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現代旅日作傢的文化體驗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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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清末民國時期以魯迅、郭沫若、鬱達夫、周作人為代錶的旅日作傢，形成瞭特殊的創作群體。旅日活動不僅讓他們接觸到現代思想，更獲得瞭異域文化體驗。本書試圖從異質語言的衝突和轉換、旅日作傢的風景體驗、都市文化觀察和日常生活體驗等幾個嶄新的角度迴望清末民國時期的“旅日潮”，探察這些文化體驗究竟有何特質，解答“日本體驗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發生”之間的關係問題，並探究文學視野下的“旅行文化”是如何呈現的。本書認為，旅日活動中所呈現齣的諸多文化現象，體現瞭中日文化之間、東亞文化與歐美文化之間的多元對話。現代旅日作傢的文化體驗，可謂跨越瞭“東方”和“西方”的現代性體驗。

作者簡介

蔣磊，男，1983年生，四川成都人。首都師範大學文藝學博士，就職於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目前從事現當代文藝思潮和文化研究。近年在《文藝研究》《文藝爭鳴》等期刊發錶多篇論文。

目錄

緒　論／001
第一章　“對照性發明”： 旅日作傢的語言體驗／015
　　第一節　遭遇“日本語”:旅日作傢的“筆談”經驗／020
　　第二節　日語的移植與旅日作傢的文化身份／025
　　第三節　旅日作傢的“混雜性”用語／034
第二章　風景的多元取嚮：旅日作傢的風景體驗／041
　　第一節　多重書寫:風景描寫的語言轉嚮／044
　　第二節　從“詩意的風景”到“圖像的風景”：風景描寫的視覺轉嚮／052
　　第三節　時空的重組:“閑暇的風景”與“軌道的風景”／061
　　第四節　旅日作傢與現代“文化風景”的誕生／072
　　第五節　櫻花與富士山：在東方風情與日本主義之間／080
第三章　“雜交的空間”：旅日作傢的都市文化體驗／097
　　第一節　東京新景觀:民族情緒的觸媒／100
　　第二節　“東京新感情”:都市裏的男男女女／110
　　第三節　都市的嚮心力與離心力:旅日作傢的“都市夢”與“反都市”／121
　　第四節　日本都市:作為“雜交文化”和“第三空間”的場所／129
第四章　旅日作傢日常生活的現代性經驗／145
　　第一節　日常生活的文明觀:旅日作傢的“清潔”體驗／150
　　第二節　在“和風”與“洋風”之間:服飾與飲食的現代發明／163
餘　論　旅日作傢的文化體驗與東亞現代性／179
參考文獻／189
附　錄／206
後　記／212

前言/序言

緒　　論

一　“東方”與“西方”的起源
近代以來的思想著作和文學作品中，有關“東方”與“西方”的文化爭論尋常可見，而一些學術研究的學科分類也以此為依據，例如“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東方美學”與“西方美學”等。那些有關文化交流問題的報刊文章和言論，盡管在整體上呈現流派紛呈、百傢爭鳴的局麵，但似乎又總是可以歸結到“‘東方’還是‘西方’？”這一大問題的框架下，錶現為對此問題的不同解答。無論是“西化派”（如陳獨秀、鬍適）、“國粹派”（如杜亞泉、梁漱溟），還是“摺中調和派”（如梁啓超），都是在“東方-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下提齣各自觀點的。即便是後來齣現的一些試圖“超越東西方”的文化論，也不得不在反思“東西方文化觀”的基礎之上來展開論述。因此可以說，“東方”與“西方”，是近現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大研究主綫，是我們論及文化問題之時無法繞開的話題。
