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中国古代史专业师生、研究人员,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李锡厚、白滨两位长期致力于辽宋金史研究及西夏历史文化考察与研究专家的合璧之作,充分展现了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与宋朝并存的我国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系统论述辽、金、西夏王朝的建立、兴盛,及其灭亡的历史过程、经验教训,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宗教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发展,是辽金西夏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内容简介
《辽金西夏是》分为上篇“辽金史”和下篇“西夏史”两部分,在50多万字的篇幅内,充分展现了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与宋朝并存的三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系统论述了辽、金、西夏王朝的建立、兴盛、衰败及其灭亡的历史过程、经验教训,并对三个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社会诸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本书对出土文献的整理和梳理取得了在史料方面的进展和突破,例如上篇引用了辽代碑刻《大王记结亲事碑》说明辽早期的私有制情况,利用《懂洲西会龙山碑铭》说明辽代头下军周的居民民族成分等。
作者简介
李锡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1938年11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致力于辽宋金史研究。著有《临潢集》、《耶律阿保机传》以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金部分)等。
白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1936年生,山西平定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196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后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与研究,后专门致力于西夏历史文化的考察、研究。著有《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寻找被遗忘的王朝》等;合著《文海研究》、《西夏文物》、《天盛律令译注》、《俄藏黑水城文献》等;参与《中国通史》等十余部多卷本著作的撰稿。
目录
上篇 辽金史
第一章 辽朝的建立
第二章 辽朝的兴盛
第三章 辽朝衰亡与金朝建立
第四章 金灭北宋及对中原的间接统治
第五章 金朝巩固在北方的统治
第六章 金的衰亡
第七章 辽、金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八章 辽金的重要经济领域
第九章 文化及社会生活
下篇 西夏史
第十章 党项的兴起与夏州政权的建立
第十一章 西夏王朝的兴亡
第十二章 西夏的政治制度
第十三章 西夏的经济制度
第十四章 西夏的宗教与文化
第十五章 西夏与周边王朝及民族的关系
附录一 辽金大事年表
附录二 西夏大事年表
精彩书摘
《辽金西夏史》:
后晋开运元年(辽会同七年,944年)春,契丹乘后晋面临严重天灾之时大举南下,兵分三路:西路出雁门关,攻并、代等州,被刘知远击败于秀容(今山西忻州);东路直下黄河,攻陷博州(今山东聊城)以接应叛降的晋将东平王杨光远;中路由德光亲自督率赵延寿等攻陷贝州(今河北清河),直捣元城(今河北大名)、黎阳(今河南浚县)。
晋出帝亦率军亲征,遣李守贞坚守马家口(今山东东平西北),借以切断杨光远与契丹军的联系。结果契丹军东路被晋军击败于马家口,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被俘斩者又数千。随后双方又大战于戚城(今河南濮阳北),交战数合,杀伤相当,战场上断箭遗镞遍地皆是,厚达数寸。德光不能得胜,只好引军北还:一出沧、德,一出深、冀,所过千里,焚掠殆尽。
德光受挫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开运二年(辽会同八年,945年)初,再度引军南下,经邢、洺、磁等州至安阳河,一部被晋军击溃,过白沟河(今拒马河)而去。另一部却暗中潜入了晋军后方,数日后,将结阵而南的晋军包围于白团卫村。当时,狂风大作,德光“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①。顺风纵火扬尘,这是契丹军惯用的战术。晋军将领李守贞等则因势利导,借风势出其不意地发动反攻,呼声震天动地,结果,契丹军一败而不可收拾,铁鹞军既已下马,仓皇之中不能复上,多被晋军就地消灭。德光只好放弃乘坐的奚车,骑上骆驼逃命。
因连年蝗旱,苦于用兵的后晋曾遣使向德光奉表称臣,愿重修旧好。当时,契丹人民亦饱受战争之苦,渴望和平,连述律太后也主张讲和。她曾对臣下说:“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②契丹确实已到无力再战的程度了。
当契丹大举南下时,后晋沿河之民纷纷自备器械,于本乡团结为社以自保。后晋的保卫战得力于后晋人民的同仇敌忾,但是后晋统治者并不看重乡社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却异想天开地要从敌人营垒内部打开缺口。他们多次致书赵延寿,进行招纳。延寿得书,伪许为内应。德光将计就计,又令高牟翰以瀛州(今河北河间)诈降。开运三年(946年)十月,晋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出兵接应赵延寿、高牟翰,误入契丹包围圈。于是德光再度出兵镇州,攻破栾城(今属河北),俘获晋骑兵千余,皆在其面部刺“奉敕不杀”四字,然后放回。正当杜重威等统率的晋军已被契丹团团围住、粮尽援绝之时,俘虏获释,对这支军队的战斗意志显然起了
瓦解作用。统帅杜重威与李守贞、宋彦筠等也正谋投降契丹。德光抓住机会诱使杜重威这个无耻之徒上钩,许愿灭晋以后,以他为帝中原。
……
前言/序言
