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作者简介

　　吴飞，1973年生于河北肃宁，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哲学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著有《麦芒上的圣言》、《自杀与美好生活》。

精彩书摘

　　“唯一的哲学问题”　　自从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把自杀说成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学家就喜欢用这句话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但不论怎样夸大这句话的含义，恐怕加缪自己也不会把它理解为，只有研究自杀的哲学家才是哲学家，凡是和自杀无关的，都不是哲学问题。诚然，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很少有哲学家完全没有谈过自杀问题；但真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叔本华、加缪这样把自杀当成如此重要的问题的，却也不多。　　要真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自杀，我们还不能只看哲学家的讨论，毕竟，在20世纪自杀学的建构当中，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参与其中。自杀学家主要栖身的学科是自杀社会学和精神医学；而到今天，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精神医学独霸天下的局面。不仅充满数字和医学分析的精神医学里看不出什么哲学意味，就连颇具哲学气质的涂尔干，其《自杀论》恐怕也要算他最没有哲学味道，从而也最不好读的一部著作了。那么，自杀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唯一的哲学问题”昵？或者说，社会学与精神医学面对的自杀问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缪这样的哲学家所面对的自杀问题，乃至中国的农村妇女所面对的自杀问题，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呢？刘小枫继救与逍遥》的绪论“诗人自杀的意义”恐怕是汉语学界追问自杀问题最经典的文献了，但他把“因世俗事务的偶然脱节引起的自杀”完全排除出了哲学论域。这样一种排除，不仅是因为实证的自杀学很难直接与哲学关联起来，而且，对中国现实的自杀现象，更难给出一个哲学的解释。　　难道涉及到生命的意义的这种大事，真的只能用数字和病名来解决吗？要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中国自杀现象的哲学与政治意涵，也许首先要理解，精神医学家的分析和涂尔干的统计数字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哲学问题？如果有，他们是在提问什么样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和加缪等人的问题是不是一个？　　虽然美国当前的自杀学已经变得极端实证化和医学化，但美国自杀学之父施耐德曼（EdwirlShIleidman）却是一个很有哲学头脑的医生。他研究自杀和死亡问题的背后，一直贯穿着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一个人能否理解他死后的存在。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和法博罗（NormanFarberOW）一起给出了一个理解自杀问题的逻辑判断。他们认为，自杀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这样一个三段论：“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他们指出，这个逻辑推理中的错误在于，自杀者把自杀的“我”和获得重视的“我”混淆了。前者是主我，后者是宾我。自杀者误以为，“我”在自杀之后还会获得重视。但已经死去的“我”不会作为主体享受别人的重视。我们在想到自己死后的情形时，经常无意中以为自己在死后仍然有感知。而让人真的想象一个自己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种死后仍然存在的“我”的假象，被施耐德曼称为“后我”（post一e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