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4
第二章 旅居沪滨
第三章 东渡扶桑
第四章 投石问路
第五章 为人师表
第六章 出家前后
第七章 出家之因
第八章 常住永嘉
第九章 启关游方
第十章 匡庐义举
第十一章 因缘殊胜
第十二章 创作《清凉歌集》
第十三章 白湖风月
第十四章 南闽梦影
第十五章 兴学育人
第十六章 过化民间
第十七章 黄花晚节
第十八章 善巧方便的艺术
第十九章 尾声
第一章 成长津门
序言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罗文华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化大师和誉满天下的佛教高僧。他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诗词文章、书画篆刻、音乐戏剧造诣精深,又是把西方绘画、音乐、话剧、钢琴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对中国新文化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皈依佛门后,他专心精研戒律并身体力行。成为佛教律宗的一代祖师,对佛学的研究与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爱国爱民、一生追求真善美的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备受世人崇奉。他博大
精深的文化思想蕴涵着文学、儒学、佛学、美学、教育学、伦理学、风俗学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意蕴,凝结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西方文化的精粹,是留给世人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觉醒和学术的复兴,弘一法师——李叔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重新得到重视。经过海内外僧俗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弘一法师——李叔同研究业已成为一门具有国际学术研究意义的学问。在弘一法师圆寂七十年后的今天,不仅中国文化人士及各界人士乐于了解和研究他,在国际上,如东南亚、日本、欧美等地,也都有他的崇敬者和研究者。还有学者提出“弘学”的概念,主张建构“弘学”理论体系,并将“弘学”研究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重建联系起来,以发挥现实作用。在日渐活跃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研究领域,金梅先生以其丰赡深邃的著述实绩,成为公认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研究中,能将研究对象放在近代以来中国及世界社会发展和文化流变的整个过程中来审视,根据文化史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紧密联系思想主潮、时代精神等方面,多学科、全方位地进行纵横对比和理性反思,从而更加精准地确定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金梅先生在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生平做深入细致的描述的同时,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研究中的很多疑点和问题都做出了独具慧眼的考证与剖析,充分体现出其扎实牢靠的文学史学功底,对音乐、戏剧、金石、书画及佛学的广泛涉猎,注重史料考据的学术风格,以及对学问精益求精、对传记写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这在《月印于江: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修订本中也有所反映。
弘一法师——李叔同之所以成为令世人无限追索与探究的历史名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世纪之谜”——“李叔同为什么出家?”这个“谜”的形成,既体现着社会的复杂性,也体现着李叔同本人思想性格的复杂性,更体现着内外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性。李叔同芒钵锡杖,一肩梵典,毅然决然地遁入佛门之际,就有名流强烈地表达对这一举动的不理解。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期待着能够解开这个“谜”。然而,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破解它依然需要时间,而且可能是相当漫长的时间。金梅先生紧紧攫住这个“世纪之谜”,在书中以辩证的眼光透视传主,从时代、环境、家庭、身世、经历、气质、爱好以至人际交往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力图为得出合理的解释和结论铺平道路。
