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5-01-22
陳寅恪與康生 陳寅恪與馮友蘭
首次披露陳寅恪抗戰時期大批新史料
陳寅恪與中國革命激進思潮之關係
尋找陳寅恪信中的“失蹤者”
《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是繼《陳寅恪研究:反思與展望》之後,陳寅恪研究領域又一力作。在新史料方麵,披露瞭陳寅恪1937年至1945年間的照片、聘書、藏書、書信等珍貴史料,這些史料蘊含的曆史信息極其豐富,不僅可以管窺陳寅恪的治學路徑,也可以觀察這位學者平時的生活細節。在新問題方麵,既有鬍文輝、張求會、李海默等學者對陳寅恪晚年詩的重新解讀,又有對圍繞在陳寅恪周遭卻隱沒在曆史之中的“失蹤者”的深入考察。本書不僅拓寬瞭陳寅恪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拉近瞭讀者與陳寅恪的學術思想、人格風骨之間的距離。
周 言
導言:新史料與新問題
郭長城
陳寅恪抗日時期文物編年事輯
趙 剛
抵抗道德機會主義: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激進背景下的陳寅恪“光宣全盛論”
鬍文輝
《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訂正舉要
章士釗逸詩與陳寅恪《論再生緣》
張求會
關於《閑話陳寅恪》的閑話
《陳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箋釋》之校訂
劉經富
治學不甘隨人後
陳寅恪先生遺劄兩通箋釋
謝 泳
陳寅恪晚年詩中的馮友蘭
陳寅恪與《兒女英雄傳》
宗 亮
陳寅恪《論再生緣》究竟何時流齣海外
《論再生緣》海外流傳補談
周 言
陳寅恪詩箋釋兩則
陳寅恪佚函中的“失蹤者”
李海默
陳寅恪“梅花亭畔吊朝雲”句新解
陳寅恪晚年詩補說
宋希於
曾昭燏與陳寅恪
康生與陳寅恪二題
精彩選摘
抵抗道德機會主義: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激進背景
下的陳寅恪“光宣全盛論”
趙剛
1913年,也即清帝遜位的第二年,陳寅恪先生在倫敦一次展會上看到中國傳統的新嫁娘鳳冠時,寫詩感慨道:“承平舊俗憑誰問?文物當時剩此冠。”a詩中“承平”一語,透露齣他對前清的正麵感受。到1927年,陳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國維的名作《王觀堂先生挽詞》一詩中,直接把清朝同光時期稱之為“盛世”:“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娛旦暮,京華冠蓋萃英賢。”b這種對於晚清全盛的認知,並未因時間流逝、政治風雲變幻而淡漠,其1938年所寫的《濛自雜詩》雲:
定庵當日感蹉跎,青山青史入夢多。
猶是北都全盛世,倘逢今日意如何?
這種感受到陳寅恪先生的暮年,特彆是在席捲中國的“文革”狂潮即將來臨的1964年和1965年變得日益強烈。1964年《贈瞿兌之》詩言:
開元全盛誰還憶,便憶貞元滿淚痕。
1965年所作《高唱》一詩言:
如何鶴發開元叟,也上巢車望戰塵。
同年鼕所作《乙巳鼕日讀清史後妃傳有感於珍妃事為賦詩一律》雲:
傢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
開元鶴發零落盡,誰補西京外戚篇?
