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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弗雷德裏剋·魯維洛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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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上海文藝齣版社

ISBN：9787532149308

版次：1

商品編碼：11443461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4-03-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5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作者簡介

　　弗雷德裏剋·魯維洛瓦，法國著名學者，巴黎第五大學教授，學術地位極高。愛好收藏古書，研究範圍廣泛，尤其在政治、法律和社交禮儀文化研究方麵成績斐然。齣版過《烏托邦》、《法國的地方分權》、《禮貌史》、《僞雅史》等各類學術理論和文化著作十多部。

前言
第一部分大革命時期的禮貌（1789—1800）
第一章猛烈的攻勢
第二章熊熊烈火

第二部分資産階級禮貌的黃金時代（1800—1914）
第三章男女之間的禮貌
第四章在傢裏
第五章在公共場所
第六章對失禮的懲罰
第七章禮貌的死角

第三部分決裂階段（1914—1950）
第八章舊時代的終結
第九章禮貌的危機

第四部分變幻不定的新紀元（1950年至今）
第十章禮貌的盛衰？
第十一章禮貌的聖殿
第十二章禮儀之邦
第十三章失禮和律法
第十四章禮貌國際化？

結語
引文注釋
資料來源
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第一章猛烈的攻勢18世紀末，英國政論傢埃德濛·柏剋曾宣稱，“禮貌比法律更加重要，大部分的法律正是依據它們而建立。”從諸多方麵來看，這番言論總結瞭封建舊體製的哲學思想，也恰恰闡明瞭資産階級大革命猛烈攻擊禮貌規範的原因和目的。
　　迎閤時代需要的失敗資産階級革命者們之所以攻擊當時的禮貌，一方麵是為瞭反抗封建舊體製，另一方麵則是革命本身的原則使然。
　　要重建，就必須先摧毀。如果說革命者們所推翻的“殘暴的專製統治”就是以“禮貌規範”為基礎而建立，我們就更能理解聖茹斯特的話瞭。他用先知般嚴肅的態度宣布，“粗魯是對壓迫的一種反抗”，並用同樣嚴肅的語氣補充道，“在一個譴責滑稽可笑的行為的社會中，人們是墮落的；而在一個譴責不端惡行的社會中，人們纔是品格高尚的。
　　前一個像是君主專製的社會，後一個纔是共和國。”。
　　在這一點上，革命者們可以仰仗的不僅有盧梭，還有孟德斯鳩。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十九捲中說過，“古羅馬禮儀盛行的時代也是一個獨裁的時代。專製的政府養活瞭一群無所事事的人，而無所事事則讓禮貌得以滋生。一個國傢中的人民越是覺得需要有一些方式來處理人際關係，就越是需要禮貌。”如果說社會是被無所事事、阿諛逢迎和禮貌所統治，那麼一個真正的共和主義者來就應該堅決地站齣來反對，不論是從法律上還是從道德上……而且正是法律條文在民眾中間樹立起瞭革命的威信，在新法律麵前，那些舊式禮儀顯得十分可笑且格格不入。路易。馬林·恩裏剋斯在他的著作《在讓一雅剋·盧梭精神的領導下，兒童和青少年應該遵守的共和國禮儀章程》中是這樣描述的：這些虛僞的禮貌是“心靈的迷失”，是“套在整個社會頭上的連枷”。。讓—雅剋·盧梭能夠成為革命的精神領袖不是沒有道理的：1750年第戎學區齣版瞭他那篇哲學史上的著名作品《論科學與藝術》，其核心思想就是禮貌，革命者們最早就是從他這裏汲取這一主題的。在書中盧梭寫道，“禮貌，通過它溫和的特性和文雅的風尚，使得人與人的……交際變得非常輕鬆，簡單。”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法國也許是禮貌史上的巔峰，“在這個世紀裏，禮貌控製瞭整個國傢，占據瞭人們所有的時間”。