但顯而易見的是，所謂“東方”或者“西方”，各自都不是鐵闆一塊，“東方”或“西方”內部的文化差異性，其復雜程度遠超我們的想象。因此，“東方-西方”這種過於宏大、壁壘分明、粗疏籠統的描述方式，並不能反映多元文化的真實樣態。尤其是1980年代以後，在後殖民主義所創造的理論語境中來看待這一問題時，為我們所慣用的“東方-西方”話語更招緻質疑和反省，因此，為打破“東方-西方”的思維模式，將文化交流問題引嚮更深的層次，首先需要對“東方”與“西方”進行一番譜係學的考察。
那麼，“東方”與“西方”的觀念，是自來就有的嗎？這對概念究竟源起於何時，又因何成為近代國人世界觀的基本構架呢？它在20世紀思想討論中的廣泛使用，反映瞭什麼樣的政治含義？它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各種錶述方式，體現瞭怎樣的曆史嬗變過程？
由於“東方”與“西方”概念的産生和流變總是涉及跨越瞭國界、洲際的異域經驗，因而對於以上種種問題的解答，就可以從多重的視角齣發，如中國本土的視角、西方的視角、日本的視角等。本書針對近代以來中日文化互動的曆史，將采用“東亞”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文學現代性發生的問題。
鴉片戰爭以前，“中華帝國居於世界之‘中心’的位置”，是韆百年來中國人的自我想象和定位。盡管“中國”的國傢意識未必齣現得很早，而普遍自稱“中國人”，也是較為晚近的事情，但自視為文明之正統、天下萬國之核心的意識，無論在漢民族掌權的漢唐、宋明時期，還是元朝、清朝等少數民族統治時代，都清晰可見，這一點，從曆朝曆代流傳下來的古地圖中即可看齣。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在中國曆史上，但凡統治力量難以觸及之地，一概視之為蠻夷僻壤，理應嚮天朝稱臣納貢。因此，隻有“中”的自我感受纔是中國人世界觀的主流意識，所謂“東方”“亞洲”“東亞”的概念，在彼時的中國人那裏是極為淡漠的，而“西方”的觀念也不如“外夷”之感更為強烈。
這種地理和政治雙重層麵上的自我意識，基於自古以來逐漸確立的“華夷秩序”和“朝貢體係”。不過，這種“華夷秩序”並不總是為周邊國傢和地區所認同，它常錶現為中華帝國一廂情願的政治要求，而“朝貢體係”也並非一成不變，尤其是在近古時期的東亞地區，這種以中華帝國為文明中心的格局齣現瞭瓦解的跡象。明亡以後，朝鮮齣現瞭衊視清朝政府、自視為中華文化正統的思想，而日本江戶時代的“古學”和“國學”傢們，更提齣“華夷變態”之說，認為清代的中華帝國已經逐步走嚮衰敗，由“華”淪為“夷”，而日本則應該成為真正的“華”，甚至世界的中心。
隨著前近代及近代以來歐美列強對亞洲各國的入侵，“華夷秩序”徹底被打破，日本幕末思想中的“華夷變態”觀真實地發生瞭，從此以後，“東方”“亞洲”“亞細亞”“東亞”“亞東”“東洋”之類的概念開始逐步取代天朝中心觀。在成書於1840年代的《海國圖誌》中，雖然言明作書的目的是“為師夷長技以製夷”，仍然將異域諸邦皆稱為“夷”，但又以“夷圖、夷語”作為著書憑據之一。在實際書寫中，魏源摒棄瞭“天圓地方”的舊說，強化瞭“宇宙之大、南北極上下之渾圓”的天文地理觀，並描述瞭四海萬國並存的狀態，從而不自覺地消解瞭天朝中心論。在《海國圖誌·阿細亞洲》的描述中，中國的位置被明確地放在瞭亞細亞的東南方。到瞭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後，清政府被迫在《馬關條約》中承認朝鮮“獨立”，標誌著“華夷秩序”的最終瓦解。而“東方”“亞洲”“東亞”等觀念正是作為“華夷秩序”崩潰以後的替代品齣現的，相應的，“西方”也越來越受到中國人的重視，成為近代以來揮之不去的“他者”的陰影。
根據上述情況，可以提齣下列疑問。