近三十年来,金梅先生最着力研究的文化名人有三位,即李叔同、傅雷和孙犁,而这看似背景不同、成就各异的三人,却有着共同的个性:淡泊而执著。金梅先生在研究他们的同时,自然也会受到他们人格的感染。甚或有意地学习他们的处世之道。弘一法师所秉持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先生评语),就是金梅先生所钦赞并践行的人生哲学。其实有些精神本来是不分僧俗的,例如“谨严”一词,既可用于僧人持律,亦可用于学者治学。弘一法师对金梅先生的影响便是显而易见的:弘一法师看破红尘,却绝不是悲观厌世;金梅先生甘于寂寞,也为的是集中精力做足学问。恰因撰著者的镜净心明,使得此次修订版《月印干江:弘一法师——李叔同》,较前著更加具有深度和品位。
叶圣陶先生曾于1963年为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题诗:“花枝春满候,天心月圆时。于此证功德,人间念法师。”弘一法师——李叔同及其作品和思想,已经成为民族的和人类的宝贵财富。十多年前,金梅先生开始用心地为弘一法师——李叔同撰写传记,后又不断地予以精心地修订增益,有效地普释和阐扬了弘一法师——李叔同,有力地推进了海内外学术界对其生平事迹、艺术成就、佛学思想和人格精神的进一步挖掘、整理、辨析和研究,使弘一法师——李叔同的高卓风范和温润情怀似兰馨风远,如梅香四溢,超迈世俗,启迪人心。此举之于文苑和读家,当然也是一件不小的功德。
……
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名字,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又经常出现于传媒,传诵于众口。描述其事迹轶闻的传记、年谱以及影视等文艺作品,不断出版上映;其诗词、音乐、书法和佛学著作,也正陆续问世。看样子,有关这一人物的宣传,已经成为当下文化界的一个热点。
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名字,确是不该被忘却的。作为我国近现代艺术的先驱,他在诸多艺术领域,都起过开拓者的作用:他是我国第一份音乐刊物的创办者,也是最早将西洋作曲法引进国中者之一;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的出现,以及整个话剧运动的发轫,与他密切相关;他不仅是最早引进西洋绘画方法的人,更是在我国推行裸体写生的首创者;20世纪20年代后,我国第一批从事现代艺术(音乐和绘画)教育的园丁们,大都出于他的门下或是他的再传弟子……而由他作词配曲(以我国民歌曲调相配)的《祖国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沸腾了千百万爱国者的满腔热血;《送别》一歌(以域外旋律相配),以其沉郁幽远之声,牵动了人们的离情别绪而被传唱不衰,且将继续绵延流传;还有《春游》、《早秋》等歌,至今仍能听到其起伏回荡的音响。李叔同为我国近现代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音乐家,李叔同在中国音乐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即在其成为佛门一僧之后,他对律宗典籍的整理与普及,他以独有的方式追求的人生境界及其实现的生命价值,亦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因此说,他的名字与事迹,长时期月印千江——弘一法师大传
被沉没和遗忘,是很不公正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开始接触到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有关史料。在由片面而全面、由粗而细、由浅而深的阅读中,有两方面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一是,综观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如果将鲁迅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考察李叔同的话,他俩的出身与最初的经历,有不少相近相似之处。而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李叔同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及其名声,与鲁迅相比,不只不相上下,且有领先之势。然而,七八年之后,鲁迅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叔同却遁入了空门。究竟是哪些原因,致使其二人走了两条截然有别的人生之路呢?二是,李叔同由享尽富贵荣华的公子哥儿和感受过尊荣与洒脱的风流才子,一变而为仅有芒钵锡杖、一肩梵典、三袭衲衣的苦行者,其落差之大,非大智大勇者不能适应。李叔同却义无反顾地领受了这一反差,直至圆寂。他之作出并坚持这一选择的原因,恐怕不能简单化地归结为所谓“生性有缘”,或是天生就有向佛的“根器”之类。那么,其间的因素又究竟是什么呢?探索和解答这两方面的问题,并力求从中引出历史的、社会的和人生的教训,成了促使我写作这一传记的主要动因。
