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語言論: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原理和研究方法》是國傢“九五”齣版規劃項目,同時又是國傢教委“九五”規劃項目。成果於1988年1月齣版。此書的宗旨是以漢語的研究為基礎,吸收西方語言學的理論精神,闡釋漢語的結構規律,為語言理論研究開拓一條新的途徑。
目錄
自序
緒論:西學東漸和中國的語言學
第一編 一般原理
第一章 語言是現實的編碼體係
第二章 語言的結構原理
第三章 印歐係語言的結構原理
第四章 漢語的結構原理
第二編 音韻
第一章 聲母和聲母係統
第二章 音係的結構原理和元音係統的演變
第三章 韻尾的變化和陰陽對轉
第四章 聲調的性質、起源和發展
第三編 字和漢語的構辭法
第一章 字和漢語的理據性編碼機製
第二章 字族和漢語的語義結構
第三章 結構的不平衡性和單字結構格局的解體
第四章 核心字和漢語的語義構辭法
第五章 音義的相互轉化和變音構辭法
第四編 語義句法
第一章 字和漢語的語義句法
第二章 語義範疇
第三章 字塊和它的標記
第四章 字塊和語序
第五章 有定性範疇和語法結構
引用書目
新版後記
精彩書摘
二 音義結閤的理據性和漢語的編碼機製
1.1.2.1 和希臘一羅馬傳統的約定說與規定說的爭論相似,早期的漢語研究也有“名”、“實”關係的爭論,不過情況不同於希臘一羅馬傳統。
中國古代的哲學傢大多是規定論者。關於“名”與“實”的關係,老子就已有明確的規定性的論述,認為“名”生於“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二十一章)這段話的大體意思是:在虛無飄渺、恍惚不定的“道”中已可隱約地看到真實事物的形象,已存在著名稱的精素,可以據名去觀察萬物(眾甫)。這就是說,萬物在它飄渺恍惚的狀態中就已經有瞭名稱;名稱與它所指的對象同生同在,不可分離,從古到今沒有變化,人們可以據名去認識萬物。如果說,這一錶述有點混沌和叫洸惚”,那麼管子的敘述就更明確瞭,認為“名生於實”(《九守》),“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心術上》)。這些論述講的都是名稱決定於現實現象的性質,相當於希臘一羅馬傳統的規定說或理據說。不同的是,漢語的規定說不僅是一種哲學學說和語言理論,而且深入社會政治生活。孔子正名說的哲學思想根源就是名實關係的規定說,到瞭西漢的董仲舒,就藉“聖人”之名把名實關係的規定說和封建統治的閤理性結閤起來。認為“名號之正,取之天也”;“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春鞦繁露.深察名號》)。源於規定說的正名理論是中國幾韆年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要求人們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維護社會秩序,不得逾越。(參看姚小平,1992)名實關係的規定說或理據性在古代的各種學說中都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這些討論似乎說得遠瞭一點,但由於這是與漢語的編碼原理有關的重要問題,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介紹。
漢語研究中有沒有相當於希臘一羅馬傳統的約定說的觀點?過去人們一直引用荀子的“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苟子.正名》)的觀點,認為這是漢語研究中約定說的代錶,並以此證明我們早在兩韆多年前就有這種音義結閤任意性的論述,遠遠早於索緒爾的語言符號任意性的學說。細閱荀子《正名》篇,這裏的“約定俗成”與語言中音義關係的約定性不是一迴事兒。《正名》篇是為瞭批評“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見《荀子集解》題解)而寫的,為的是循名守實,建立和維護一種有秩序的社會製度:“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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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這是一本以漢語的研究為基礎而寫成的理論語言學著作。
漢語有悠久的語言研究曆史,與希臘一羅馬、印度的語言研究一起構成瞭世界語文研究的三大傳統。每一個傳統都有自己的特點。漢語研究的傳統重實際語言材料的整理與研究,很少進行理論的探討,因而我們的祖先沒有給我們留下係統的理論語言學論著。現在流行的語言理論都是從西方語言學中引入的。這樣,“中國沒有自己的語言學理論”、“所有的語言理論都是外來的”就成為漢語學術界的一種通論。麵對這樣的議論,從事語言研究,特彆是從事語言理論研究的人一方麵不得不承受這種壓力,另一方麵也不能不承認這種嚴酷的、與國傢的學術地位不相適應的現實。從無到有,在建立一門新學科的初期,介紹和引進是必要的,在學科發展的過程中吸收西方語言學的立論精神以發展自己的語言研究,也是完全正確的,但老是躺在西方語言理論、方法的“大床”上咀嚼人傢“吃”過的東西,總不是發展學術研究的正確和有效的途徑。正確的辦法應該是“結閤”,把西方的語言理論和漢語的研究結閤起來,揭示漢語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闡釋它的普通理論意義。但是,…結閤’二字談何容易”(呂叔湘,1986b)。自《馬氏文通》以來,中國語言學基本上是用印歐語的理論、方法來分析漢語,探索“結閤”的道路,雖然開創瞭語言研究的一個新時期,但是也給漢語的研究帶來瞭“印歐語的眼光”,用印歐語的結構原理來觀察漢語的結構。追溯這方麵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缺乏一個正確的立腳點。以往的“結閤”基本上以印歐係語言的理論、方法為基礎把漢語結閤進去研究,而不是以漢語的研究為基礎,去吸收西方語言學的立論精神,因而難免齣現用西方的語言理論來觀察漢語的結構這樣的弊端。根據百年來的“結閤”的經驗教訓,我們想轉移“結閤”的立腳點,就是以漢語的研究為基礎吸收西方語言學的立論精神,闡釋漢語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為語言理論研究開拓一條新的途徑。這一設想實在是“雄心可嘉,壯誌難酬”,不自量力。但是,“中國沒有自己的語言學理論”的狀況總得設法改變,總得有人邁齣第一步,哪怕摔倒瞭,碰得頭破血流,也可以給後人做一塊“此路難行,過往行人,小心在意”的路標。鑒於此,我們也就不自量力地去走這艱難的第一步.
我們清楚地知道,前進的道路荊棘叢生,為瞭減少阻力,盡可能把“路”走得好一點,穩一點,差不多花瞭近20年的時間,分三個階段摸索前進。第一階段(1978—1981)是和葉蜚聲先生一起,從總結入手,考察“五四”以來漢語語法研究和音韻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以便從中瞭解中西語言學的“結閤”的成效和局限。我們發現,音韻研究的“結閤”的成效遠遠強於語法研究,因為音韻研究沒有離開自己的傳統,而語法研究由於一切需要從頭做起,受西方語言理論的束縛太大。這一考察對我們後來的研究很有啓發。第二階段(1982—1986)是聯係漢語方言和音韻的研究,吸收西方曆史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曆史語言學的研究,撰寫專著《曆史語言學》。這一階段我們對‘‘結閤”的研究有瞭一點深切的體會,就是在文白異讀的研究中總結齣一種新的疊置式音變的理論和方法,豐富瞭現行的曆史語言學理論。這說明,以漢語的研究為基礎是可以總結、提煉齣相關的理論和方法的。我們這兩個階段的研究受到瞭學術界的一些鼓勵,因而增強瞭我們在“結閤”的道路上繼續探索的勇氣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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