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孔庙从祀与乡约》论文十三篇,分为两组。前八篇研讨的孔庙从祀问题,其实质是明代衡量学术的原则和标准,由此可见朝廷、以及当时的一般意见对于道学和个别人物(如王阳明)的看法。后五篇论乡约,有两篇通论和三个具体个案。在明代地方社会的治理中,宗族和乡绅起过重要的作用,士人在乡里主导的风俗教化与官方主导的相对严酷的里甲、保甲制度,彼此能够替换、互补,这是乡约制度在当时渐趋流行的原因。
作者简介
朱鸿林,毕业于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史学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所,1984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东亚学博士学位。历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员等。现为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香港孔子学院院长等。
目录
总序 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 元儒熊禾的传记问题 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问题及其从祀孔庙议案 元儒吴澄从祀孔庙的历程与时代意涵 《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 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 国家与礼仪:元明二代祀孔典礼的仪节变化 中国近世乡约的性质、有效性及其现代意义略论 二十世纪的明清乡约研究 明代中期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山西、河南地区所行乡约之例 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 附:《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书后 20世纪初越南北宁省的村社俗例 文章出处
精彩书摘
其一是说礼部尚书沈鲤是在听闻内阁上疏支持并祀王守仁、陈献章和胡居仁之后,才急忙上偏袒独祀胡居仁的奏疏以阻挠内阁主张。其二是说沈鲤后来在自刻的奏疏集中,却没有收入这篇在沈德符看来是导致阁部互相猜疑的会议奏疏。沈德符这里所说,是不认同沈鲤之所为的。他的疑问言下之意则是,沈鲤后来也对自己当时所说不满,或者恐怕给批评者留下攻击的把柄,所以才在自选集中不载该疏。我们考察了相关的文献,发现沈德符的前一说其实是错误的,后一说则能引发对问题深处的追究。
事情其实是沈鲤先上疏,内阁申时行不以为然,然后上疏反对,并且争取到神宗的同意。沈鲤的《议孔庙从祀疏》开头便说:“谨遵奉明旨,于本月(十一月)十五日,会同九卿、科道、儒臣,齐赴阙下,裒集众论,较量其间。”《万历起居注》记载,是月十八日庚寅大学士申时行等所题的奏疏内,已经明说:“今该部复议,乃请独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窃以为未尽也。”可见阁疏是因部疏而上的。事实的情形和沈德符说的恰好相反。从当时高层的决策过程来看,事情也不应像沈德符所说的。奏疏,皇帝可命内阁拟旨回答,内阁在一般情形之下,正是可以先看到部疏的。相反,阁臣上疏的内容,在皇帝未批答之前,部臣是看不到的。申时行当时作的正是直达天听,扭转形势之事。实情是申时行反对沈鲤的会议报告,不是沈鲤怀疑申时行作梗而上疏遏止。沈鲤认为部议不受尊重而对申时行有猜疑,这是可信的,但他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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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孔庙从祀与乡约》一书,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中两个至关重要的文化符号——孔庙从祀制度和乡约制度,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结构、伦理道德、文化传承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并非对这两个制度的简单罗列,而是试图勾勒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展现它们如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演变、融合,并最终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 第一部分:孔庙从祀的缘起、发展与象征意义 本书首先追溯了孔庙从祀制度的起源。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在汉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孔子的尊崇,最初体现在官方的祭祀活动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尊崇逐渐延伸至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纪念性建筑——孔庙的修建。孔庙的建立,不仅是物质上的纪念,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象征。它代表了对知识、道德和秩序的推崇,成为儒家思想的象征性载体。 本书详细考察了孔庙从祀的制度化过程。从最初的“从祀”概念,到后来的“十哲”、“七十二贤”等明确的从祀名单的确立,再到不同时期因政治、社会因素导致的从祀人员的增减变动,本书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这其中,朝廷的政治意图、地方官员的积极性、以及民间对孔子的崇拜程度,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程朱理学的兴起使得对孔子的尊崇达到了新的高度,也直接影响了孔庙从祀的范围和规格。 此外,本书深入探讨了孔庙作为一种文化空间和礼仪场所的象征意义。孔庙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推崇的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孔庙中举行的祭孔大典,是国家最高层级的文化仪式,其庄重肃穆的氛围,旨在唤起人们对先贤的敬仰,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本书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展现了不同朝代祭孔仪式的细节,以及这些仪式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和哲学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庙从祀制度,是以一种可视化的、制度化的方式,将儒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 第二部分:乡约的产生、演变及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功能 与孔庙在国家层面的象征意义相呼应,乡约则是在基层社会,特别是乡村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书详细阐述了乡约的产生背景。在古代中国,由于中央集权的局限性和信息传递的效率低下,乡村社会的治理往往需要一种更为灵活、更具弹性的机制。乡约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官方治理的不足,通过乡贤的倡导和约束,来规范村民的行为,维护乡村秩序,促进乡里和睦。 本书追溯了乡约的演变过程。从早期的乡约雏形,到朱熹《家礼》中的“乡约”条目,再到明清时期更为普遍和系统化的乡约,本书展现了乡约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和内容。