在我之前,已有多人写过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记,为什么我还要去重新描述呢?这是因为,我在研读弘一法师——李叔同史料的过程中,也比较性地(与史料相对照)阅看了此前已经流行的几部描写这一人物的传记和影视等文艺作品,发现这些作品往往采取虚构想象的手法,不只与史实相去较远,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为贤者讳的弊病,以至有意神化的倾向。我历来主张,传记是传记,小说是小说(其他以虚构想象为特征的文艺作品亦一样),二者不能相混;传记宜以史学笔法出之,不能以小说写法构成。而一般僧人也好,高僧大德也好,都是由凡人、俗人演变而来,也都有一个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便是高僧大德吧,恐也难以完全脱尽人间烟火——僧人也是人!面对那些以虚构想象和神化手法创制的作品,我之重写这一传主,意在力图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形象。
我们并不提倡都去信佛,但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构成部分,它那去恶向善、普度众生的理念和艰苦卓绝的实践行为,自有其净化人们的心灵和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价值与意义。而佛教境界与艺术境界之间,存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在诸多艺术大师的实践中,都曾有过深切的体验,并多有嘱告。具体到李叔同其人,由艺术先驱到律宗高僧的转变过程,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其能从繁华胜境中抽身而去,淡于名利,甘于穷困,在漫长的僧腊岁月中(“僧腊”,指僧侣出家的年数,即僧龄)苦苦地追求着他所向往的无生忍境界,单由这一点而言,确有震慑与熔铸人心的力量,尤其值得当下一切因受名缰利锁之困扰而烦恼不宁欲生欲死,以至丧失人性者认真地思索和借取了。
1880年10月23日(旧历庚辰年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市三岔河口附近一户富有的盐商之家。
在昔日的三岔河口与北运河河身交汇处南面,有条名为粮店后街的南北向马路,马路东侧,有一东西向小街叫陆家竖胡同。胡同东口二号,是一所坐北向南的三合院,李叔同就出生在这所院子里。
李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父亲名世珍,以字筱楼行世。祖父李锐。李氏家族可能是在清康熙、乾隆年间从南方招商引资时移来天津经营盐业和银钱业的。到李叔同父亲李筱楼一辈,李家已是天津盐商中的巨富之一。人称李筱楼家为“桐达李家”;也有人称之为“存朴堂李筱楼家”。李叔同之父李筱楼,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应顺天恩科乡试,中举人,与李鸿章同年。1865年(清同治四年)参加乙丑科会试,中试贡士第七十名,经殿试,中进士,为第三甲第七十九名。与筱楼公同时中举进士的人当中,有清代文苑桐城派后期重镇吴汝纶等闻人显宦。李筱楼中举后,曾出仕吏部主事,不几年又辞官经商,继承父业,将李家的富贵推向了顶峰。李筱楼除了正室姜氏,还纳有张氏、郭氏和王氏等三位侧室。长子文锦(字不传)为姜氏所生,娶妻后不几年就去世了。次子文熙(字桐冈)为张氏生养,自幼不太健壮。李筱楼担心,如果文熙也寿命不长,李家岂不是要断绝香火!于是在 67 岁高龄(1879 年)时,又纳妾年仅19岁的王氏。第二年便生下一子,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即后来以字行世的本传传主李叔同。传说李叔同母亲临盆之际,一只口衔松枝的喜鹊突然飞入产房,将松枝安放于产妇床头,又欢叫了一阵才向外飞去。长大后的李叔同确信其事,将喜鹊留下的那枚松枝随身携带了一生,直到在泉州圆寂还挂在他寮房的墙壁上。
李叔同三岁那年,父亲在老宅附近的山西会馆南路西大门(即今粮店后街60号)购置了一所更为宽敞气派的宅第,全家搬来居住。新宅第有洋书房一间,室内的床架、书柜、茶几、坐椅、写字台等等,统统是红木打制。洋书房台阶下面有竹篱围成的小花园,名为“意园”。“意园”与后院游廊相通,和前院的书房、客房以及两边的庑下组成一个小巧别致的园林结构。园内有修竹盆花,山石盆景,有金鱼缸、荷花缸、石榴树等等,整个环境安谧清静中不失生气。门前挂有“进士第”匾额,过道内又悬着“文元”匾的院落,从外观或内部格局上看,都显耀着院主的富贵与名望。每当镖局将成箱成箱的财物从外地押进大门时,车马声喧,人进人出,更显出了繁华升腾的气象。由此不难想象出,比李筱楼中进士早了近二十年(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的李鸿章等清朝政要出入这所宅第的一些原因了。在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划定的租界中,“桐达李家”位于奥国租界。李叔同仲兄李文熙,曾以富商士绅在租界的华人组织中有过董事之类的身份。“意园”洋书房中曾摆设过一架钢琴,据说就是奥国驻津领事赠与的。
