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北美开创者之一赫伯特·席勒的学术传记。从形成席勒政治经济学思路的成长经历入手，并以席勒主要著述的历史脉络为框架——从军事-工业联合体到思想管理、文化帝国主义、信息资本主义和文化产业——勾勒出席勒学术思想的变迁。
2.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席勒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等批判的锋芒并未减损，反而更显其力度。本书是全面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泰斗赫伯特·席勒整体著述的专著。

内容简介

赫伯特·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北美先驱，以其思想的开创性、深刻程度与影响力而独树一帜。从20世纪60年代起，席勒就打破了美国传播学界对美国帝国主义和美国“冷战”时期信息政策的沉默，挑战了私营企业对作为公共产品的信息供给的商业化图谋，揭示了有助形成市场导向的信息经济的美国政府政策，并揭下了信息时代曼妙幻境的神秘面纱。席勒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刻洞见，成了全球各地抵抗美利坚帝国和跨国媒体企业权力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其成果丰硕的学术生涯中，席勒持续对两个主要趋势敲响警钟：在国内，私营企业对美国公共空间与公共机构的接管；在国外，美国企业对当地文化生活的支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迈克斯韦尔教授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将席勒的重要文献与其生平相结合，细致梳理了席勒思想发展的脉络，呈现了席勒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历史的有机联系，并阐明了在当下的世界体系中席勒的思想何以依旧发出铿锵回响。
《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可作为新闻媒体从业者、新闻传播学人和学生以及关注社会思潮的读者的必读书目。

作者简介

作者理查德·迈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北美批判传播学新锐，博士，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教授。著有《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Herbert Schiller）、《全球好莱坞》（Global Hollywood，与人合著）、《绿化媒体》（Greening the Media，与人合著）等，编有《媒体与生态危机》（Media and Ecological Crisis，与人合编）、《劳动与媒体手册》（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等。
译者张志华，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纽约城市大学访问学者。关注传播正义、全球南方传播实践。专著《南方的声音：全球视野下的拉美传播》即将出版。

精彩书评

这本书是一则有关一名美国批判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思想的故事，它更是一则有关批判传播学术的代际薪传和中美间承传的故事。
——赵月枝（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赫伯特·席勒是20世纪最杰出的媒介批判知识分子。……这部著作精彩纷呈又通俗易懂，它为我们呈现了为何席勒思想的重要性持续存在，以及在世界历史的关键节点我们可以如何应用它。
——托比·米勒（Toby Miller，英国卡迪夫大学、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教授）

不论你想要认识席勒或是想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本书都是必读书目。本书对席勒的思想做了简明又精彩的总揽。
——《全球媒体与传播》期刊（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中译本序（赵月枝）1
中文版序（理查德·迈克斯韦尔）5

序8
致谢14

绪言：阅读席勒16
第一章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批评者25
第二章军事—工业—传播—娱乐联合体49
第三章思想管理与信息劳工的形成64
第四章文化帝国主义与本国传播—文化政策之局限85
第五章 “信息时代”的骗局与矛盾111
第六章被收编的文化130
结语：什么样的社会？146

赫伯特·席勒出版物（1955—2000年）170
译后记184

精彩书摘

绪言：阅读席勒

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席勒的思想是如何有助于他在批判媒体研究领域内形成别具一格又铿锵有力的话语的。贯穿其学术生涯，席勒将他所做的媒体与传播研究看成是历史研究——阐明传播在帝国般的“美国世纪”中的集中化；评价军事—工业联合体对信息业不断扩增的圈占，而后者对协商民主至关重要；记录社会动荡和社会变动的形势，它们促使统治集团更为严厉地控制意识塑造和文化表达的资源；揭示美利坚帝国主义的文化—传播状况；解构对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大肆宣扬，指出它们反过来是如何被军事和商业利益集团所虎视、开发和挪用的；了解为建立新的国际信息秩序而制定的一国（national，本国）传播—文化政策之目标与矛盾。所有这些努力都“一以贯之地致力于将传播研究置于更宽广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如果传播学者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席勒觉得那会是令人愉悦的巧合，但是，正如他对主流传播研究领域及其“帝国的理论家们”的批评，鉴于后者对学科规范的关切甚于一切，席勒认为上述一致性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媒体研究领域，席勒最为人知的是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有多种定义，文森特·莫斯可建议，大体上我们可将政治经济学看成是“对不同社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权力关系，它们共同构建了对资源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莫斯可按地域划分了传播研究的这一分支，并将席勒归为其中“北美”一派的代表性人物。莫斯可认为，席勒和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可以说是该地区对该领域影响最深的两个人，并且其影响波及世界各地”。斯迈思在20世纪40年代创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门大学课程，并将研究聚焦于传播如何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经济的与文化的）价值创造过程。与此相对，资源分配则是席勒的一个关注点，他研究信息―传播资源的分配如何历史性地有助于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间的分化。这一特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关注的是，潜藏于媒体讯息和传播技术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结构之下的阶级体系，这一路径也确立了席勒的声望——分析统治集团如何使用并滥用信息和传播资源以维护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权位的重要分析家。莫斯可还概括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其他总体特征，如关注国家的作用、社会变迁、整体分析、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参与，这些特征也是席勒著述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北美”政治经济学家并不能完全体现席勒对其自身地域身份认同的理解。他被来自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欧洲的研究者和研究所深深吸引，这一点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写作，也许与他美国同胞的著述相比更是如此。尽管席勒以美国的本土语言写作，但其著述不论在精神上还是所探讨议题之范畴上，很明显都是国际主义的。席勒不仅促使“在国际范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促使国际主义至今仍是批判传播研究的核心。
除了上述对媒介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贡献，树立赫伯特·席勒在传播研究领域显著地位的另一重要知识分子特性是，在其著述和公共演讲中席勒有意识地将普通的读者和听众视为传达对象。席勒有一种令人钦佩的能力，他能用一种几乎人人都能明白的语言清晰地提出问题，并给出具有启示性的解释。这个才能是他成为教学效果显著的教师之关键，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成为最重要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使媒介与信息研究领域为公众所知。早在其学术预备期席勒就已拿定主意，他的研究要跟人民的生活相关，而不仅仅是学术圈子。他说，

