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们是谁？它们的过去有着怎样的苦难与辉煌？它们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而如今，它们又为何饱受质疑？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一环，国企改革在过去的十数年里一直以一种磕磕绊绊的姿态进行着，人们曾对它们有过美好的初衷和憧憬，它们却在人们的期待中越走越“偏”。如今，国企一方面不断做大做强，成了行业内的“巨无霸”，却随之也陷入了垄断、与民争利的批评热潮中；另一方面，它们依然是保证经济主权的最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与跨国集团同台竞技。面对国企，泛泛的批评或褒扬都是不适合的。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国企？国企改革未来将走向何方？
　　《大国企：共和国“长子们”的风雨六十年》作者通过多年的深刻观察与样本研究，从历史与现实入手，追溯国企的前世今生和改革路径，再现其历史使命与现实价值，并从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剖析经济大变革时代下国企的出路与未来。
　　

作者简介

　　韦三水，财经作家，TDSMedia创始人、总裁，健康口粮第一平台——大食品创始人、CEO，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长期关注国企改革问题和产业经济，曾率先较为系统地提出现代新国企论，并公开发表“未来国企的分化与再分化”、“行业领导者法则——好公司与坏公司”等思想观点，受到业界与媒体界关注。曾分别在《第一财经日报》、《中欧商业评论》、福布斯中文网等专业媒体开设专栏，并相继创作了《宁高宁空降北京前后的中粮命运》、《燕京天下》、《谁人不识宁高宁》、《使命的力量——中国五矿的变革、创新与未来》等多部涉及国企研究题材的财经著作。

精彩书评

　　《大国企》为读者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几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型国企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和它们的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以及果敢的决断力是分不开的。国企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创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还要为国企提供灵活的人才机制，把有能力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这方面，《大国企》为读者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从管仲变法开始，中国的国营经济就牢牢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成为“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改革开放30多年，在经济领域，目前面临的改革问题是国企改革。在我看来，关于国企改革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应当如何存在？韦三水的这本新书，从历史与个案研究的角度出发，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思考路径。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线，从36年前就是这样，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一定意义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有多大，经济方面能够被释放的活力就有多少。而韦三水的这部新作，通过贸易型央企群落的前世今生，从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国企改革所处的历史大时代的背景、历程、争议以及国企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为人们继续讨论国企改革提供了另一种可资参考的文本。
　　——王海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中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30多年来经历了许多反复，到目前仍然没有解决，而且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让民营资本进入国企巨头，引发了众多民营企业的疑虑，尽管在媒体上唱得欢，在国有企业一个个巨头面前，民营企业仍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韦三水这部著作，探讨了自上而下的国资改革诸多努力，特别是国资委的作用，有助于前瞻国企改革与发展方向，值得一读。
　　——周健工《福布斯》杂志中文版、福布斯中文网总编辑
　　
　　国企发展风云激荡，国企改革惊心动魄。记录并探究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企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是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和责任。韦三水这本《大国企》是不容错过的重要作品。
　　——何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
　　
　　韦三水十多年耕耘国企研究，用中国式务实的眼光，犁开了解读大国企秘而不宣的运作机制的独特通路，并向我们展现出了大国企的前世今生，以及人们的是非争议和未来可能走向。
　　——王长春上海优豹传媒创始合伙人
　　
　　相对于上世纪末的国企研究，这些年来明显是骂声的激昂大于对正在发生与过往发生事实的兴趣，但事实恰恰是一切的基础。比如问一个问题，十多年来国企是否有分化？这种分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读过三水的这本新书，你一定会有这方面基本事实的了解，也想必能在此之上丰富对整个国企“帝国”的“批判力”。
　　——田毅记者、编辑，《他乡之税》作者
　　
　　改革与发展是中国经济的两大主题，国有企业都是核心主角。国企改革既在国企之内，但国企利润分配、国资民资准入与竞争中立等问题也在国企之外。这本书从过去到未来，详述了“大国企”之于中国的印记。
　　——徐以升《财经日报》编委、财经研究院副院长