眾所周知,清朝在同治、光緒兩朝五十年間,隨著西潮東來,經曆瞭中國三韆年未有之變局,從衰退走嚮滅亡。陳氏身丁末世,因祖父和父親均為晚清政壇之風雲人物,得以熟知當日政治內情,據本人迴憶,他早在少年時代即感覺到曆史巨變的迫在眉睫。在同光乃至辛亥革命前後,無論革命黨人和其他新派人士,還是各式舊式學人,很少有人如此明確地認為同光時代是一個盛世,更不會把它和中國曆史上的黃金時代——盛唐相提並論。就此而言,深悉當日政潮時局和中外古今曆史的陳寅恪,竟以盛世評說同光時代,不能不屬驚世駭俗的反常之論。後來學者常以此作為他立場保守,或認為他仍存舊日士大夫或遺老遺少氣息的證據之一。1930年代,陳在學界的遺民遺少的形象,已經廣為流行。人們爭論的焦點轉到他究竟是文化遺民,還是政治遺民。b1980年代以後,陳寅恪的學術文化理念重新為人重視,他因罕有其匹的文史造詣,為世尊為國學大師,他對民國以來各種激進主義思潮的冷眼旁觀,又被尊為中國文化本位主義的倡導者。但是,直接討論陳的“同光全盛論”者仍然很少。倒是一些不滿陳寅恪熱的學者,重新把這個問題提齣來,並迴到傳統的觀點,要求正視陳寅恪所謂封建保守的一麵。有學者甚至認為他是儒傢綱常禮教的最後倡導者而加以強烈的批評。他們言外之意,是要用他們心目中所謂人所共知的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缺陷,給1990年代以來的陳寅恪熱澆一瓢冷水。但是,如果把他們所列舉的證據,放到原文的脈絡中細心體會和分析,就不難發現其中的牽強附會之處。在這
方麵最有代錶性也最有趣的是蔡仲德氏的《陳寅恪論》。全文洋洋灑灑數萬言,推理卻非常簡單而武斷:三綱五常乃吃人禮教,陳寅恪認為三綱五紀是傳統文化的要旨,故陳是吃人禮教的倡導者。c耐人尋味的是,一些對陳寅恪學術倡導不遺餘力的學人,在這個問題上多沉默不言,倒不免予人理虧氣虛之態。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重新迴到陳寅恪的學術著作,從他本人的學術理念探尋陳寅恪“光宣全盛論”的由來。陳寅恪先生本人早在1940年代中,就注意到外界在這個問題上對他的看法,並就此作齣澄清。1945年夏,當整個中國沉浸於抗戰勝利的喜悅,憧憬民主政治的未來之時,陳藉作吳其昌《梁啓超傳》讀後感的方式,就戊戌以來五十年中國曆史發展,以及他的懷舊傷古的真實用心,做齣既委婉但又清楚的解答。他說:
餘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閤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於時勢,噤不得發。因讀此傳,略書數語,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當乃知乃父此時悲往事,思來者,其憂傷苦痛,不僅如陸務觀所雲,以元祐黨傢話貞元朝士之感已也。
陳寅恪從“五十年來”“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如車輪之逆轉,似有閤於所謂退化論之說”來解釋他“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的由來,實際上是想說明他所自謙的“迂腐”之論來自其對所處時代的觀察和檢討。不是他的思想落伍於時代,而是這個時代已經沉淪到瞭五十年前水準之下。他有意用“甚囂塵上”描述1945年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對“民主政治”的呼聲,或許不僅是洞察此輩假今日民主之名,行來日專製之惡的欺騙伎倆之後的鄙視之情,更流露齣他對以口號、姿態、標語空前激進為特點的20世紀中國激進思潮及其災難性後果的痛惜憤激之情,含蓄而極其沉痛。他特意強調自己“美延當乃知乃父此時悲往事,思來者”,就明確地說明,他的貌似守舊之論,實際上著眼於中國未來的探索。也許他擔心後來的讀者仍然誤解他的良苦用心,把他的憂傷苦痛,僅僅看作是舊式士大夫懷古傷舊之情緒,因此又特意補充瞭一筆,強調自己“憂傷苦痛,不僅如陸務觀所雲,以元祐黨傢話貞元朝士之感已也”。而他“付美延藏之,美延當乃知”雲雲,就筆者大膽地推測,其實是希望下一代能對他的政治理想及20世紀前半葉中國激進革命浪潮的批判的孤心苦詣,有真正的理解和認同。在他對同時代人的深深失望之餘,希望能在未來找到自己思想的知音。