在学术研究之外，有工作日，有生活经验，有日复一日的生活……有人们真实的艰难困苦。成就的获得不只是起床去做一场不错的小报告，会很受一些人的欢迎，这些人经受过你正被迫经受的过程，这对他们能有所启发，但是却将公众的理解排除在外。对我来说这却是相当重要的。

为磨炼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技能，席勒在20世纪50年代做过激进的新闻记者，其后，他始终对政治新闻报道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在《国家》杂志（The Nation）和《世界报·外交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上发表大量文章，还不包括其他期刊。从很多方面来看，他的新闻从业经验帮他形成了后来在其重要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事实上，有不少文章经扩展后成了著述的章节。这种通俗易懂的特点扩大了席勒在学生、年轻教员以及具有进步思想的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令他成为“一名行动主义型学者的楷模”。
然而，席勒的公共知识分子风格不仅在于词汇与句法的通俗易懂，席勒的写作和演讲也因隐含着对读者和观众的想像而别具一格。当面向想获取更多有关传播与信息业对其日常生活之相关性的知识的人群演说时，席勒也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的演说对象就是（或者能够变成）积极参与当前的政治生活、参与协商民主过程，甚至有可能参与社会变迁的人们。“我研究的主题”，他说，“不是狭小的学术争论”。作为一名行动主义型学者，他的研究聚焦于在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长期变化过程中，媒体的历史重要性。由此，他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宽泛意义上的行动主义型公民（activist�瞔itizen）的利益相联结的话语，而不是与传播研究领域内更狭小的学术利益相联结，不论后者对政治的思考有多深刻。除了对其读者的一般态度之外，我们还将看到通过诸如传播与外交政策、知识与媒体劳动、非支配性的本国传播政策，或者抗击商业势力对文化和信息的接管等议题，他在书中如何表达更为具体的读者的利益。
…………

