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主要是对作者罗庆春“双语书写”经历和“第二母语”、“文化混血”、“濒危语种写作”等理论实践的一次较系统的介绍，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特别是多民族汉语诗歌创作的理论研究与美学阐释为主，同时兼顾对少数民族汉语小说、散文、戏剧等创作的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讨论多民族文学创作的理论与批评，下篇对各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附录部分收录四篇评论家对本人双语创作及“双语诗学”实践的研究论文。全书旨在呈现本人从事彝汉双语文学创作和多民族文学理论探讨过程中长期坚持践行的“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之美学精神和生命历程

作者简介

　　罗庆春（1964-），彝名：阿库乌雾，彝族，彝汉双语诗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家，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教授。在国内外出版多部诗集和文学评论集：诗集《冬天的河流》（1994年，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诗集）、《走出巫界》（1995年）、《虎迹》（1998年，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散文诗集）、《阿库乌雾诗歌选》（2004年）、《密西西比河的倾诉》（2008年）、《神巫的祝咒》（2009年）、少数民族文学评论集《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2001年），主编《彝脉：自我表述与表述自我》（2011年）、《彝脉：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2011年）、《彝脉：玛牧热尔》（2011年）等著作。2006年在美国出版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对照版诗集TigerTraces。他的诗歌翻译作品发表于美国及日本的多种文学期刊或文集。

上篇：理论与批评
转型中的构型
――论中国多民族文学批评的当代转向
历史使命与文化尊严
――中国当代多民族母语文学发展论
“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
“艺术宗教”：中国当代多民族先锋诗歌的文化精神
跨文明叙事：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新启示
用母语与当代世界文坛对话――彝族当代母语文学创作与传播思考
穿越母语：论彝族V1头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深层影响
“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语言艺术论
母语的光辉——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概述
口头传统与中国当代多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以彝族为例
彝脉涌流
移民情怀与钢铁家园的审美交汇――试论攀枝花诗群的崛起与困惑

下篇：对话与阐释
卓有成效的系统创新――徐其超教授文学研究述要
生命漠原上一株不老的通天树――读著名诗人安谧新诗集《通天树》
高致而淡远：禅意与情思的美妙同构――试论鄢家发诗歌的艺术旨趣
“会飞的蚕”：冲出历史网茧的诗歌精灵――木斧论
流着泪记下的微笑――蒙古族女作家席慕蓉及其《写给幸福》解读
图腾美学与生命哲学的诗化实践――南永前图腾诗集《圆融》论
诗意人生与诗化哲学的同谋――栗原小荻论
雄鹰与太阳的歌者――吉狄马加诗歌论
逃亡者的“左轮”――吉木狼格诗集《静悄悄的左轮》艺术文化解析
感恩乡土――论霁虹诗歌的乡土文化精神
穿越于汉语和母语之间的诗歌天使――彝族青年女诗人鲁娟诗歌艺术研究
以诗歌的方式呼吸――彝族青年诗人王国清诗歌语言意象解析
……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
　　一、此岸：本民族宗教意识的重新觉醒与民族宗教精神的诗美再现
　　在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之前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完全可以归纳入这样一个总称之下，即感恩文学。换言之，在这近三十年的历史中，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各民族作家诗人都在倾尽全部激情和才华，抒写各民族人民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挣脱旧的社会制度、精神枷锁，欢欣鼓舞步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抒写各族人民怎样同心同德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园的热潮，以及从心底感谢共产党、感谢新中国带来的幸福生活的感恩戴德之情。可以这样说，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几乎没能有意识地触及到本民族的宗教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层面，而是过多地沉醉于时代文化的表层应和与表层阐扬之中。诚然，作为各民族文学创作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诗歌创作，也必然服从于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总体要求和时代倾向，很少有将本民族宗教精神、民族艺术传统、民族文化特质与时代文化精神有机结合和深层思考的诗歌实践。这一缺憾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特别是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制约，诗人不能自觉展示本民族传统宗教和人文精神的原始美质；二是受个人文化素质、艺术视野、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约束，无法去完成这一民族宗教意识的深层觉悟与民族精神的艺术再现的伟大使命。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革、历史的发展，艺术创造的深层要求不是谁能够加以简单抹杀和茫昧无视的。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学有了空前开拓性的发展，多民族诗歌创作虽然并未完全摆脱过去那种直抒胸臆、歌功颂德、应和时政、空洞说教的“俗套”，但也开始了逐步朝着回归诗歌艺术本体，回归本民族历史文化深度要求的方向推进，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思想比较敏锐、视野比较开阔、意识比较超前的民族青年诗人，在受当时文化反思思潮和寻根热潮的影响下，逐渐能更自觉、更明确地将自己的诗学实践和艺术审美指向转入重新审视在新的时代历史多重辐射下的本民族文化，转入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传统，重新发掘本民族宗教精神，在更加深广的意义上完成本民族语言艺术发展所必要的双向接轨：一方面，在新的时代意义上重新与早已偏离的民族语言艺术传统接轨；另一方面，在顺应历史变革和文化传承的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必须完成与时代艺术文化发展总趋势接轨。只有完成了这一双向接轨的使命，多民族诗歌（文学）创作才算真正地走上了自身发展的正途。可以这样说，新中国成立直至新时期近三十年的多民族诗歌（文学）创作，正同中国文学创作整体一样，是一个畸形发展期。告别这一畸形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涌现的多民族先锋诗人们的诗歌创作特质有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诗美原则上由原来的重为大众（人民）抒情转向重为自我抒情；由原来的重国家意志的表层应和转向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层反思；其次，思维模式上由原来的单向思维和二元判断模式转向对艺术形式的尊重和变构的努力。经过这一系列的转向的努力，各民族先锋诗人们正逐步将诗歌由“纯粹”的“抒情工具”转变为灵魂的同构物和-精神存在、精神书写的最终形式。由此，对本民族宗教意识的艺术觉醒和民族宗教精神的现代思索与诗美再现，便成为这些多民族先锋诗人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最崇高的艺术精神宗旨。限于篇幅，本文只好略去这方面的大量的诗美实践和本文解读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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