有如一般盐商巨富一样,李叔同的父亲也从万贯家财中拿出一小部分做些慈善方面的事。他在住家附近办了个“备济社”,施舍衣食,赈济寒苦,既能求个心安理得,也博取了“李善人”的声誉。
1884 年,李叔同的父亲身患痢疾,病势严重,多方延医也不见好转,干脆停医不再治疗,不意反倒渐渐痊愈起来。李筱楼晚年精研理学,又信仰禅宗佛学,他从自身病情的异常变化中意会到,自己的“舍报之日”已到,于是嘱咐家人延请高僧学法上人前来诵念《金刚经》。聆听着和缓悠远的梵音,李筱楼安详而逝,卒年72岁。临终前他还嘱咐过家人,灵柩停家七天,请僧人们分班诵经,好由经声引领他一路生西。还要放焰口,免得饿鬼们在中途作梗。中过进士,在吏部做过官,又是津门一宗巨富,李筱楼丧礼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前来“点主”,武官马三元则“报门”,更增添了“桐达李家”的哀荣。这一年,李叔同五岁。听到父亲去世,他独自来到卧室“掀帏探问”,有些难过,有些茫然,但并不惊慌和胆怯。在停柩发丧期中,他目睹了和尚们诵经忏礼的全过程,将每一个关节的具体情景记在了心里。多年后,还经常和侄儿圣章等玩儿和尚念经的游戏。他装“大帽”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词,圣章等在下首当小和尚,听从调遣。几个人有时用夹被,有时用床单当袈裟,地下炕上折腾个欢。
当地有位姓王的孝廉,由儒入佛到普陀山出家,回津后住在李家附近的无量庵里。李叔同的侄媳妇,接连遇到公公(比叔同整整大50岁的长兄文锦)、丈夫、太公过世,觉得人生没有了意味,就到庵里向王孝廉学念佛经。还不到六岁的李叔同,也经常跟去旁听。在庵里听会了《大悲咒》、《往生咒》,回家就从头到尾背起来。奶妈刘妈妈发现觉得不好,让他改念《名贤集》中的格言。他就念“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等这类句子,念着念着,幼小的心灵中,生起了人生苦空无常的感觉。在刘妈妈的初意中,或许以为佛经上的话与《名贤集》中的那些格言不同,前者不是小孩子应该学习的。她不可能懂得,在内里,二者有不少地方恰是相通的。
父亲去世,长兄文锦又早已亡故,二哥文熙顺理成章地当了“桐达李家”的当家人。
李文熙举过秀才,30岁后学了中医。1902年,他将河南省内黄县的引地(出售食盐的辖地)出让给了他人;1911年,祖辈留下的钱铺又遭歇业,从此家道中落,他也弃商从医,悬壶济世,在津门医家中颇得名望,被尊称为“李二爷”。李文熙的继室姚氏,和后来以教育家闻名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之妻为同胞姐妹。
1885年,李叔同六岁,二哥文熙担起了他的启蒙教育。开始,文熙教他读认眼前碰到的那些字词联句。厅堂的抱柱上,有父亲生前请人书写的大联,上联是清代刘文定的一句话:“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读到能够背诵了,二哥又告诉他:“这是说,一衣一食当思来之不易,不能任意抛掷糟蹋了,要养成节俭惜物的良好习惯。”叔同自幼颖悟,识字快,理解力也高。七岁那年,跟二哥学习《玉历钞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文选》等,一遍过去,就能琅琅成诵。生母王氏,也经常教他记些名诗格言。开饭了,见到桌子还没摆正,她就说:“古人讲过:‘席不正不食。’”即使儿子学了条古训,也从实际生活中规范了他的行为方式。
1888年,李叔同从九岁起,从常云庄先生受业,接受老式的正规教育。头年读《孝经》和《毛诗》,转年读《唐诗》、《千家诗》。十一岁读“四子书”、《古文观止》等。十二岁后,学了两年训诂、《尔雅》和《说文解字》。十四五岁时,又细读了史汉精华和《左传》等数种史籍。经过七八年家馆课程,李叔同在经史诗文和文字学等方面具备了扎实的根底,为后来得以“文章惊海内”、精研佛典打下了基础。
从常云庄受业的三四年里,李叔同对《说文解字》兴致尤浓,专心致志地临摹过《宣王猎碣》等篆字碑帖。还反复练写过刘世安临摹的文徵明手书《心经》,致使其小小年纪,作诗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等一类句子,透露了他从小倾向佛门的心理素质。
1895年,李叔同16岁考入设在城西北角文昌宫的辅仁书院,学习制艺(八股文)。和当时天津另外两处书院(三取书院、问津书院)一样,辅仁书院与官学已无多大区别,以考课为主,不再讲学。每月考课两次(初二、十六两日),一次为官课,一次为师课,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阅卷、评定等级,发给奖赏银钱,以督促学业。李叔同在进入书院前,已饱读过经史诗文,学有根底,加上自幼聪慧,每次考课作文,只觉有不尽之思绪需要写出。按照格式,文章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填写在格子中的,老师发下来的纸张又是有一定限量的。叔同每感到意犹未尽,纸短文长,就在一格中改书两字交卷,从而博得了“李双行”的美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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