前言/序言

中译本序

赵月枝

能为这部书写序，我非常高兴。实际上，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重要的话可以为这部本来已经十分引人入胜的著作增彩添色，而是因为我把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当作是让别人替我完成了一桩多年前我自己未能完成、而且也早就不可能完成的心愿：让赫伯特·席勒访问中国。
我有幸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读书和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期间，先后有机会结识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先驱——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斯迈思由于冷战压迫离开美国，回加拿大任教，并于20世纪70年代初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度到中国做研究，在自己的著作中就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而生活在美国的赫伯特·席勒，虽然应邀到台湾地区讲过学，但在有生之年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大陆。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前，他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中国传播学界前呼后拥接纳来访的美国传播学者是他的论敌——反共先锋施拉姆。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的访问作为中国主流传播学的“史前史”被遗忘和边缘化了，施拉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访华则是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中被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事件，而赫伯特·席勒，这位美利坚帝国的批判者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先驱，始终没有到中国大陆访学的机会。除了个人的偶然因素，从某种角度讲，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
赫伯特·席勒的理论兴趣与斯迈思的有所不同，他在自己的论著中没有太多涉及中国。但是，作为一名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批判传播学者，席勒对中国应该说也是一直有兴趣的。这不仅仅体现在他与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中国的各种讨论中，而且体现在他的剪报档案中。赫伯特·席勒辞世后，他的儿子丹·席勒在整理他的学术资料时，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了的1977年《纽约时报》的整版剪报，那是可口可乐用有关中国的冷战式刻板印象为自己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做的广告。丹·席勒问我要不要这份剪报，我如获至宝般地接受了，并把它当作自己在北美的剪报集锦的开篇之作。后来，这张剪报，连同其他类似的几张被我装裱起来，成了办公室墙上的装饰。
记得在1998年初的一次谈话中，当我问及赫伯特·席勒有无访问中国的心愿时，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也答应帮他牵线搭桥。但是，在当时，一方面，我自己在中国国内的学术联系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他总是那么精神矍铄，以至于我没有考虑到他实际上已年迈这一事实，所以没有及时行动。没想到，2000年初，他就与世长辞了。这成了我的遗憾。
今天，我们拥抱过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我们当过了施拉姆的好学生，把大众传播当作促进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和宣扬可口可乐所代表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工具，我们终于使中国在“中美国”的构架内成了经济上的“二号”大国。而且，中国赶超赫伯特·席勒所生活过和批判过的“头号国家”——美国——的目标好像也已经可望和可及。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再来系统地、不先入为主地、不带反共偏见地引介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正逢其时。如果说当年中国传播学界拥抱施拉姆包含着某种历史必然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系统研究与发展赫伯特·席勒和他所参与开拓的批判传播学，更体现了历史辩证法演绎的必然逻辑。
尽管中国在牺牲底层民众福利和环境，以便在“中美国”的经济结构内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对外战争机器买单，而美国主导势力却继续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并通过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和扶持各种中外依附性势力企图遏制中国，甚至“扳倒中国”，
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所谓的“中国问题”。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竞争对手的美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
然而，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对今天的中国还有更重要的警示意义。当下，中国正在举国上下做“中国梦”。这其中，不乏有人对官方有关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宣称不是心怀敌意就是不以为然，情愿中国继续在“中美国”的世界秩序中通过利益输送和牺牲底层民众利益来结美国统治阶级之欢心，更有人妄想把这个梦做成中国取美国而代之，成为下一个世界霸主的“大国梦”。在这样的语境下，席勒对美帝国从内到外的鞭辟入里的批判，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副非常及时的清醒剂：这样对外实行强权和对内制造不平等的“头号国家”，中国模仿不了，也不应该模仿。
值得高兴的是，在过去几年中，已有两家国内出版社联系过我，希望我出面主编赫伯特·席勒著作中译本丛书。我也积极响应，多次与席勒家人联系版权事宜。可惜，事情没有我想像的简单。当年，赫伯特·席勒就《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在美国找正式出版社困难重重；后来，他的大部分著作的出版事宜委托给了一位出版代理。这些著作的版权归属问题现在
也没有厘清，而年迈的席勒夫人既无力也不愿顾及此事。因此，出版赫伯特·席勒著作中译本丛书的计划至今未能实现。可以说，正是席勒一生所批判知识的商品化和私有化的问题，成了广泛地在中国翻译出版他原著的主要障碍。
这样，翻译出版这部由赫伯特·席勒的学生、纽约城市大学知名教授、北美批判传播学新锐学者理查德·迈克斯韦尔所倾心写成的赫伯特·席勒学术评传就更及时、更重要和更迫切了。迈克斯韦尔是当年听过赫伯特·席勒课程的本科生，而不是我们理所当然想像的他的博士毕业生。但有机会邀请过赫伯特·席勒给我的本科生课堂做客座演讲并体验他那充满激情、智慧和学术火花的讲课，我可以想像，他当年是如何吸引了年轻的迈克斯韦尔，并使后者走上了批判传播这一充满挑战的学术道路的。在这部著作里，迈克斯韦尔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赫伯特·席勒般的深刻学术洞见，分析了他的启蒙导师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其中最精彩和对中国有志于批判学术的年轻学者最有启发意义的部分之一，当是他对赫伯特·席勒著作中隐含的批判学术方法论的总结、概括、提炼和阐发。我相信，正是对这种方法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使迈克斯韦尔本人成为当下美国批判传播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在这部著作面前，我没有必要讨论赫伯特·席勒的学术思想，但我还是希望结合自己对他的认知略说一二。第一，他在冷战语境下追求批判学术的勇气和他的思想在传播学领域的开创性的意义。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我们决定将这部书的书名定为《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
正是他那声如洪钟的基调性音符和见山开路的标杆性立场，使后人能在他所拓宽的学术地带从事更细腻和更深入的批判学术工作。第二，席勒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坚持和执着。为了在冷战语境中生存，他曾不得不用笔名发表有关同情和支持劳工的文章；因为他的批判立场，他在大学里受到挤压和各种不公正对待；也因为他的异见挑战了主导意识形态和别人的学术话语霸权，他一直被污名化。然而，他一如既往，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在得到极少研究资助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工作，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到他去世前的几天，当我去看望他，给他读完报上的一篇文章后，他还不让护士把那份报纸收走，好像他还没有完成剪报一样！
我十分感谢本书的译者、中国传媒大学的同事兼博士生张志华。他在职读博，还被任命为我在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职位的工作助手，并自学法语和西班牙语，工作和学习任务非常繁重。但是，当我问他有无兴趣翻译此书时，他欣然同意了。我更高兴的是，经我推荐，志华有机会到纽约，师从迈克斯韦尔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从而能当面与迈克斯韦尔商榷翻译中碰到的问题。我看过志华的部分译稿，发现他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工作十分细致，对一些内容的翻译反复推敲。我为有志华这样的能把翻译当作重要的学术奠基工作的年轻学者而感到欣慰。
这本书是一则有关一名美国批判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思想的故事，它更是一则有关批判传播学术的代际薪传和中美间承传的故事。我为自己有缘认识本书的主人翁、本书的作者和本书的译者而感到荣幸，我更为能把此书作为本书系中的第一部译著推荐给读者而感到高兴。
是为序。

2014年6月29—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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