推荐序　以史为鉴，再探国企改革之路
自　序　中国这10年
引　子
上篇在争议中求解
第一章　“国家队”的困惑
饱受非议的“共和国长子”
“我们怎么了？”——央企的声音
走偏的路——症结何在
出路何在——如何走出困局
第二章　“卷土重来”的背后
李荣融与中国这些年——超大国企何以形成
谁是现代新国企——现实的“丰满”与未来的“骨感”
中篇穿越历史迷雾
第三章　它们曾为谁而战
支撑——战争年代的“潜伏者”
突围——在贸易封锁中自强不息
国门初开——内忧外患之际的“挣扎”
“收费站”的日子——因势而生的“大爷时代”
第四章　“芝麻开门”后的困局
风吹雨打第一波——好日子不再
风吹雨打第二波——“航母”变身“小舢板”
一来二去之后——“瓜豆皆种”
第五章　世纪交替前后的大变身
东风吹，战鼓擂
再重塑：央企“王牌”与掌舵者们
“回家”同时也要打扮好自己
下篇现在告诉未来
第六章　当“恐龙”遇见“大鳄”
“新殖民主义”在中国
民族品牌：据守中倒下，站立者寥寥
央企：力敌还是逃离
要么革新，要么“消亡”
第七章　这个世界永无尽头
谁在呐喊国企改革
国企：存续以及如何存续
国企改革，谁说了算
尾声　历史的碎片
附加阅读

