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李星沅日记（套装上下册）》原抄本分若干卷，但看不出卷与卷之间在内容和时间上有什么直接联系，可能是日记原稿或抄者以原件装订一册称一卷。因此，我们在整理和校点时取消了原卷次，而以_.年为一部分，每年开头另面排，以清眉目。我们在点校过程中，每日均补填公元月日，以便读者阅读、对照，并与'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体例相一致。内页插图
目录
上册《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说明
前言
原序
道光二十年（1840年）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下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精彩书摘
十五日（5日16日）卯刻谒仓帅，剧论抽查喜事，且入城递事，故作缓笔，将先发制人，不知何心？论海运当行，但须循海边，无泛大洋，迂拙可哂，眸子不正。西翁已先料及。交办之件，先由山东、河南两道传询各帮旗丁，有无与经纪勾串弊混，具结备案，现在麦石次第验收，但须每船派经纪二名，于起卸时出具实无潮湿结，再由外河押送里河，以防桥上舞弊。又道光四年及十三、十八两年，皆有抽查御史参经纪旧案，当检查。经纪汉少回多，互相鱼肉，桥上亦照料不到，里河人皆与为仇。现须上紧筛晾，先去潮湿，再去虫蛀，均请两抽查诣验，然后入仓。如抽查执拗到底，则非另请钦派查验不行矣。漕事自征收、起运，以至抵坝、过桥、交仓，夙称弊海，不可胜诘。幸圣明洞察，去其繁苛，即如东豫麦石中间虫蛀一节，经爱翁面陈，新麦歉收，此系陈麦，上为首肯，询无微不照矣。云樵来以徐后事费周折，请领风扬银，并与四和尚筹借竹竿，回非意料所及。此辈不愁有事，且喜有事，加索可藉口，故仓事以镇静为要著。知云樵势不得已，力说一言，因传谕徐皋助之。午后，张福押轿自京回，得子敬数行。酉刻，小集通州署，主人为雷鬯泉刺史，项小瀛、徐小如两别驾，同坐为侯理亭、永云樵、姚玉峰。适陈郎中兰第自京来，亦入坐。郎中为顾士侍郎令子、春浦夫子舅兄，援例分户部，其胞叔为乙酉同年，议论颇明爽，闻向有枭卢癖，小瀛道及马东桥光型署巨鹿令时，专丁携银二百密访教匪，有无知者利其银，信口开河，东桥通禀大府，入奏提讯，毫无据，颇近冒昧，以是失欢。现补沿河县丞，故四川庚午举人，出陶文毅门下，予客川东曾数晤之，以大挑河工得直省。小瀛索予倡和集，允以续寄。新任永定河道垣三兄春，上年由天津府升，驻扎固安，缺岁止威仪。海翁持农政大纲，京兆事亦在握，与静翁不甚水乳。福建骁使查烟，将俟府搜禁，似乎笨伯无论趋避不及防，且恐有持众抗行者，闻潮州沿户均粘出卖洋烟帖，果尔亦太无忌惮矣。京师请禁出钱票，钱铺闭逃者五十余家，银价徒落，各典商亦将歇业，民以为病，而言者尚固执不解，钦命贡士复试诗题金人三缄得言字，圣意固有微旨矣。四小帮及徐后帮麦均斛收，闻天津一号船尚须风晾。十六日（5月17日）寅正起。送伯源回京，附月裳书并致杏官、祥姑绫绸各二端，又致黄虎卿、陆稼圃各一函。闻云樵所需四和尚已画诺。巳刻，奉仓帅札饬，传讯十帮旗丁，有无勾串经纪弊混，即转行总运讯明取结详发。申刻，羲亭来为桓儿诊脉。通州、天津两帮卸完，而德左又呈样，两厅复谕验，且不分每船各丁受累何已！徐后则所欲无厌，不可将就。云樵见，反复筹酌，惟令粮石干洁脚踏实地，必不得已请仓帅临仓以定准驳，治之愈急，其害日增，且以现在有事明目张胆勾勒横行，洵堪发指。得伯源到家书。范宗山自京来。云樵专役入京，因致尧舅书并上铙翁禀函，属遇摺弁附寄，内附通字十四号，俾节前署中无想望也。铙翁甫查河阅兵回省应通候，且此间事见明，发由坝上经役与桥上，事忽中变，洊至后帮，停斛抽查，意在指陈仓帅。遂同日入奏，虽麦质肥瘦实由天年，而仓收缓急全在人事，此中委曲，非面陈不能尽也。
……
前言/序言
历史人物的日记，对研究历史往往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日记的作者，大多是学者或政治上的一些显要人物，他们的社会关系较多，人事交往较广，处理的事务也各有各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重点和特色，各自根据其亲身经历，或本诸所见所闻，逐日记录下来，其内容或在土地、生产以及财政赋税等社会经济方面，或在政治制度、吏治、政治斗争内幕消息方面，或在对内对外军事战争方面，或在学术文化思想方面，或在某些地区和民族的风土、文物、宗教方面，或在地方掌故方面作了具体的记载。并且由于作者是作为日记记载的，故论及当时的时事和人物顾忌隐讳较少}由于是作者亲身的经历，较据传闻而记录的资料真实性要高，有些可改正一般历史记载中所出现的讹误。尤其是日记是按照年月日记载亲身的经历和见闻，所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在通常情况下，其可靠性在一般史料之上。李星沅（1797-1851），字石梧，湖南湘阴人。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1835年，督广东学政，旋任陕西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随即调任江苏布政使。后升任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调江苏巡抚。1846年升任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寻调两江总督。其任江苏藩臬时，正值鸦片战争之际，于吴淞、江宁两战役均亲身经历，《南京条约》签订时也耳闻目睹许多事实，并逐日写有日记记其情况，于当时妥协投降派的丑恶行径、侵略者的暴行和气焰、清军将领贪生怕死和官吏的昏庸腐朽的记载，多有当时官书及一般史籍所未载者。至于清代地方政治制度之实况，吏治腐败之情况，亦可于其日常行事中，尤其是日记所载之具体事实中，发见若干不易得之资料。由于李氏历官江南各省，熟悉盐、漕、河诸利弊，又官河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和清中央政府官僚联系也多，他的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务也颇多，故李星沅日记所载内容十分丰富。尤为可贵的是，李氏是一位“循吏''，论及当时时事和人物，能比较朴实质直的记载和评论，使我们对当时社会经济和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从其得到较深刻的了解。