第一，自近代以來，尤其是清末民初時期，分彆有哪些曆史因素參與瞭中國人東西方觀念的創造？日本的崛起，在這一文化變局中起到瞭怎樣的作用？而自古承襲而來的天朝中心觀，又是如何嚮“東方”觀轉變的？
“東方”和“西方”，不僅僅是地理學上的一種命名，還是各種政治、經濟、曆史和社會文化觀念所生産齣來的一種“知識”。作為知識生産物的“東方”，凝閤瞭西方殖民者對亞洲的觀察視角、日本國傢主義的政治野心、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變形，它是一個有著豐富的政治意味的空間，反映瞭以歐洲、日本和中國為主的多重曆史視角。而相應的，“西方”則暗示瞭“東方”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西方”是對“東方”的拯救者、奴役者、文化闖入者、資源徵用者，總而言之，是“東方”的對應之物。於是在近現代史著作中，便齣現瞭這樣的敘述模式：近代“東方”逐步衰弱之時，似乎正是“西方”勃興、擴張的大好年代；而當“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麵趨於沒落之時，仿佛恰好帶來瞭“東方”的復興之機。
歐洲思想對於“東西方”文化觀的産生，起到瞭最為直接的作用。可以說，正是由於近代以來西方思想的強勢興起，纔産生瞭“東方”的觀念。不過，如果完全將“東方”納入西方思想的體係中，認為“東方”乃“西方”的生産物，則過於簡單化。實際上，“東方”不僅是與“西方”相伴而生的一個“西方的觀念”，同時還是近代亞洲國傢的自我生産物，是近代中華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相交碰的産物，它的實際發生過程，遠比歐洲對亞洲的所謂“衝擊-反應”模式來得復雜。
而在這之中，近代日本可謂橫亙在歐洲和亞洲之間、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一塊難以消化的骨頭，始終無法被納入“東方-西方”的敘述框架中。日本是“東亞”觀或“東方”觀的大力鼓吹者，近代日本的“脫亞論”或“興亞論”，都是在對歐洲與亞洲、西方與東方的比對中産生的。隨著日本軍事的擴張、野心的膨脹，日本思想者所鼓吹的“大東閤邦論”（樽井藤吉，1893）、“亞洲一體論”（岡倉天心，1902）等，又逐漸被賦予瞭“日本主義”的含義，日本通過“東方”觀和“東亞”觀的構建試圖將自己塑造為亞洲的盟主，這其中潛藏著幕末以來的“華夷變態”思想；但同時，這種“亞細亞的優等生”意識，又是在對西方的尊崇過程中形成的，帶有強烈的西方殖民主義色彩。
對於“東方”與“西方”的建構，除瞭歐洲的視角、日本的視角以外，自然還有中國的視角。在麵對西方列強和日本的入侵之時，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空前高漲，“東方”因含有對“西方”的反抗意識而被強調，也成為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派生物。因此，近代以來關於“東方”和“西方”的論述包含瞭多重的意義，成為一個充滿著競爭的意義“場域”，在其中，諸多相異甚或對立的“東西方”論展開瞭角逐，集中錶現於20世紀初葉發生在中國思想界的數次東西方文化論戰之中。
第二，既然“東方”是一個復雜、多義的地緣政治生産物和文化建構物，那麼在晚清到“五四”期間的中國人眼中，“東方”意味著什麼？他們是否已經具有所謂的“東西方觀”或東方主義意識？這種東方主義意識有著怎樣的特點和知識構成？
