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2
前言
导论
第一部分 理论基础
第一章 回忆文化
绪言
一 对“过去”的社会性建构:莫里斯·哈布瓦赫
二 集体回忆的形式——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
三 文化记忆的类型:“热”回忆和“冷”回忆
第二章 书写文化
一 从仪式一致性到文本一致性
二 卡农:如何界定此概念
第三章 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
一 认同、意识和反思性
二 民族的产生作为对集体认同的基本结构的升级
第二部分 个案研究
绪言
第四章 埃及
一 埃及书写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 充当“法则”的王朝后期神庙
第五章 以色列与宗教的发明
一 作为抵抗手段的宗教
二 起到回忆作用的宗教:《申命记》作为文化记忆的范例
第六章 法律精神促成历史的诞生
一 表现为惩罚与拯救的历史
二 以意志神学为标志的历史被神学化:从“超凡的事件”到“超凡的历史”
第七章 希腊与思维的规范化
一 希腊与书写文化的结果
二 荷马与希腊民族的形成
三 接合性:希腊的书写文化与思想进化
结语 文化记忆理论概述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内容索引
译后记
前 言
近年来,以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风气方兴未艾。它大约始于十年前,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人就此著书立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我相信,根源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大变革,其中有三个因素使得记忆这个课题受到空前的重视。首先,随着电子媒介技术开始在人的大脑之外储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记忆),我们眼前正在发生一场文化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时间上更早的文字的出现。其次,因为有了上面所说的媒介技术,业已结束的年月——即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旧欧洲”的记忆——也得以保存,它至少需要我们不时回忆并以评判的方式予以消化,乔治·施泰纳(George Steiner)称其为“轮作”(Nachkultur)。第三个因素可能最具决定性,它触及我们灵魂深处,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亦即,那些曾经亲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罪行和灾难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来越少了。对于集体记忆而言,四十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门槛,换句话说,活生生的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原有的文化记忆形式受到了挑战。在我看来,尽管有关历史与记忆、回忆与记忆术的讨论有时使用非常抽象和专业的术语,仍然持续受到关注,其关键就在于第三个因素。所有这些都说明,以回忆概念为核心,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科学范例,受其影响,不同的文化现象和领域——艺术与文学、政治与社会、宗教与法律——呈现出不同于之前的格局。换句话说,有关记忆与回忆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本书旨在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这项工程当中。作者不敢断言已经实现了某种目标,而只能说供给读者一些提示,重点是为读者自己寻找答案勾勒出必要的因果关系。
1984—1985年,作者偕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赴柏林科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本书就是这一研究项目的结晶。因此,我最诚挚的谢意应当献给这家学术机构,在那里,我有幸与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通过讲座、交谈和讨论等形式进行交流,假如没有这些优越的条件,很难想象本书作者会如同书中内容所展示的那样,做出跨越自己的学科——埃及学——的大胆尝试。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彼得·马基尼斯(Peter Machinist)、米歇尔·斯特里克曼(Michel Strickman)与我一起就比较文化科学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和密切的讨论,在此向他们诸位表示特别的谢意。
本人参与的研究小组“文字交流的考古学研究”(Archaeologie der literarischen Kommunikation)所关注的题目之一便是“文化记忆”问题。在研究小组出版的系列图书《文字与记忆》(1983)、《正典与审查》(1987)和《智慧》(1991)当中,文化记忆都是主要论题;此外,在海德堡举行的研讨会和讨论课上,参与者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为这些研讨会所做的准备,以及之后所做的归纳和提炼,为此书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在柏林科学院举行的题为“正典与审查”的第二次研讨会。本书的初稿实际上是作者与阿莱达·阿斯曼在柏林为《正典与审查》一书撰写的导言,只是我们发现,在导言有限的篇幅当中无法充分地讨论文化记忆问题,因为当时拟就的文字已经达到一百五十页之多,只好作罢。在此后的若干年中,我们共同的研究几经中断。虽然两个人出发点相同,但是研究方向各异,遂决定分别把各自的研究进行到底。阿莱达·阿斯曼的研究成果呈现为《记忆空间: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建构》(Erinnerungsraume. Zur Konstruktion kultureller Zeit)。她的着眼点在于古典时期至(后)现代形成的文化记忆具有哪些形式与功能,其著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本书的后续,因为我在书中重点论述的是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早期书写文化。
1987—1988年,我得以利用学术假期完成本书的第二部分。本书涉及理论方面的第一部分,得益于为讨论课和研讨班备课的过程,这些课程分别是我与托尼奥·赫尔舍(Tonio Holscher)合开的“文化与记忆”(1986/1988),与迪特里希·哈特(Dietrich Harth)合开的“革命与神话”(1990),以及我与阿莱达·阿斯曼、迪特里希·哈特合开的“作为生活空间和纪念物的文化”(1987/1991)和“摩涅莫辛涅”。以上同事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与他们共事的过程中,我确实获益匪浅。本人先后在不同的研究班和研究机构做过相关的学术报告,如在弗赖堡大学,面向参与专题研究项目“口述与文字记载”的师生以及名为“古典时期依据当下建构起来的过去”的研究生班,还有在斯图加特文化理论中心,以及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在上述大多由阿莱达·阿斯曼陪同的讲座中,作者获得了宝贵的机会,与听众就书中的核心论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由起初一系列尝试性的研究项目变成了一本书,不足之处肯定不少。不过,如果没有维肯伯格(E.P. Wieckenberg)的鼓励和催促,恐怕连这样的结果也难以想象。
扬·阿斯曼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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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第一个层面上,怀特区分了四种情节化:浪漫的、讽刺的、喜剧的和悲剧的。在浪漫式中,历史学就是一位英雄的历史,这位英雄最终获得胜利并使得善战胜恶。喜剧式的历史学以大团圆收场;其美满结局让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社会之间达成和解。在悲剧式中,既没有胜利的英雄,也没有全面和解。这并不是说叙事的氛围就必然是凄凉的:这里的“悲剧”用的是它在文学上的意思,在这层意思上,历史刚一开始就已经宣告了其结局,历史学的目标就在于解释诸种力量互相冲突这一本性。由此看来,很明显,托克维尔体现了悲剧式,而米什莱是浪漫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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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多读书读好书,无塑封,书角有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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