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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萬曆十五年》自齣版後即成為一本長銷不衰的經典曆史著作。書名雖為萬曆十五年,然而其內容卻俯瞰瞭整個明朝的興衰,並且告訴我們與以往曆史書中不同的海瑞、張居正……讀黃仁宇的書,你會深刻體會“曆史給人以智慧”!
《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黃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專著。1587年,在西歐曆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齣動徵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明朝發生瞭若乾為曆史學傢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錶麵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曆史的重點。其著作主旨在書中末段看齣:“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傢,各人行動全憑儒傢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製,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製。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內容簡介
明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曆史上原本是極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該年前後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瞭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麵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涉取的經驗和教訓。作者黃仁宇以其“大曆史”觀而聞名於世,《黃仁宇作品係列:萬曆十五年》中這一觀念初露頭角,“敘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黃仁宇作品係列:萬曆十五年》自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齣版以來,好評如潮,在學術界和文化界有廣泛的影響。
《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麵形態。有瞭這樣一個曆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瞭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曆史的機緣。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係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後赴美攻讀曆史,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傢
參考書目
附錄一
附錄二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曆史觀
精彩書摘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乾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鞦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隻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曆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萬曆十五年》題作書名來寫這樣一本專著呢?
1587年,在西歐曆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齣動徵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瞭若乾為曆史學傢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錶麵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問關係因果,恰為曆史的重點。
由於錶麵看來是末端小節,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
這一年陽曆的3月2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逾一裏有半,抵達時喘息未定j也就顧不得再在外錶上細加整飾瞭。
站在大明門前守衛的禁衛軍,事先也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裝的官員來臨,也就以為確係舉行大典,因而未加詢問。進大明門即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門午門之前氣氛平靜,城樓上下也無朝會的跡象,既無幾案,站隊點名的禦史和禦前侍衛“大漢將軍”也不見蹤影,不免心中揣測,互相詢問:所謂午朝是否訛傳?
近侍宦官宣布瞭確切消息,皇帝陛下並未召集午朝,官員們也就相繼退散。驚魂既定,這空穴來風的午朝事件不免成為交談議論的話題:這謠傳從何而來,全體官員數以韆計而均受騙上當,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對於這一頗帶戲劇性的事件,萬曆皇帝本來大可付諸一笑。但一經考慮到此事有損朝廷體統,他就決定不能等閑視之。就在官員們交談議論之際,一道聖旨已由執掌文書的宦官傳到內閣,大意是:今日午間之事,實與禮部及鴻臚寺職責攸關。禮部掌擬具儀注,鴻臚寺掌領督演習。該二衙門明知午朝大典已經多年未曾舉行,決無在儀注未備之時,倉卒傳喚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門既已以訛傳誤,該二衙門自當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係玩忽職守,著從尚書、寺卿以下官員各罰俸兩月,並仍須查明究係何人首先訛傳具奏。
禮部的調查毫無結果,於是隻能迴奏:當時眾口相傳,首先訛傳者無法查明。為瞭使這些昏昏然的官員知所儆戒,皇帝把罰俸的範圍由禮部、鴻臚寺擴大到瞭全部在京供職的官員。
……
前言/序言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齣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齣於嚮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曆史係讀書,選定瞭“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瞭5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製度有瞭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瞭解決自己的睏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書。當時正值颱北影印齣版瞭《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隻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瞭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曆時7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齣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乾方麵形成瞭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瞭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汙百齣,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緻百姓貧睏,則與事實有所齣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占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占農村收入的9%,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1~5%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占收入的50%。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摺閤約銀2000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傢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傢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隻是鼓勵瞭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裏額外加徵。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曆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硃元璋。下麵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硃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傢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乾稅民,和金吾衛的五韆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硃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隻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産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閤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産技術。西歐各國在14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嚮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製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瀋榜聲稱,他每年要嚮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齣白銀2000兩。與此相似,全國布滿瞭這短距離的補給綫,此來彼往,側麵收受,既無架構,而提齣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緻發生瞭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曆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嚮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 Naturle of Chinese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錶。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嚮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係統。即馬剋思在《資本論》第二捲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製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纍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瞭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纔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製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纍。
明代張瀚②所著的《鬆窗夢語》中,記載瞭他的傢庭以機杼起傢。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雲雲,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傢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傢的眼光齣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緻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纔鄉試中式。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韆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製,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曆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采取瞭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硃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禦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麵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綖,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製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曆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傢有齣入之處。例如萬曆皇帝,曆來均以為昏庸,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因為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産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瞭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嚮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16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瀋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徵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麵,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瞭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曆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徵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裏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卻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癥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齣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藉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曆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瞭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麵,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乾啓示。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麵形態。有瞭這樣一個曆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瞭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曆史的機緣。
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彆,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30年,很少閱讀中文和使用中文寫作的機會,而30年來的祖國語言又有瞭不少發展,隔膜更多。幸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瀋玉成先生將中文稿仔細閱讀一過,作瞭文字上的潤色,又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璿琮先生關注,經常就各種技術問題與筆者書函磋商。所以,本書與讀者見麵時,文字方麵已較原稿流暢遠甚。其有創意遣辭方麵根本性的不妥,當然仍應由筆者負責。又,廖沫沙兄為筆者年輕時的患難之交,濛他在百忙中揮翰題簽,為本書生色不少。謹此一並緻衷心的謝意。
黃仁宇
1981年1月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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