如果從陳氏傢族的興衰和中國19世紀末以來曆史命運休戚與共的相互糾葛看,陳以懷古傷今的方式反省20世紀中國激進思潮也就再自然不過瞭。他的祖父陳寶箴早在1860年代,目睹圓明園“乾霄之火”的悲劇,大受刺激,敏銳意識到傳統製度的過時。在多數士大夫仍然視郭嵩燾為漢奸賣國賊之時,毅然轉嚮郭氏推崇的西方新法。但是,當甲午戰後部分士大夫受失敗求和的刺激,血脈僨張,從急從快,試圖一舉改變中國麵貌之時,陳寅恪乃祖和乃父卻洞察其弊,鑒於中國改革變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再次發時人所未發,倡導現實穩健的改革路綫,成為戊戌變法的曆史契機。可惜,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由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倡導的,以“曆驗世務欲藉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a的現實溫和漸進的改革理路,還未付諸實際,就被扼殺於起始之時,最終讓位於激進浪漫的革命狂飆。縱觀此後一百年來民族國傢之曆史,一代代中國人無不是在激進和革命的大路上狂奔和歌哭,很少再有像陳氏祖、父兩代那樣
溫和現實的改革倡導者。或許有那樣的倡導者,他們的聲音,也為革命的喧囂所吞沒,再沒有得到像陳氏祖父兩代付諸實踐的曆史舞颱。這種從溫和到激進的曆史嬗變,不僅使得中華民族最終經曆瞭煉獄般的苦難和煎熬,也讓陳寅恪本人最後付齣生命的代價。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陳寅恪一傢三代的曆史命運,其實是華夏民族近百年現實溫和革新道路命運的縮影。如果陳傢在戊戌前夕崛起,則標誌著這一變法思路的興起,而陳傢因戊戌變法失敗退齣政壇,也是這一路綫的失敗。陳寅恪1950年代被迫退齣講壇和他在“文革”中的悲慘去世,應驗瞭陳氏祖孫三代所憂慮的激進主義發揮到極緻之後,使整個國傢和陳氏傢族所付齣的沉重代價。就此而言,陳氏的傢痛和20世紀中國的國殤互為一體。上引最後一首詩所說的“傢國舊情”“興亡遺恨”,從這樣的曆史背景分析,確如陳寅恪所說,絕非一般舊時文人墨客空泛無關痛癢的尋常懷舊傷古之思,而是對激蕩百年留給陳寅恪及其傢族銘心刻骨的精神創痛的反思。而陳氏在身曆近百年來一浪高過一浪的激進和革命的喧囂中,逆流而上,堅守“光宣盛世”之論,也不是故作驚世駭俗之態,而是他“悲往事,思來者”,麵對20世紀中國曆史巨變與未來,尋求破解之道的整體思考和檢討的一部分。
如果陳的晚清盛世論是他對20世紀中國激進思潮的批判,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他是從什麼角度展開這種思考?是從清朝遺老遺少的立場,還是立足於文化本位主義的保守立場?他為何把戊戌以來的中國曆史看作一個退化過程?五四前後,盡管一些知識分子對當時的激進化思潮有批評,但很少有人像陳寅恪那樣,通過“光宣全盛論”來錶達自己的不滿。是什麼機緣使陳對“光宣全盛”情有獨鍾?學者常強調陳寅恪的傢世,那麼,這種傢世是如何影響陳的曆史思考?筆者僅就這些問題做一初步的討論,疏略之處,尚祈方傢指正。
……
導言:新史料與新問題
周言
一
2013年是陳寅恪研究的大年,這一年陳懷宇、張求會、劉經富等學者齣版瞭有關陳寅恪的專著,而陸鍵東、鬍文輝則將其舊作增訂再版,而這一年《陳寅恪研究:反思與展望》也正式齣版,主要以總結為主,收錄瞭餘英時、汪榮祖等10餘位學者的代錶性研究成果。此次齣版的《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披露瞭許多關於陳寅恪的新資料,由此也衍生齣瞭許多新問題,預示瞭陳寅恪研究無限寬廣的未來。
從新資料而言,首推郭長城先生的《陳寅恪抗日時期文物編年事輯》。郭長城1980年代曾有機緣一睹陳寅恪在1949年寄到颱灣的若乾物件,當時便拍攝下瞭許多照片,比如陳寅恪1937年使用的名片、1938年和1939年清華大學給陳寅恪的聘書、1940年中研院史語所給陳寅恪的聘書等等,這些資料彌足珍貴,足以證明時代變幻之際陳寅恪有意來颱。
而另外陳寅恪的佚信,郭長城的文章也披露瞭幾封,比如1940年陳寅恪緻夫人唐筼的信、陳寅恪緻蕭公權的信等。而專研陳寅恪傢族史的劉經富則從公開齣版的書籍中鈎沉齣兩封陳寅恪的佚信,一封為陳寅恪緻鄭天挺,一封為陳寅恪緻馬世良,而劉經富在《文史》雜誌上也披露瞭陳寅恪緻史語所傅斯年、楊樾亭的60封信,這些書信蘊含的曆史信息極其豐富,不僅可以管窺陳寅恪的治學路徑,也可以觀察這位學者平時的生活細節。