史海钩沉:一部关于中古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文明兴衰的宏大叙事 书名: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的转型与冲突 作者:[虚构作者名] 著 --- 内容提要 《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的转型与冲突》是一部聚焦于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间,欧亚大陆核心地带——自东欧草原边缘至黄土高原东缘的广袤区域——所发生的深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通史性研究。本书并未将焦点集中于传统史学中相对孤立的宋、辽、金、西夏等特定王朝的内部演变,而是采取一种跨区域、整合性的视角,探讨这一时期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复杂互动、碰撞与融合的动态过程。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10世纪至13世纪并非简单的王朝更迭期,而是一个全球性(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的“大重组”时期。在这一阶段,游牧文明的强大崛起、定居农业文明的结构性调整、丝绸之路贸易的空前繁荣及其随之而来的文化与技术交流,共同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与不确定性的历史舞台。 第一编:草原的觉醒与东方的重塑(约公元950年—1100年) 本编首先考察了自唐末以来,东亚政治格局的瓦解与重构。我们深入分析了契丹族在太祖耶律阿保机领导下,如何从部落联盟形态迅速过渡为具有成熟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权。重点在于探究其“兼容性”政治模式——即如何有效地融合了草原的游牧传统(如“分部落”管理)与中原的官僚制度(如三师、六部制),并成功地在辽阔疆域内维持了相对的稳定与文化认同。 随后,本书将笔触转向了更西部的地区。我们详细梳理了党项族在岷州、河西走廊一带的崛起历程,分析了他们如何依托地理屏障和对佛教的深度信仰,在宋朝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与同时期其他崛起势力不同,西夏(党项人的政权)在文化上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宗教中介性”,成为连接汉地文化、吐蕃文化与中亚伊斯兰文化的重要枢纽。本书通过对《西夏藏》的细致考察,揭示了其在宗教政策上的实用主义与虔诚并存的复杂性。 本编也探讨了宋朝的“文治”转向。宋朝在军事上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如何倒逼其在经济、财政和思想领域进行深刻变革的。我们讨论了宋代边疆政策的复杂性——从早期的“岁币”输送,到后期的有限防御与区域性经济渗透,分析了这种战略选择背后的社会成本与文化影响。 第二编:铁与火的交汇:制度的适应与张力(约公元1100年—1200年) 进入12世纪,欧亚大陆的互动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女真人的崛起被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本书强调,金国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技术与组织优势之上:对铁制兵器生产的集中控制、对北方契丹旧有行政体系的有效吸纳,以及对中原地区先进农业技术和赋税体系的快速整合。 我们详尽对比了辽、金、宋三者在国家财政结构上的差异。辽国主要依赖“胡汉两制”下的非直接税收和游牧经济,而金朝则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北方直辖区为核心的、类似宋朝的间接税收体系,这在管理上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移植性挑战”。书中通过分析金代官僚体系中“旧京”与“新朝”官员的冲突,展现了这种制度张力如何塑造了金代的政治气候。 同时,本书并未忽视大理国在西南走廊的角色。大理作为横跨中缅边境的贸易中心,其稳定与否直接影响了宋朝与南亚的贸易联系。我们考察了其上层对佛教的偏好如何作为一种外交工具,来平衡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 第三编:流动性的巅峰与文明的融合(约公元1200年—1250年) 第三编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蒙古兴起对既有格局的颠覆性影响。与传统上将蒙古视为单纯军事征服者的观点不同,本书更关注蒙古帝国如何利用其强大的“动员与整合能力”,将前代建立的各种政治和经济联系(包括辽、金、西夏所建立的治理经验和贸易网络)汇聚起来,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欧亚大通道”。 我们分析了蒙古人如何迅速理解并利用了西夏的战略地位。西夏的灭亡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标志着一个以宗教和民族认同为核心的“中介性政权”的终结,其地理位置和人口资源被直接纳入了新的帝国体系。 书中深入剖析了蒙古政权在统治故金、故宋地区时,如何吸收并改造了既有的行政技术。例如,对色目人才的启用,并非简单的“唯才是举”,而是基于对前代汉地和契丹、女真行政经验的取舍与再分配,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应游牧权力核心的、多民族的“工具箱”式官僚机构。 最后,本书探讨了这一时期全球性灾难与交流的同步发生。我们对黑死病(或相关瘟疫)在欧亚大通道上的传播路径进行了历史地理学的推演,并分析了技术(如火药、印刷术)和思想(如不同教派的传播)如何在这种高流动性背景下实现了远距离的扩散与地方化适应。 本书的特色与贡献 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去中心化”的叙事结构。它拒绝将宋朝视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发展中心,而是将辽、金、西夏视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原文明要素进行不同程度吸收、转化和重组的平等参与者。通过构建一个横跨数千里、涵盖多种族群的比较分析框架,本书力图还原公元10至13世纪欧亚腹地那个既冲突不断、又充满创造力的真实面貌。本书为研究中古晚期东亚历史的区域互动性、国家构建的制度选择以及游牧与定居文明的长期共存模型,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扎实的史料支撑。
读罢此书,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于细节的执着与旁征博引的功力令人叹服。这绝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通史读物,它更像是一部充满考据精神的“微观史”。书中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论述,例如宋夏之间的“岁币”谈判细节,或者金国早期推行的“汉化”与“女真化”之间的矛盾拉扯,都援引了大量的档案、碑刻甚至外域文献作为佐证。很多我过去在其他书籍中读到的模糊概念,在这里都得到了清晰的、有据可查的阐释。比如,书中对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化分析得尤为透彻,那种宗室与外朝官僚之间的微妙平衡与倾轧,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史料时的审慎态度,他很少给出绝对化的论断,更多的是呈现不同史料之间的矛盾点,引导读者进行批判性思考。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对于研究区域史和民族史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但即便是普通历史爱好者,也能从中汲取到远超想象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