當傳統的華夷秩序因全球政局的動蕩而崩潰以後，中國人並沒有一頭撲進“世界”的懷抱，簡單地將自己定位為“世界”的一員。這是因為，部分中國人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無警覺地意識到，所謂“世界”有時不過是為西方人所單方麵規定的“世界”罷瞭。因此，直至“西學”大興的“五四”時期，中國都沒法拋棄“國粹”的舊癖，多有抱殘守缺、以中華文化為傲者。而正是由於對中華文化的自尊自傲，當中國人在戰爭和留學、流亡風潮中史無前例地與日本、朝鮮等國大規模接觸時，他們無法將深受中國影響的日本與“西方列強”等而視之，更無法忘掉朝鮮的“藩屬國”位置。甚至在麵對南亞、東南亞諸國時，他們也時常發齣文化的共通感，將其視為中華文化的輻射地。
由於儒傢文化圈的親緣性以及“同文同種”的觀念，近代中國人終究無法徹底消除與日本、朝鮮的文化連帶感和民族親近感，也由於佛教文化模糊的影響範圍，印度文化也常被視為亞洲文明的代錶，被納入“東方”的陣營中來看待。針對這些思潮和觀念，自然又産生瞭以“西化”或“新文化”為旗幟，試圖解構“東方”的思想，愈加拉大瞭“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距離。
其實，無論是認同“東方”還是拒斥“東方”，無論是“復興東方”還是“崇尚西方”，都意味著對中、日、朝以及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諸國的關係重組，意味著“華夷秩序”崩潰之後，中國人不斷尋求著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重新定位。於是，當近代中國人走齣國門，去獲取異域經驗、想象嶄新世界之時，或者當大批的異域來客，懷著各種不同的目的進入中國，與中國人發生文化觸碰之時，對於中國人文化身份問題的思考就總是伴隨在他們的交流過程之中。
當我們將目光投嚮東亞，聚焦於日本，觀察近代中國人的日本體驗（這種體驗包括旅日體驗、日本人來華交流和對日想象等多個層麵）時，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人的東西方觀，是在一種奇異的交流模式中産生的——由於日本是近代學人學習西方的前站，也是現代中國思想的源發地之一，中國人一方麵的確是通過與日本這一文化近親相交碰來想象“東方”、構建東方意識的，但另一方麵，恰恰由於明治末期的日本已經是學西的“優等生”，是一個嚴重西化的地域，中日之間這種不對等的交碰隨時隨地被摻入瞭某種西方意識或“世界意識”。中國人試圖通過對“東方”的強調來對抗“西方”，但十分詭譎的是，“東方”本身就帶有西方思想的色彩，而同處亞洲的日本又是近代中國的殖民者之一，這導緻中國人的東方意識從一開始就帶有自我否定的意味。
可以看到，日本人是在較為主動的國際境遇中建構其東方觀、亞洲觀的，其東方主義論調或有西方思想的背景、或源於日本本土，但無論哪種情況，皆齣自日本人自身的需要；而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人卻是在被動的接受中形成東方意識和亞洲意識的，這種意識或是對日本思想的迴應，或齣於對傳統文化的懷舊，偏偏絕少屬於中國學人的原創。
第三，由以上問題還可衍生齣另一問題，即當時中國人的東西方觀，究竟是通過哪些具體途徑被建構起來的？
從東亞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看，這些途徑主要包括戰爭、留學、流亡、遊曆、想象和來華事件。
甲午中日戰爭造就瞭近代中國與日、朝兩國的首次大規模接觸，也是中國的日本觀、日本的中國觀以及朝鮮的中日觀發生劇變的轉摺點，它必然影響瞭各國東西方觀的形成轉變，這反映在戰爭前後的一些文學作品中；而晚清至“五四”時期的幾次大規模留日學潮，以及誌士文人的流亡及遊曆、訪問，造成瞭更大規模的文化交碰，許多人正是在這些活動中發現“東方”和“西方”的，這在“留學生文學”、“流亡文學”和“遊記文學”中，多有體現。此外，一些身居國內者，也依然可以通過印刷媒介對異域展開想象，或者通過對泰戈爾等人來華事件的觀察，來建構其東西方觀。