而另外關於陳寅恪1950年代《論再生緣》所引發的風波,近些年也有若乾新史料披露,相關情況餘英時先生的《陳寅恪研究的反思與展望》和徐慶全《〈論再生緣〉齣版風波》(均刊登於《陳寅格研究:反思與展望》)兩文最為詳盡,宗亮在此基礎之上發錶瞭《陳寅恪〈論再生緣〉究竟何時流齣海外》一文,指齣之前的眾多學者均認為章士釗將《論再生緣》帶到香港,纔有後來的海外齣版風波,但是從鬍適和楊聯陞的通信中可以看齣,在章士釗赴港之前,遠在美國的楊聯陞便已經讀到瞭《論再生緣》,更何況楊聯陞讀到的時間,還晚於颱灣獲得《論再生緣》油印本的時間,至少證實瞭章士釗並非將《論再生緣》帶到香港的“一人”。而鬍文輝先生隨後發錶文章,支持宗亮的觀點,認為無論章士釗1956年春季有沒有去過香港,他也隻在6月29日之後拜訪過陳寅恪一次,他將《論再生緣》帶去香港,當然也隻能在此之後。
二
有關陳寅恪晚年詩的解讀問題,自餘英時先生發起肇始,研究者眾,鬍文輝後來居上,得總其成,撰成《陳寅恪詩箋釋》,隨後在2013年推齣增訂本,鬍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訂正舉要》一文中列舉瞭多處增訂部分,如1946年北朝“金甌再缺河南地”句,詩中“河南地”,當係暗用典實,指黃河以南河套地區,為漢朝與匈奴反復相爭之地,屢見於《史記》的《匈奴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鬍文輝進而指齣隋代明餘慶詩《從軍行》中“會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亦用此典,陳詩此處藉指中共勢力由西北嚮中原滲透。
而在鬍文輝推齣《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前後,謝泳重讀陳寅恪晚年詩,在《東方早報》《文匯報》《中華讀書報》接連發錶文章,對陳寅恪晚年詩重新解讀,謝泳解陳詩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將陳詩與當時的政局聯係得更加緊密,同時鈎沉索引,指齣陳詩中“周三”暗指“周恩來”,“梅蘭芳”暗指“馮友蘭”,而“钜公謾詡飛騰筆”中的“钜公”前人多認為指的是毛澤東,但謝泳從“飛騰”著眼,指齣“飛騰”不是偶用習語,而是有意暗指馮友蘭詩“乘風無限飛騰意”,而“钜公”前人曾指齣典齣於李賀雜言古詩《高軒過》,原句是“雲是東京纔子,文章钜公”,而“東京纔子”中“東京”是開封舊稱,開封原為河南省會,此處代指河南,李賀是河南人,馮友蘭也是河南人,因此“钜公”應該指的是馮友蘭。
除鬍文輝、謝泳解陳詩頗有成就之外,李海默也多有創獲,尤其對於陳詩中“梅花亭畔吊朝雲”句有獨到見解,除此之外李海默曾就鬍、謝的文章做齣補說,鬍文輝指齣,陳寅恪在1945年新曆七夕“恩怨瓊簫鏡未虧”詩之“瓊簫”為“瓊超”,典齣《搜神記》,而李海默則注意到,陳寅恪的夫人唐筼的祖上唐景崧的彆號“南注生”,也典齣《搜神記》中所謂“南鬥注生,北鬥注死”,為陳寅恪與唐筼的因緣,又添一番佳話。
筆者亦曾發錶文章解讀陳寅恪晚年詩,比如陳寅恪在1954年所寫的《答龍榆生》一詩,多年來被看做應酬文字而被箋釋者忽略,詩雲:“難同夷惠論通介,絕異韓蘇感謫遷。珍重蓋頭茅一把,西天不住住南天。”鬍文輝認為此詩的最後一句乃是陳寅恪自謂沒有齣走歐美而居留南國,薑伯勤對於“西天不住住南天”句的觀點和鬍文輝一緻,更指齣陳寅恪此句在於宣誓不去異邦的決心。但鬍文輝和薑伯勤都忽視瞭陳寅恪1954年的三項重要的行動,其一便是拒絕去中國社科院任職,其二為完成《論再生緣》,第三為動筆寫《柳如是彆傳》,而且這三件事都是在1954年初,此詩創作也在同一時期。有瞭上述的鋪陳,“西天不住住南天”一句就很容易解釋,此詩句句著眼當下,西天很明顯地代指陳寅恪不願意去的北京,而西天更有陰間和極樂世界雙重含義,陳以“極樂世界”之意掩蓋瞭“陰間”之原意,乃是餘英時先生所謂“暗碼”是也。
三
而在陳寅恪研究中長期缺席的,是對陳寅恪周遭人物的考察,尤其是一些至今依然聲名不顯的“小人物”,比如陳寅恪與契丹文學傢厲鼎煃之間的關係,雖然有劉鳳翥先生專文探討,但是厲鼎煃其人,依然不為人所知。再如史語所圖書館管理員楊樾亭,雖然和陳寅恪來往密切,但是其人資料也不多,這些圍繞在陳寅恪周圍卻隱沒在曆史之中的“失蹤者”,值得仔細考察。
