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些人的錶現著實令人吃驚：積三十年心血建設的南開校園，被日本人炮轟，張伯苓顧不上悲痛，繼續著復校為抗戰培養人纔的奔波；費孝通，顧不上日軍的隆隆炮聲，即便住在豬圈上，也在積極思考戰後中國的建設；梁思成，犧牲瞭自己和林徽因的健康，爭分奪秒測量古建築，友人邀他國外避難，他說，我是中國人，死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真沒想到，雨巷詩人，那個滿腦子“丁香一樣的姑娘”的人，戴望舒，那樣的柔心弱骨，居然可以熬住日本人的酷刑；那個寫著“潭柘寺的鍾聲，陶然亭的蟲鳴”的人，鬱達夫，可以在遠離祖國的地方，為支援抗戰與日人周鏇，最終屍骨無存……

海報：

內容簡介

　　《大師的抗戰》是一本記述抗戰期間一批著名知識分子的境遇、選擇和風骨的書。他們基於自己的專業立場，基於自己的文化良知，對國傢、對民族投入瞭實實在在的熱愛與關切。他們的精神，不僅僅是抗戰史的一部分，更是中華民族“士的精神”的傳承，值得每個中國人去感受。文字基於史料，飽蘸情感，鏗鏘有力，有畫麵感、節奏感。

作者簡介

　　陳虹，女，1948年生。著名劇作傢陳白塵之女。身為中文係畢業生，卻於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任教；身為曆史係古典文獻專業的教授，卻不務“正業”，開設起瞭中國近現代文化史、文化抗戰概述、曆史與文學等課程，撰寫齣瞭《日軍炮火下的中國作傢》《日軍炮火下的中國文人》《抗日戰爭中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等專著。現雖已退休，但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仍樂此不疲。

張伯苓　讓侵略者“吃天津蘿蔔也不消化”
梅貽琦　聯大之使命與抗戰相始終
竺可楨　“流亡大學”的校長
張元濟　商務印書館的浴火重生
鄭振鐸　為民效微勞，則亦無悔！
陳寅恪　不願多做一天亡國奴
錢　穆　由“世外人”變成“世內人”
梁思成　戰火中誕生的《中國建築史》
常書鴻　敦煌癡人的堅守
費孝通　緻力解決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問題
陶行知　抗戰中的平民教育
熊佛西　培育抗戰的“戲劇鐵軍”
馬寅初　非常時期經濟的敢言者
梁漱溟　吾曹不齣如蒼生何？/ 1
王蕓生　現在是記者利用筆來殺伐敵人的時候！
曹聚仁　書生有筆曰如刀
鬱達夫　我僅僅是一個作傢嗎？
王禮锡　不是長城缺不瞭我，是我與長城相依為命
豐子愷　用文畫記錄這慘痛的曆史
葉聖陶　同仇敵愾非身外，莫道書生無所施
老　捨　文藝界盡責的小卒
巴　金　在這個時代，戰士是最需要的
張恨水　國如用我何妨死？
戴望舒　“雨巷”詩人的抗戰心路
蕭　紅　被戰爭吞噬的中國纔女
曹靖華　“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
硃生豪　讓我到日本人手下討飯，餓死不從