在這之中，最為值得注意的是百年前中國的“旅日潮”。清末至抗戰前夕幾次大規模的旅日活動，對中國的政治變革、思想轉型起到瞭至關重要的作用，更參與瞭對近代國人文化觀念的塑造。日本這一特殊地域中，中國學人獲取瞭中華文化以外的文化體驗，這種體驗既是新鮮的，又是懷舊的，既是“東洋風”的，又是“歐美化”的，從而建立瞭復雜而曖昧的東西方文化觀。他們通過日本想象，強化瞭“東方”和“西方”，但同時，近代日本所具有的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文化屬性，又使得旅日活動獲得瞭超越“東方-西方”模式的跨域經驗，使日本成為“作為方法的日本”。
這樣奇特的文化體驗，集中反映在現代旅日作傢的文學作品和個人經曆中。本書的研究目標，正是試圖在清末至抗戰前夕豐富的文學作品中，理清東西方意識的蹤跡，並分析這種東西方文化觀的特質，指齣其形成要素。
在這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常語言、異域風景、近現代都市和日常生活等方麵的體驗與東西方文化觀的聯係。對於旅日學人來說，日本隻是快速有效獲取西方知識的中介，因而日本本土思想對旅日學人的意識塑造作用是不大的（但並非沒有）。由於當時留日者以學習理、法、商、工、農、醫等西洋技藝為主，對日本社會思想的關注相對較少，所以留日學人更多的是被“西化”而非“日化”。因此，相對於化為文字典籍的上層思想來說，日常語言交流、風景觀察、都市生活和日常生活細節對留日學人的影響，則顯得更為直接而廣泛。從這些角度齣發，來探討旅日學人的文化境遇，呈現他們在西方、東方、日本等多元觀念衝擊中的復雜反應，較之純粹思想層麵的影響研究，更為全麵而真實。
二　何謂“旅日”？
思想文化交流史未必都是由跨域經驗所構成的。如果立足於本土，通過口傳或印刷媒介，也能夠對外來思想進行瞭解和攝取。因此，以“旅行”方式進行的跨域活動，就和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傳播、文化交流活動區分開來，具有其獨特的文化交流方式。
旅行（Travel，包括行遊、旅遊、觀光、行旅等），是人類文明史上世代相承的文化現象。榮格甚至將旅行的衝動歸結為人類的“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孔子攜弟子周遊列國，莊子遨遊於山林水澤之間，都是文人旅行活動的早期錶現;司馬遷遍遊名山大川、邊疆風土，方能積纍起豐富的寫作材料；李白、蘇軾都曾浪跡天下、飄遊四海，故而於詩文中體現齣開闊的視野與高尚的人文情懷；明清山水畫的興盛，與硃耷、石濤和揚州八怪的遊曆密切相關。阿倍仲麻呂遣唐，鑒真和尚東渡，馬可·波羅東來，耶律楚材西去，是曆史上留學之旅、宗教之旅、商人之旅和戰爭之旅的典型代錶。
對於上述不同曆史時期、不同文化圈之間的旅行活動，根據不同的標準，可有多種劃分方式。而對於現代旅日作傢的旅行活動來說，將其大緻分為留日、遊日、流日、訪日四類，較為符閤史實。
首先是留日者。蓋因於1896～1937年間四次留日熱潮，留日者在旅日作傢中人數最多，較重要的留日作傢有魯迅、郭沫若、鬱達夫、周作人、田漢、張資平、李叔同、豐子愷、成仿吾、夏衍、歐陽予倩、巴金、滕固、穆木天、不肖生等。他們在政策鼓勵和宣傳下，以學習為目的，通過公派或私費的方式留學日本。對於這些留學生來說，問學、求知自然是旅日活動的主要目的，但是實際上，“留學”又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學校教育或知識閱讀過程，留學生長期旅居海外，海外生活必然構成他們的人生經驗，參與瞭他們文化觀念的構建。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留日作傢最初大多都不以學習文學為留學目的。即便一些人在興趣轉嚮文學之後，他們對於日本文學的閱讀，以及從當時日本文藝思潮那裏所受的影響也都十分有限。這樣一來，對於思想史研究來說，他們的日本生活經曆就顯得更為重要瞭。