现存的李星沅日记，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止于二十九年（1849年）。觉园老人借阅李氏日记原稿时，摘抄一过，据云行款大致依原稿，其不可辨者则阙疑，分成二十册，约七十万字，手抄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本日记即据手抄本进行校点。从所属时间和分量看，是李氏日记中的主要部分。日记对鸦片战争、道光时期的内政外交、朝野风气、社会状况，特别是地方制度和吏治的情况，统治集团中人物颟顸的情况，均有具体的记载和较深刻的论述，资料相当丰富，可供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和学习者的参考。
用户评价
说实话，这套书的装帧和排版设计非常考究，看得出出版方在文物整理和校勘上下了大力气。纸张的质地摸上去很有年代感，即便是影印的古籍部分，也处理得清晰可辨，极大地方便了我们这些深度阅读者。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有心人将这些私密的信函和手稿系统地整理出版，它们很可能就会湮没在尘埃之中。这些日记不仅仅是个人的流水账，更像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切片。比如他对地方士绅阶层交往的描摹，生动地展示了晚清民初那种权力结构与社会网络是如何交织运作的。不同于某些公文的矫饰，日记中的语言更贴近口语，虽然偶尔需要查阅一些当时的特定词汇，但这反而增加了一种“寻宝”的乐趣。读完前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后续的内容，因为明显感觉到叙事脉络正朝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展，那种悬念感让人欲罢不能。
初读时，我有点不适应日记的跳跃性叙事，毕竟它不是一本结构严谨的传记，而是时间轴上的碎片集合。但很快，我体会到了这种碎片化的魅力所在——它保留了历史的“原生态”。那些突发事件、那些未经沉淀的即时感受，比事后总结要真实得多。我尤其留意了作者在处理家庭事务和公务压力时的心境变化。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自律且有责任感的人，但同时，长时间的奔波劳碌和对时局的忧虑，也常常让他感到身心俱疲。这些真情流露，比如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对友人的思念，都让这位历史人物变得异常亲近。感觉就像是隔着百年时光，与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进行着一场私密的、不设防的对话。
作为一名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颇感兴趣的读者，我必须说，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它提供了大量的“微观证据”，去印证或反驳宏观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论断。比如，当谈到地方人才的选用机制时，书中的记录清晰地展示了“人情”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比单纯分析制度要来得深刻。更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在记录政治事件的同时，从未放弃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注。他对于自然景观的描绘，那种带着文人情怀的抒发，与他处理棘手公务时的沉稳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让我认识到，即便是身处权力中心或动荡边缘的人物，也依然有其柔软和诗意的一面。这种全景式的展现，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那个时代精英阶层内心世界的理解，不再是扁平化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
这套书的阅读体验，说句老实话，需要一定的耐心和背景知识积累。它不是那种可以轻松翻阅的小说，更像是一份需要细细品味的“历史馈赠”。但只要你愿意沉下心去挖掘，回报是极其丰厚的。我发现自己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风俗、官场潜规则甚至日常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例如，他记录的几次长途跋涉中的见闻，不仅涉及地理和交通，更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水平。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进行一次高强度的历史“田野调查”。对于所有对中国近现代史有志于做深入研究的学者或爱好者来说，这套日记无疑是案头必备的珍贵文献，其价值远超普通读物的范畴。
晚清督抚中的一部重要日记。李星沅（1797（丁巳年）—1851），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今为汨罗）人。清道光进士。曾任兵部尚书、陕西巡抚、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参与禁烟与鸦片战争抗英，并有文才，时号位湖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三君子之一。有《芋香山馆诗文集》、《李文恭公奏议》、《李文恭公全集》、《李星沅日记》等存世。