精彩書摘

　　張伯苓讓侵略者“吃天津蘿蔔也不消化”
　　1937年7月29日的黎明，架設在天津“北支駐屯軍司令部”以及同文書院內的日軍大炮直接對準瞭南開大學的校園，巍峨的木齋圖書館及其他教學設施頓時成為一片廢墟；7月30日的下午，日軍飛機攜帶九二式50韆剋炸彈對準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和南開小學進行大規模的輪番轟炸，校園被夷為平地。
　　——南開中學主任喻傳鑒迴憶：“……四架敵機在中學上空盤鏇不去。忽見一架飛機，翅膀一斜，投下一顆炸彈，轟的一聲，響徹雲霄。刺——刺——刺，接著又是轟轟數聲，啊！敵人投彈瞭……第一批敵機輪番投彈後，過十餘分鍾，第二批又來，每批三四架不等，總先在中學上空繞飛數周，後乃投彈。每一彈下，樓房左右擺動不已，如遭劇烈地震。炸彈爆炸時，又好像天崩地坼，耳為之聾！敵機更番轟炸，達十次數，投下炸彈數十枚。”
　　——南開大學學生慧珠迴憶：“炮彈像生瞭眼睛一樣，老是跟著我們弄‘彆扭’，直嚮我們追逼來，一個個越逼越近……一個炮彈擊中瞭秀山堂的樓頂，轟然一聲，一團團黑煙從樓頂衝齣來，熊熊的火光也跟著冒上來。在我們的眼前，秀山堂的影子逐漸暗淡、模糊、消失瞭！‘完瞭！’我們嘆息。”
　　據不完全統計，在這次的損失當中，大學部被焚毀的教學建築及師生宿捨共37棟，被搶劫與焚燒的中西文圖書及成套的期刊雜誌10餘萬冊，化學係、物理係、算學係、電工係、生物係等係科的實驗設備及儀器標本幾乎被破壞一空，按照當年的貨幣計算，共達663萬多元（法幣）；中學部及小學部被炸毀的樓房共30棟，被焚燒的中外圖書達5萬餘冊，總價值為121萬元（法幣）……
　　當年的南開學校，曾經是何等的壯觀與美麗！——以大學部為例，麵對校門的是一條筆直嚮西的大中路，道路兩旁，高的是依依的垂柳，矮的是蒼翠的扁柏，將整齊的校園劃分成南北兩個部分；路的中段為一泓湖水，呈對稱的啞鈴狀：其南側湖塘的周圍，自東嚮西分彆是名為“麗生園”的植物園、名為“思源堂”的科學館和名為“秀山堂”的教學樓，再往西延伸則是教師宿捨“柏樹村”和女生宿捨“芝琴樓”；其北側的湖畔，坐落著可以容納數百人的木齋圖書館，無論是設計還是規模，均堪稱全國第一流。往西走則是男生宿捨和運動場館，其中有大操場、田徑場、足球場、籃球場、排球場、棒球場、網球場以及該時尚屬罕見的冰球場，可謂是應有盡有……老南開人曾經這樣迴憶道：“水是南開大學校園內的一大特色。整個學校不僅被支河細流所環繞，校內也是小溪縱橫交錯，南北通達，具有水鄉風光。同學們常常雇一隻小船，從校門口放舟而去，聽憑自己的興緻遊蕩，可以到校內任何一個地方。南開的另一美景是花園和蓮池。校門口傳達室左右，是十數畝的桃園；圖書館、科學館附近各有一處花園。蓮池約有四五處，最大的是湖中啞鈴式的南蓮池和北蓮池。小溪、蓮池、花樹、葦塘，伴著紅房、水塔、平頂及圓頂的歐式建築，整個校園寜靜而又秀麗。”當年柳亞子參觀之後，曾欣喜賦詩曰：“汽車飛馳抵南開，水影林光互抱環。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濁世隔塵埃。”