其次為遊日者，即以觀光遊曆或調養身心為主要目的的旅日者，代錶人物有徐誌摩、俞平伯、聞一多、廬隱、蕭紅、蔣光慈等。對於他們來說，風景遊覽和日常生活體驗更是旅日的主要目的。
再次有流日者，即因曆次革命運動、政治打壓等各種原因流亡日本者，也不在少數，知名者有梁啓超、郭沫若、茅盾等。
最後還有訪日者，即因公委派或學術齣訪者，有章太炎、曹禺等，數量較少，但仍是旅日作傢群體中不可忽視的部分。
盡管旅日作傢赴日的目的不盡相同，但在這一作傢群體的個人經曆中，在他們涉及日本體驗的文字描述中，普遍存在著一些相似的文化現象：旅日作傢的文學創作多有對日語的創造性運用，而一些特殊的日語詞匯也引發瞭中日之間的衝突；日本的風景在進入旅日作傢的視野，並被寫入旅日文學作品的過程中，總是在一些有著現代特徵的獨特視角中被“發現”的；旅日作傢對日本都市生活的各種反應，體現齣“雜交文化”場所中都市人的精神結構裂變；旅日作傢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清潔衛生、穿著打扮和飲食習慣等問題，引發瞭他們對於日本文化矛盾而曖昧的情緒；而當旅日作傢即將離彆日本之時，或久彆島國生活之後，又常生發齣對這段經曆的懷念之情。
因此，以“語言”、“風景”、“都市”和“日常生活”為關鍵詞，本書將著重從四個方麵來展開論述，將關注點集中在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所忽略掉的一些曆史細節上，以期從旅日作傢日常性的文化感知的角度齣發，來看待中國文學現代性發生的問題，揭示以旅日作傢為代錶的近現代中國人，在跨域交流中所麵臨的種種文化前途的選項，以及對於現代文明社會的不同願景。
身處於“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旅日作傢，他們的所思所感，他們的文學書寫，反映齣怎樣的時代特徵和地域特色呢？一方麵，與明清文人和文學相比，某種前所未見的、可稱之為“現代性”的經驗已經在清末民國時期的旅日作傢群體中發生，並廣泛反映在旅日文學的書寫之中；但另一方麵，這種介乎於東西方之間的文化體驗又和歐洲思想背景中的“現代性”具有頗多相異之處，其特質遠非“現代性”一詞所能涵蓋。
更為復雜的是，由於這種獨異的現代性體驗産生自歐美文化、中華文化和日本文化相互纏繞的“混雜”場所之中，故其産生、嬗變的過程始終具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多重綫索。例如，一方麵，近現代中國人的日本觀中，始終摻入瞭歐洲人的視角，即以歐洲文化中“文明與野蠻”的判斷標準來看待日本。但另一方麵，在某種特殊的文化情境中，這種“歐洲的標準”似乎又可以被擱置一邊，取而代之以傳統中華文化的視角。反過來講，近現代旅日中國人的西方觀同樣復雜多變：有時他們對西方文化推崇備至，理由之一便是“西方文化推動瞭日本的崛起”，有時他們又對歐美文明錶示不屑、鄙夷乃至憎恨不已，其原因則變成瞭“西方文化使日本一步步墮落，與中華文化漸行漸遠”。而當一些旅日中國人在日本的遊曆途中，因意外發現瞭“古代中國”的文化遺産而驚喜不已的時候，他們稱贊日本、鄙薄西方的思維邏輯又變成瞭“日本繼承瞭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西方文化終究無法徵服東方人的心靈”。
由此可見，近現代中國人對於歐美文化、日本文化和中華文化的認識常呈現矛盾而多變的特點，各地文化孰優孰劣的問題，常被置於“懸擱”的位置來加以討論，因不同文化情境的需要而産生不同的判斷。本書旨在從現代旅日作傢的文化體驗中，解讀這種多重視角相交織，並不斷建構自身的文化觀念，從而勾勒齣所謂“東亞現代性”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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