胡氏曰：庶，可能也，而難於富，以誅其財也。富，可能也，而難於教，以無其道也。漢孝文、孝明，唐太宗之世，亦云庶富，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未知所以教也。 不知所以教，那又何以教呢。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唐武德初，二百餘萬戶。永徽元年，戶三百八十萬。去大業末三十六年。天寶十四年，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唐之極盛也。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敗三十八年，人戶纔比隋氏。 按：天寶十四年當為天寶十四載。 據《通鑑》五七五二頁 隋煬帝大業五年記曰：是天下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在学术史上，王应麟是南宋后期一位重要的很值得研究的博学通儒，其学术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深得清代干嘉学人的推崇，梁启超称王应麟“为清代考证学先导”之断语可谓中肯。王应麟，字伯厚，号厚斋、深宁老人，世居浚仪（今河南开封），后迁居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是宋末著名学者。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七月，王应麟生。绍定四年（1231），九岁，通六经。嘉熙二年（1238），十六岁，从乡先生吴参倚学。嘉熙四年，十八岁，试国子监。淳佑元年（1241），十九岁，登进士第，假馆阁书读之。父通判婺州，侍亲在婺，从王<林土>受学，得吕祖谦、真德秀之传。后调西安主簿，差监平江百万东仓。调浙西提举常平茶盐，主管帐司。丁父忧，服除，调扬州教授。宝佑四年（1256），三十四岁，二月，以从事郎、新扬州教授试博学宏词科，中选，添差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五月，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应麟覆考。迁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实佑六年，迁太常寺主簿，以言边事得罪权相丁大全，外补通判台州。召为太常博士，擢秘书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景定五年（工264），四十二岁，迁著作佐郎。十月，度宗即位，摄礼部郎官，兼崇政殿说书。咸淳元年（工265），四十三岁，迁著作郎，守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咸淳三年，四十五岁，迁将作监，兼侍立修注官，迁秘书少监，兼侍讲，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 文摘 白鹿在卫州共城县西五十四里。隋章仇大翼隐于白鹿山②，徙居林虑山茱萸涧。封龙一名飞龙山，在真定府获鹿县南四十五里。汉石邑县。《郡县志》：“飞龙山在赵州元氏县西北三十里。”赵武灵王取封龙
庄子南华真经篇目（原目）
[block print;picture printed from an engraved (etched) plate;woodcut;woodblock;engraving] 用雕刻或蚀刻的版印出来的画
徐世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七子部
林斡，生于1916年，广东新会人。内蒙古大学教授。曾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内蒙古第二届民盟副主委、第五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曾兼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名誉院长、内蒙古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内蒙古老教授协会理事。
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五年，督广东学政。粤士多健讼，檄通省籍诸生之干讼者，牒报诇治之，士风以肃。任满，授陕西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在川、陕严治刀匪、啯匪，屡擒其魁置之法。迁江西布政使，调江苏。二十二年，擢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二十五年，调江苏巡抚。
三十年，宣宗崩，赴京谒梓宫，复以母老陈请归养。会广西匪乱方炽，起林则徐督师，卒於途，命星沅代为钦差大臣。是年十二月，抵广西，驻柳州。时左右江匪氛蔓延，诸贼尤以桂平金田洪秀全为最悍。巡抚郑祖琛、提督闵正凤皆以贻误黜去，周天爵、向荣继为巡抚、提督。二人者并有重名，负意气，议辄相左，星沅调和之，仍不协，军事多牵掣。
![北京大学西学影印丛书·历史学系列：世界史（第4版 英文影印版） [A World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qciss.net/10153791/62538c8e-b758-45e0-a1c2-4954b5eebbe4.jpg)
这套厚重的日记丛书，简直是一扇通往旧时光的秘密之门。我原本以为阅读历史资料会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事实却远超预期。每一次翻开书页，都能感受到那些文字背后蕴藏着的深沉情感和时代脉搏。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对日常琐事的记录，比如天气、饮食、访客的往来，都充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印记。你从中能瞥见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一个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我定位、如何平衡个人抱负与社会责任的。那些关于官场应酬、地方治理的详尽描述，远比教科书上的宏观叙事要鲜活得多，充满了人情世故的复杂性。特别是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侧面记载，它们没有官方报告的刻板，而是带着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和切身体会，这种“温度感”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我特别喜欢他记录的那些关于读书和治学的片段，那种对学问的虔诚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