而從以往的研究來看,即便是與陳寅恪曾産生過交集的聲名顯赫的學者,他們與陳寅恪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甚至一些細節沒有得到注意,就拿陳垣舉例,陳垣的後人陳智超在各類著作中強調陳垣和陳寅恪關係甚篤,但是從目前來看,1949年之後陳垣與陳寅恪沒有直接來往,陳智超在著作中也透露,1949年之後陳垣得知陳寅恪的情況,大部分都來自於冼玉清。另外已故學者張暉生前曾經披露瞭陳寅恪緻龍榆生的一些信劄,時在1950年代,陳寅恪寜願和“漢奸”龍榆生往來唱和,卻沒有寫過一封信給陳垣。
就此來看,宋希於的一些文章頗為不同,宋專門就陳寅恪與曾昭燏之間的關係加以考察,指齣陳寅恪與曾昭燏並非僅僅是“論交三世”的關係,而且陳寅恪是曾昭燏的錶哥。同時宋又運用新資料探討瞭康生與陳寅恪之間的關係,認為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認為康生用《論再生緣》涉及“徵東”這種理由來否決《論再生緣》的齣版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觀點是靠不住的,宋進而指齣,陸鍵東關於康生否定《論再生緣》兩條理由的敘述,基本是來源於黃鞦耘的迴憶文章《陳寅恪先生的幾首舊體詩》,值得仔細考察,而康生在1950年代初期便曾經仔細讀過陳寅恪的著作,還曾經和趙萬裏通信討論。
四
當然即便沒有新資料的披露,陳寅恪“虛經腐史”般迂麯的錶達方式,給後人留下瞭無數遐想的空間,比如陳寅恪在為馮友蘭所著《中國哲學史》所寫的兩篇著名的審查報告中,提齣瞭許多至今為後世學者所引用討論的一些概念,其中最著名的兩條便是“瞭解之同情”與“不古不今之學”,近年來圍繞著這兩個概念,桑兵、羅誌田、王震邦等學者皆有論述。當然這兩個概念還有陳寅恪這兩篇著名的審查報告,都還有討論的餘地。從這兩篇審查報告中既可以看齣當時陳寅恪對馮友蘭及其學問的看法,也可以看齣陳寅恪自己的治學理路,同時對於認識陳寅恪之於時代學術潮流的看法不無裨益。
陳寅恪之於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看似句句錶揚,實則暗含譏諷,陳寅恪在審查報告中提齣:“古代哲學傢去今數韆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傢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陳寅恪此語,實為皮裏陽鞦,因為馮友蘭在緒論中提齣寫哲學史是在“分析史料之後”,“必繼之以綜閤工作,取此片段的史料,運以想象之力,使連為一串”,但是馮友蘭隨後提齣,“然既運用想象,即攙入主觀分子,其所敘述,即難盡閤於客觀的曆史”,顯然陳寅恪所提齣的方法論,是諷刺馮友蘭“難盡閤於客觀的曆史”,乃是“以馮解馮”。
除此之外,趙剛的長文《抵抗道德機會主義: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激進背景下的陳寅恪“光宣全盛論”》也頗值得注意,此文初稿名為《捍衛道德底綫》,定稿改為《抵抗道德機會主義》,文中主要探討瞭陳寅恪的遺民觀點,為此趙剛專門闢瞭一節討論陳寅恪與王國維之間的歧異,同時梳理瞭陳寅恪提齣“光宣全盛論”的時代背景以及他和當時同道的一些議論。趙剛尤其強調,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曾以“上狡下愚”概括當時的道德現狀,對此頗為憂心,同時在激進的浪潮之下對於道德機會主義濁流,進行瞭嚴厲的批判。
當然陳寅恪無論是著作還是生平,未來值得挖掘的內容還有很多,汪榮祖在為王震邦的《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所寫的序言中曾經感慨:“然陳寅恪著作是否皆是‘夫子自道’的藉題發揮,或者是自我壓抑的宣泄和錶白,或陳先生的史論皆有政論,尚有推敲之餘地。”這番感慨也為陳寅恪研究的未來,揭示瞭無限可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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