精彩书摘

　　第二章　“卷土重来”的背后
　　李荣融与中国这些年——超大国企何以形成
　　国有企业在向两个方向集中，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类型不同的国有企业。第一类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第二类是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中央企业占多数，包括宝钢、中粮、一汽、中国建材等。无论哪一种央企，都肩负着保障经济安全的时代使命。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
　　一边是争议，一边是求解。就是在不断的争议与求解中，2003年之后的10多年时间里，超大型国企开始形成。而其背后隐现的，则是国资委对国企改革路径的设计轨迹，以及从中成功“复活”的现代新国企的力量。
　　当然，这是一波三折的。
　　话还得从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2004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说起。尽管事后看来，这个事件绝非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而这一事件的爆发，无疑给刚刚成立不到两年的国资委一记“重拳”——尽管伴随着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一个名叫李荣融的铁腕人物也开始登场，成为手握巨大国有资产的“管家”，并再次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旋风。
　　然而，一个陈久霖足以把中航油置于困境，也在相当程度上把年轻的国资委推进了漩涡之中——这场事件无疑再次挑起了关于超大国企的公司治理问题的争论，而在这种争论的背后，则是关于是否去“政府影子”的争论。但是，随着李荣融的上马，国资委本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影子”，操纵着庞大的国企群落的命运沉浮。
　　其实，人们的争论并不唐突和矫情。因为，中航油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陈久霖。按照常理来说，一个公司出现丑闻，反映的应该是公司治理问题。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违规进行石油衍生品交易，历时一年多，从最初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基本上是陈久霖一人操控，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形同虚设。据说，就连中航油集团向新加坡公司派出的党委书记，在新加坡两年多也一直不知道陈久霖从事场外期货投机交易。这种“结构性风险”不爆发才是怪事。
　　不过，真的指望党委书记去矫正陈久霖式的问题，绝不是根本之道。它反而说明，只靠思想教育和组织觉悟解决不了问题。
　　如同一些评论家已经指出的，中航油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它的政府背景和垄断性地位。对于这样的垄断性企业，其实谁都无法真正进行有效监督。高度的企业垄断往往导致更高度的个人垄断，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称，中航油这类国企的治理水平其实取决于政府的治理水平。而要改变垄断性国企“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也没有真实的公司治理”的现状，一个可行之策是，借产权突破实现“政府影子”的合理退出，使垄断性国企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
　　不能不说，睿智的李荣融带领着年轻的国资委，已经有了类似的思路，用含有多种市场属性的改革手段促使国企的产权突破，引导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改组，推进中央企业股份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真正的投资者会拥有比“党委书记”更多的实质权力和监督权力，并行使其责权。
　　事实上，早在2003年年底，中央企业所属三级以上子企业中的48％进行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其国有资产占全部企业净资产额的36.7％，实现利润占中央企业的66.3％。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9月末，中央企业控股的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有53家，流通股本总额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18.1％。
　　这样的业绩无疑记在了李荣融和国资委的功劳本上。但这样的数字并不实质性代表超大国企的走向是符合人们的预期的，即“真正的市场竞争、真实的公司治理以及真正的现代企业”——很多的超大国企依然躺在垄断的体制与资源里睡着大觉；而依然努力突破、发展并渴望市场竞争和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少数超大国企大佬们，甚至对自己该干什么以及留任多久都不具有真正的发言权——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着一个“政府影子”在告诫他们。
　　当然，中航油事件的发生，无疑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加快股份制改造的步伐。
　　2005年，国资委推出的新措施就包括：积极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从履行出资人职责出发，推进已改制企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管理。2005年以来，一些垄断性特别强的行业已经开始加快改革进程。如中国航空集团、神华集团等14家企业改制设立了股份有限公司，中海集运、中国电力、中国网通（香港）等在海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也正是在2005年，人们以良好的意愿认为，随着产权改革的继续深化和出资人职责的逐步明确，今后中央国企出现“分化”和整合的趋势也将更明显。一部分中央企业依然享受政策资源扶持，但扶持更多表现为是在产权方面更具市场趋向的“放行”；另一部分中央企业将通过大规模打破垄断、吸引战略投资或重组，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争取成为行业和市场的领导者。尽管此时还处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逻辑推进中，人们对监管部门既有期待又有担忧。
　　这些担忧，其实也代表了人们对国资委和李荣融的一种更大的期待，其中也掺杂着一种隐隐约约的诘难——在央企大转变中，无论涉及上市还是管理层激励，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和监管力度究竟多大才是合适的？监管部门自身的监管水平和风险控制水平又有多高？
　　毕竟，有专家质疑说，中航油事件，国资委也负有一定责任，其对企业的监管力量不够。《财经》杂志当年的专题报道称，国资委曾专门就是否救助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研究，后来决定不予救助，由企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中航油并未理会，直到11月29日事发。
　　事隔多年之后，我们一面看到李荣融卸任国资委主任，一面重新回忆起中航油事件——尽管李荣融已经尽自身最大的努力而去“有所为”了，但他这个强人的面前同样也有一堵墙壁。无论怎样，当年的中航油事件似乎已经直接影响到国资委对企业的监管强度，国资委已很难在“收”、“放”之间达到平衡。除了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外，国资委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加强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分析，并利用财务预算和财务控制的杠杆控制风险。
　　或许，当时中航油的“亡羊之痛”，让人们意识到国资委肯定能带来更多“补牢之举”，促进更多改革之实。但问题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在超大国企中销声匿迹。这样的问题，也绝非是国资委和李荣融所能解决的，因为，他们同样也是身在“某种体制”中。
　　实际上，对于年轻的国资委与“大管家”李荣融来说，问题还不仅仅限于此。因为，一种说不出的烦恼和痛隐约而现——中航油事件或已经给国资委和李荣融针对国企所实施的改制浇了一盆凉水。
　　不能忘记的是，2004年，包括中国平安、中海集运、中国网通、彩虹集团、中国国际航空等公司在内的大盘股先后登陆香港地区主板以及美国ADR（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美国存托凭证）市场，从而掀起了国有企业的境外上市潮。“国资委提倡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目的是使我们的企业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之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李荣融的一席话反映了国有企业改制一直在坚守的一个路径选择，即通过境外的资本市场来使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得以改造。
　　但李荣融的这番话其实并没有说完——虽然国资委还在继续鼓励成熟的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但他同时也提倡国有企业回到境内资本市场上来。而中国证监会也在不同场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在正常情况下，本土企业应该首选本土上市，优质的大型国有企业不要着急“出海”。
　　……