乡约的制定,通常由地方上有声望的乡贤、士绅或官员牵头,其内容广泛,涵盖了生产劳动、道德教化、纠纷调解、慈善互助、丧葬礼仪等方方面面。这些规定,既有对良好品德的倡导,也有对不良行为的警示,力求将儒家伦理道德渗透到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书着重分析了乡约在乡村社会中的多元功能。首先,它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教化工具。通过对乡约条文的宣讲和学习,村民们被引导去遵循“孝、悌、忠、信”等儒家传统美德,形成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念。其次,乡约承担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在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或司法机构深入乡村的情况下,乡约成为了化解矛盾、调解纠纷的重要平台,有效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发生。再次,乡约促进了乡村的互助与合作。许多乡约都包含了关于集体劳动、救助贫困、兴办教育等内容,增强了乡村共同体的凝聚力。最后,乡约也成为乡贤发挥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他们通过制定和执行乡约,巩固了自身在乡村的地位,并以此来维护区域内的稳定和繁荣。 第三部分:孔庙从祀与乡约的互动与融合 本书的核心贡献在于,它不再将孔庙从祀与乡约割裂开来,而是深入挖掘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肌理。本书认为,孔庙从祀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层面的文化象征,为乡约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精神源泉。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正是乡约制定者最根本的价值遵循。通过对孔子的崇拜,社会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得以强化,从而为乡约在基层的推行提供了文化土壤。 同时,乡约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基层社会实践,又将孔庙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具体化,并使其在现实生活中落地生根。乡约通过对村民日常行为的规范,将抽象的儒家道德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准则。例如,乡约中关于孝道的规定,是对孔子“孝”的思想的具体化;乡约中关于邻里互助的条款,是对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实践。可以说,乡约是孔子思想在基层社会最生动的诠释和最广泛的传播途径。 本书进一步探讨了这种互动融合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在孔庙从祀的宏大叙事和乡约的基层实践的双重作用下,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和传承。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社会关系、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这种影响体现在,对家族的忠诚、对长辈的尊敬、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个人品德的追求,都成为了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 第四部分:孔庙从祀与乡约的变迁与反思 本书并未止步于对历史的描述,而是对孔庙从祀与乡约在近代以来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孔庙祭祀活动和乡约制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思想的涌入、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多样化,都使得这些传统符号的意义和功能发生了变化。 本书探讨了近代以来,孔庙从祀所面临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其意义的重塑。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其带有封建迷信色彩,阻碍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重新审视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并试图将其融入现代文明之中。同时,乡约制度也因为其“人治”的色彩,以及可能存在的滥用和排他性,在现代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的背景下逐渐式微。 然而,本书也强调,对这些传统符号的简单否定是不够的。在反思其局限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深刻智慧。本书认为,孔庙从祀所代表的对精神、道德和文化的尊崇,以及乡约所蕴含的基层自治、乡里互助和道德约束的精神,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何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这些传统文化基因融入现代社会,是本书留给读者的深刻思考。 结论: 《孔庙从祀与乡约》一书,通过对这两个重要制度的系统性梳理、深入性分析和多角度解读,为读者勾勒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治理模式。它不仅揭示了这两个制度的独立价值,更重要的是阐释了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特质。本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分析精辟,不仅为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能够帮助广大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对当下社会的启示。它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精神脉络和文化基因的深度探索之作。
这本书最让我产生共鸣的地方,在于它对“地方性知识”的珍视。我们当代社会,对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管理模式习以为常,却常常忽略了社区层面那种基于长期互动和共同记忆所形成的非正式规范的力量。作者通过对祭祀组织、乡间议事等微观机制的剖析,清晰地展示了古代地方社会是如何在“有边界的自由”中维持其独特形态的。这种对“在地性”的深刻挖掘,使得原本遥远的历史场景变得可感、可触。它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的细致记录。读完此书,我不再仅仅把古代社会看作是一个被中央集权所塑造的平面,而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自我调节机制的复杂有机体。对于任何对中国社会治理传统有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提供了极为宝贵且精到的参照系,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社会秩序,往往根植于那些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又至关重要的日常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