　　……然而，僅僅纔兩天的時間，這座“桃源仙境界”竟變成瞭人間的地獄！被毀掉的不復存在瞭，尚未毀掉的則大搖大擺地駐進瞭日軍第二十七師團的搜索隊、病馬廠（包括病馬血清研究所）、通信隊，以及裝甲車編製的第二中隊。——思源堂成瞭他們的訓練室和庫房，定量分析實驗室成瞭他們的禁閉所，應用化學研究所的辦公室則成瞭他們的廚房；校園內近萬株的樹木被砍伐殆盡，波光粼粼的河流和蓮池被填為平地……更有甚者，原本掛在思源堂西南側的那口由海光寺贈送的大銅鍾，重達一萬多斤，鍾麵刻有《金剛經》的全文，每逢舉行畢業典禮時，均敲鍾以示紀念，有多少名畢業生即鳴響多少下，洪亮的鍾聲遠至十數裏之遙，如今也被強盜們掠奪而去，並製成子彈，用來屠殺中
　　國人！
　　這可是張伯苓30多年來的心血啊！——他白手起傢，他篳路藍縷，他終於創下瞭包括大學（1919年）、中學（1904年）、女中（1923年）、小學（1928年）在內的“南開”基業，終於樹起瞭私立學校中首屈一指的“南開”體係。僅以其中的大學為例，至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它已經擁有瞭3個學院、12個係科和2個研究所，堪稱國內第一流的學府。天津人無不引以驕傲，且謠之曰：“天津衛三樁寶：永利、南開、大公報。”梁啓超亦曾贊嘆道：“假如全國學校悉如南開，則誠中國之大幸。”當今學者陳平原寫下瞭這樣的評語：“如果說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有什麼‘奇跡’的話，那麼，很可能不是國立大學北大、清華的‘得天獨厚’，也不是教會大學燕大、輔仁的‘養尊處優’，而是私立學校南開的迅速崛起。”……然而，這所有的驕傲，所有的自豪，卻於頃刻之間化成灰燼；這全部的心血，全部的辛勞，亦於轉瞬之中付之東流！
　　那天——即南開慘遭毀滅性破壞的那一天，張伯苓因齣席廬山會議而滯留在瞭南京。上蒼似乎憐憫他，沒有讓他親眼目睹這場災難，沒有讓他親身遭受這場浩劫。但噩耗傳來之時，他的心碎瞭，碎得幾乎能夠聽見那一聲爆裂。不知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是怎樣度過那一夜的，隻知第二天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齣的卻是這樣一番擲地有聲的話：
　　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摺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於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掛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
　　這是何等的堅韌，何等的悲壯！張伯苓將其稱作是“南開精神”——“南開，南開，逢‘難’（南）必‘開’！”它的內涵就是百摺不撓，就是至死不渝，就是後來老捨和曹禺在那首寫給張伯苓的亦莊亦諧的詩歌中所稱頌的：“看這股子勁兒，/哼！這真是股子勁兒！/他永不悲觀，永不絕望，/天大的睏難，他不皺眉頭，/而慢條斯理的橫打鼻梁！//就是這股勁兒，/教小日本恨上瞭他。/哼！小鬼兒們說：‘有這個老頭子，/我們吃天津蘿蔔也不消化！’……”
　　……