前言/序言

　　中国这10年
　　（一）
　　10多年前的2003年，大事频仍。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上任；不久，“非典”阴云笼罩中国，部分高官因瞒报被免；我们的第一位航天英雄杨利伟驾驶着神舟五号飞向了太空，树立了中国载人航空史的里程碑；此外，香港明星张国荣跳楼身亡、台湾地区通过“公投法”等事件也使各界舆论沸沸扬扬。
　　这一年的3月10日，当时看来只是平常的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也仅是一直在进行的机构改革，但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却直至今日。
　　当天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出现了一批新的机构名称，包括：国资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改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银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等。这些昔日还较为陌生的名字，在几年后人们已耳熟能详。
　　4月5日，国资委主要职责经国务院审议通过，主任李荣融和6名副主任（李毅中、王瑞祥、吴晓华、黄淑和、王勇、邵宁）正式被任命。
　　第二天，国资委在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这个部门已不再保留）的北门——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26号，低调挂出了牌子，这一消息甚至连新华社都不知道。
　　新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由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国有资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此举解决了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和出资人不到位等体制障碍，被称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资分开的重大举措”。
　　挂牌之后，国资委首先开始了“摸底调查”——为了摸清自己到底管理多少“家底”及“家底”质量如何，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央企清产核资。
　　紧接着，国资转让审批权划归国资委，李荣融表示：力争用较短的时间将国有产权交易都纳入市场交易，国资委要把好审批、资产定价和进场交易三个关口。
　　上述措施为国有资产的交易打开了通道，外界纷纷猜测，李荣融将会对国有企业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整合效益低下的企业。
　　不过，当年的7月，李荣融却在与韩国总统政策首席秘书权五奎会谈时表态：国有企业无论怎么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不会改的，196家央企绝不会私有化。到2002年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收占工业企业上缴税收的三分之二；196家中央企业实现的利润占全国15。9万家国有企业利润的64％。在今后的改革中，尽管国企数量会减少，但大的企业会变得更大更强。
　　之后的10年，国资委对央企开展了管理、产业布局、产权多元化等几方面的改革。
　　而国资委主导的央企改革也从未脱离这一主线：数量少而影响力却不断增强。或许这只是国资委的数字游戏（数量上告诉我们央企越来越少，符合1998年国企改革理念），最终还是要真正藏富于央企，因此，现在国企受到的批评比1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国企成了一个个巨无霸，膨胀得广受非议。
　　回到2003年，一个绕不开的主题是MBO（ManagementBuy？鄄Outs，即管理层收购），这年被定为“MBO年”。伴随着这个名词的是，MBO在中国饱受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之质疑，于是国资委在年底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涉及企业改制的10个主要环节和方面。其中强调对管理层收购的规范，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随着争论的升级，大型企业MBO于一年后被国资委叫停。
　　或许年底TCL集团与法国汤姆逊集团合资的消息刺激了李荣融，坚定了他做大央企的意念。
　　于是李荣融对央企高管们“下令”：“必须在两年时间内，使中央企业成为各行业的排头兵。达不到的趁早找对象，否则肯定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
　　（二）
　　2004年4月，民营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遭到查处，民营企业家们为此惋惜。财经作家吴晓波将之总结为“法罪错位”的典型。
　　这一年也是国资委开始玩“数字游戏”的第一年，该年，国资委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同2003年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一起成为国企改制的准绳。2004年年末，中央企业由196家减少到178家。
　　“数字游戏”的另一面则是“强大法则”，国资委年度业绩考核启动。3月中旬，国资委与150家中央企业负责人签订了2004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加上首批签订责任书的20家企业，已经有170家企业一把手在责任书上签了字。
　　此外，李荣融还说：今后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的选聘工作将逐步通过公开招聘的形式展开，让国有企业参与到人才的国际竞争中去。言外之意，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将不再那么铁了，高管们也不例外。
　　这一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忘记了自己保障者的定位，在期货市场上扮起了投机者的角色，并导致了公司巨亏5。5亿美元。对此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一把手陈久霖“收获”了4年的牢狱生涯，并成了第一个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国在国外挂牌上市公司的总裁。这一事件给国企领导人上了根弦——必须把国企的生意当成自己的生意来做，否则是要负责任的。
　　此外，这一年国资委选择宝钢集团等7家国有独资的中央企业进行董事会试点工作。
　　一个续曲是，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明确表态，“大型企业不能搞管理层收购”，侧面承认了MBO质疑浪潮中郎咸平的指控。而中国“乳业教父”、伊利“掌门人”郑俊怀在这一年年底因被控动用公司资金进行MBO落马，次年被判获刑6年。
　　而2005年顾雏军的被捕则为“郎顾之争”画下了句号。2005年的4月，《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出台，规定中小国有企业可以探索，大型国有企业不得转让，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这一规定发布后，轰轰烈烈的MBO之争告一段落。
　　可能正是这场争论使得李荣融更加谨小慎微，尽量不触及国企私有化的红线。
　　（三）
　　时间到了2005年，中央企业的数量又减少了9家，还剩169家。不过原则是没有变的，尽管很多企业的名字从央企名单上消失了，但是没有一家是落入“民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用在此处可能最为恰当，这些被划去的央企都归入了另一些央企的怀抱，在一部分央企消失的同时保证了另一些央企的迅速强大。
　　国企方面，三九企业集团赵新先被拘无大国企：共和国“长子们”的风雨六十年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