒙克心仪已久，他说将立即派他的助手第二天陪我去蒙克画廊观赏那里珍藏的原作，并建议我看完蒙克再去看雕塑大师维格兰的一组园林巨作，其中最主要是由无数个人体构成的“生命之柱”。我知道他的汉学专攻方向是先秦文献，并以研究《韩非子》而名声卓著，并知他有一极为偏激的观点，就是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汉文化便趋向紊乱以致衰落，终至“无足观”地步，因此便有意问他是否全然不读中国现代、当代的白话文？他便拿出大量私藏的丰子恺著作和画集让我翻阅，说现代、当代中国文化人中他独钟情于丰子恺，且有专门的论文论丰氏的艺术境界，我便笑他何以如此自相矛盾，因为丰氏后来皈依佛门，画中充满禅意，不是佛教东传败坏了汉文化么？怎么又把丰氏作一“败坏”中的例外，他便笑谈问题不那么简单，需坐下来细细商量。

早有多次出洋的朋友跟我传经：“你无妨同国外的学者谈论最大的问题，而千万不要轻易地同他们议论具体的小问题；因为大而空好应付，且可频占上风，精而细我们便难免露怯，起码将非常之吃力！”果然，泛论“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开放”容易，一旦何莫邪问我：“你觉得中国人讲话里的插入语为什么总体来说比较少，而英语里的插入语就那么常见？这反映出了怎样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我便顿觉没词儿；但当他问我“地下”这两个中国字重读和轻读的意义区别时，我倒能细细地告诉他：“重读时，如‘地下铁道’，‘地下’指地表层下面；轻读时，如‘针掉到地下了’，则‘地下’指紧贴着地表层上面。”他说正在写一部书稿，帮助欧洲人学习汉语，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讲汉语发音的重读和轻读所形成的含意差异的。学问抠得这么细，确是瓶肚子里只装着“政治政治政治”（或改为只装着“下海下海下海”“赚钱赚钱赚钱”）的文化人们难以顾及的。在丹麦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系汉学专业的一位女士，名叫朱梅（自然是她为自己取的汉名，本人系一金发碧眼的正宗丹麦女郎）陪我四处参观，她的研究题目是《最早到达丹麦的中国家庭》，不算冷僻，但她那位德籍男友，是从德国海德堡大学来的，所撰写的博士论文题目可够让我吃惊的了——《中国汉字里究竟有多少个表示烹调的动词？》老实说，我吃了半个世纪的中国饭菜，学会认中国字也总有四十多年了，又已发表了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却实在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可是朱梅那位男朋友偏递给我一张类似“盖洛普测验”那样的答卷，要我不查字典顺手写出一系列有关的动词，结果我当时只写出了“炒、煮、烧、炸、蒸、焖、熬、涮、烤、烩、煎、炖”十二个，他看了以后非常感谢我，说已从遇到的华人中回收了大约二十几份这样的答卷，如果凑足一百多份，则可用电脑统计一遍，看哪些动词最深入人心，说是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人的饮食心理；说完又细问我“汆”和“焯”是怎样的意思，边听边打开笔记本细细地记录下来。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位汉学界权威对我说，他极欣赏几位70年代末出现于中国诗坛的现代派诗人，他们的诗才令他钦佩，他自己动手翻译过他们的不少诗，与他们的私人情谊也甚笃，但令他困惑的是，当他向这几位诗人推荐上半世纪例如冯至、卞之琳所写的现代派风格诗作时，他们竟无动于衷，他们连卞之琳的名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境”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言下之意，是这几位诗人未免是一个个装满了“自己自己自己”的瓶子。装满了“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和装满了“自己自己自己”的瓶子，看来都容易招人訾议；当然，自己的瓶子装什么，别人不好强求，无妨“我行我素”，但要想成为一个既体现中国民族特色又深入世界文化和人类共识的“瓶子”，当然还是不要把单一的东西填满肚为好。

其实就个体生命这个“瓶子”而言，更要紧的是必须装有属于自己独特性格和见地的东西。我是怎样的一个瓶子呢？自己不好做鉴定。在北欧访问了一个多月，频频接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发出的邀请，校方的信函、电传、电话从斯德哥尔摩一路追到隆德，追到哥本哈根和奥胡斯，言辞恳切，情真意挚，让我一定顺道访问德国，费用他们全包，可以从德国再返回瑞典，也可以从德国直接回到中国，但我已经倦游，想到自己在北京那小小家庭的一窗温馨灯火，心头便幽幽然升起思乡意绪，因此便婉谢了；婉谢后才想起龙应台正住在海德堡，如果去了，恰好由她评定一下我是一个装着什么什么什么的瓶子，当然我也要冷眼静观她本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瓶子，这必定非常之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