前言/序言

　　日軍炮火下的中國文人(代序)
　　本書名為《大師的抗戰》，實則記述瞭抗戰期間一批著名知識分子的境遇、選擇和風骨。這些人在一般意義上可以稱為文人，也就是現今詞典上所定義的“會做文章的讀書人”。
　　一
　　那麼，當這些在一些人看來顯得“迂腐”、“懦弱”的文人，與“戰爭”、“炮火”、“空襲”、“轟炸”……這些血淋淋的詞匯聯係在一起時，將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固然，“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在此之中，文人所遭受的災難是最為嚴重的。自身的原因僅僅是一個方麵；文化環境的徹底破壞，則將他們推入瞭死亡的邊緣。
　　圖書館、資料室、齣版社、研究所……，這些大的文化環境已不復存在瞭；他們本身所擁有的書齋及其圖書、資料等等小的文化環境，同樣被毀滅殆盡。戰前，稍有一點名氣的文人，其生活條件還是相當不錯的。一級教授的薪金高達500元左右；作傢的稿酬4—5元/韆字，版稅10%—25%。為此，他們有更多的錢來買書，買資料，不少人因此成瞭“藏書傢”。以清華教授陳寅恪為例，他曾以2000多元購置瞭一套日本人刻印的、足有二三百捲數量的《大藏經》，學生們說：“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均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纔能坐下。”北大教授錢穆也同樣如此，他說：“餘前後五年購書逾五萬冊，當在二十萬捲左右。嘗告友人，一旦學校解聘，餘亦擺一書攤，可不愁生活。”
　　然而，戰爭卻使他們徹底地失去瞭這一切——不僅包括衣食無虞的生活，更包括這些精心收藏的圖書，以及一字一句撰寫齣來的書稿。暨南大學教授曹聚仁的傢被徵作瞭司令部，滿滿一屋子的書報不見瞭蹤影；文獻學傢鄭振鐸的藏書則化為瞭灰燼，他隻能仰望空中的紙灰捶胸嘆息；張元濟的損失更為慘重，由他參與創辦的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均毀於一旦，他說：“工廠、機器、設備都可以重修，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搜集的幾十萬冊書籍，毀於敵人炮火，無從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瞭！”劇作傢熊佛西的書稿被炮火吞噬後，他陷入絕望：“把我的作品毀瞭，無異戕殺我的生命。”
　　更有甚者，由於逃亡，諸多文人不得不成為流亡大軍中的一分子。以高校為例，戰前全國共有108所，戰爭中遭到破壞的91所，被迫停辦的25所，毀滅殆盡的10所。為此，依附於它們的這批文人也不得不隨之嚮大後方轉移。流亡中的種種苦難，固然被及每一位逃難者，但是文人的損失卻要遠遠超過其他人——因為他們還有書，還有資料，還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築學傢梁思成逃離北平前，將他多年來搜集的有關古代建築的照片和資料寄存在天津的一傢英國銀行的地下保險櫃裏，不承想一場大水將他的心血淹沒一空。陳寅恪的損失更為慘重，除瞭清華園中那滿滿一書房的藏書淪入敵手外，他更於長途遷徙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遺失瞭隨身攜帶的各種書籍和資料。平時他有一個習慣，讀書時凡遇到有所得或有所疑者，均提筆標注於書頁周圍的空白處；等全書讀畢，隻需將這些眉批、眉注、眉識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精闢的論文。因此這些資料的遺失，則使他的神經幾乎失常。
　　但是退一萬步講，這些損失畢竟還屬於“看得見”的東西；至於那許許多多“看不見”的災難，則不知該如何計算瞭。——這便是因戰爭而帶來的經濟危機，因經濟危機而帶來的生活貧睏，因生活貧睏而帶來的健康上的損傷。以戰前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350元為例，到瞭1940年隻值13。6元，到瞭1943年則隻閤8。3元瞭。數學大師華羅庚隻能棲身在牛圈的棚頂上，文學大傢硃自清則身披趕馬人的毛氈以禦寒，物理教授吳有訓的皮鞋露齣瞭腳趾頭，著名詩人聞一多不得不掛牌為人刻製圖章；堂堂的國學大師陳寅恪，終因營養不良而導緻雙目失明；著名的戲劇大師洪深，則因生活所迫帶領全傢一起自殺……。然而，對於文人來說，他們的犧牲還不僅僅如此，老捨即說過這樣的話：“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瞭。我不否認，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適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麼能寫齣字字珠璣的東西來呢？”作為一介文人，這樣的損失尤令他們痛不欲生。
　　其實對於這批高智商的“精英”來說，他們並非沒有其他的齣路。當年劇作傢陳白塵即在文章中這樣寫道：“以他們的纔能，如果去投機的話——走官僚的路，也未嘗不可以身居顯要；走市儈的路，也未嘗不可以腰纏百萬。但他們根本就沒那麼想過似的，低著頭繼續著他們為人類服務的工作。”更何況他們還有齣國的機會，這豈不是脫離苦海的最佳選擇？但是梁思成拒絕瞭，他說：“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費孝通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去瞭美國，但他的心緒卻沒有一天平靜：“哪裏是假期，哪裏有休息的閑情，實是一迴磨難。心頭總是沉著一塊丟不掉的石頭：我擔心這地球背麵那四萬萬人的前途。”
　　作為“戰爭災難史”中的主角，這些弱不禁風的文人，遭到瞭比常人更多的損失和苦難，但是他們卻始終堅持著讀書人的操守和民族的氣節。
　　《大公報》的總編輯王蕓生曾經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國人，國傢在這個時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瞭一份。庚子以後的殘破局麵，已在媽媽的懷抱中過去，童孩的腦中沒留下一點印象；我的小辮子是給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變時的火光與槍聲，曾照耀過我的眼睛，震動過我的心；五四運動給我打下一個做人的基礎；五卅運動又使我認識瞭自己的國傢。”——這就是這批文人們的“共性”：他們經曆瞭共同的曆史風雲與滄桑。對於年長一些的人來說，還有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中日海戰、1898年的戊戌變法……。南開校長張伯苓就曾親眼目睹過發生在威海衛的“國幟三易”——1898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瞭屈辱的《中英訂租威海衛專條》，被迫將威海衛、劉公島及其附近的島嶼和陸岸十英裏的範圍租讓給瞭英國。此時作為北洋水師學堂的一名實習生，張伯苓跟隨“通濟艦”前去執行任務。他親眼看到，這個於甲午海戰中被日本強行占據的島嶼，如何先降下日本國旗，重新升起大清國旗，時隔一天之後，又如何再降下大清國旗，改懸英國國旗。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悲憤填胸，深受刺戟。”
　　可以這樣說，是這段特殊的曆史造就瞭這批特殊的文人——憂國情結成為他們共同的印記，愛國情感成為他們共同的底色。作為南開的校長，張伯苓在開學典禮上隻嚮學生問瞭三個問題：“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麼？”“你願中國好麼？”作為著名的學者，錢穆告訴自己的老師：“學生自讀書懂事以來，就深知要愛國愛民族，愛國素不後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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