不過，禮貌也有著一個非常能迷惑人的特點：可以讓一個人“錶麵上道貌岸然，實際上卻一無是處”，也可以讓一個人看上去樂善好施，實際上卻壞事做盡，“在學會矯揉造作的說話方式和社交技巧之前，人們的行為習慣是質樸的，但是完全齣於自然；稍一注意就可以發現，不同的行為舉止錶現著人們不同的身份和習慣[……]。如今，更加微妙的講究和品位上的吹毛求疵大大降低瞭禮貌作為一種藝術的趣味性，而且給每個人的行為都籠罩瞭一層統一的迷惑人的麵紗[……]：禮貌對人們的要求越來越苛刻，各種行為舉止的規範也越來越多；人們隻能不停地追逐著，遵守著這些錶麵的規範，卻完全沒有領悟其中的真諦。大傢再也不敢展示真實的不加修飾的自我[……]，永遠也無法瞭解自己到底在跟怎樣的人打交道[……]。
　　在這張僞善的麵具之後隱藏瞭多少的醜惡啊！人與人之間再也沒有真誠的友誼；再也沒有深厚的信任。禮貌就像是一塊虛僞的幕布，遮住瞭猜忌、不安、畏懼、冷漠、仇恨、背叛”。
　　四十年以後，這些都成瞭革命者們批判禮貌的理由：在革命者們看來，平等、博愛和道德是建立新製度和新人道的基礎，而禮貌則是擋在它們麵前的障礙物。《杜切斯尼老爹報》的主編埃貝爾報道過一名反對大革命者的言論，“那些曾經得給騎士下跪的無賴如今在跟我們說話時連脫帽禮都免瞭。人與人之間沒有瞭等級，沒有瞭差彆，運水的工人和銀行傢都成瞭一個層次的人。無産反而成瞭一種榮耀，如果不是所謂的真正的無套褲漢還得不到到尊重呢。”他因此指齣“禮貌是站在共和平等的對立麵的”這一陰謀。對於革命者來說，禮貌說到底不過是一種手段，它罪孽深重但卻隱藏很深。它是人與人之間齣現等級的罪魁禍首，它讓一些人能夠淩駕於其他民眾之上，並把其他人踩在腳底。正是這樣的態度曾經讓羅伯斯庇爾極為憤慨，雖然他本人對於毫無理由的粗魯並不感興趣。那是在1794年4月一次雅各賓派俱樂部內的辯論中，一位曾經的底層人民正在發言——恐怖統治已經到瞭末期，革命者們為我們指明瞭處處都存在著的陰謀——他的遣詞造句非常低俗，於是不少聽眾都帶著嘲笑的態度竊竊私語。
　　羅伯斯庇爾覺得他們的行為很可恥，於是他打斷瞭演講，指責瞭那些嘲笑者們的態度，因為他們明顯帶著貴族做派，並對語言使用上的規則吹毛求疵，而這完全與平等和博愛的理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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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禮貌本由來已久，關於它的討論此番又大舉捲土重來。最近幾年，報刊和媒體都見證瞭它的華麗迴歸：有關禮貌的紀錄片開始大量播齣；學校以及各大社會文化中心也都陸續開齣瞭禮儀課程；這方麵的書籍、文章、測試以及小遊戲層齣不窮；而那些在70年代曾一度滯銷的有關禮貌規範的教科書也再度熱銷瞭起來……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報界不約而同地以這樣的熱情迴應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因為就是他早在2003年時就明確錶示要嚮不禮貌的言行宣戰，也正是他在第三次選舉獲勝並順利連任後強調必須重建一種“互相尊重的文化”。而在這一點上，法國政府各部門間居然錶現齣瞭齣乎意料的一緻：教育部長決定將禮貌定為學校教育的重中之重，交通部長則設立瞭一年一度的“文明禮貌駕駛日”。似乎從此以後，禮貌變得必不可少，成瞭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人們再也不能對其敷衍瞭事或冷嘲熱諷瞭。
　　與此同時，1999年3月到4月間的一次大規模的民意調查顯示，68％的法國民眾認為言談舉止有教養是相當重要的；到瞭2003年10月，根據《費加羅夫人》雜誌的民意調查，持該觀點的民眾超過瞭70％，相比十五年前的53％，以及1981年的區區21％，這一增長還是相當喜人的。在法國人民希望他們的子孫繼承的各項傳統美德中，文明禮貌已躍居第二。而且這一次，嚮來頗有隔閡的青少年與成年人消除瞭一貫的分歧，達成瞭高度一緻：法國著名民意調查機構索弗瑞2003年11月的一項調查顯示，青少年們眼中最無法容忍的行為恰恰是一些違反禮貌規範的行為（比如侮辱老師96％，不尊重父母94％），他們覺得這要比那些可能會遭到刑事處罰的違法亂紀行為（比如考試作弊、打黑工、吸毒）更嚴重；當局和“老一輩人”眼中不禮貌的行為，在1968年五月風暴那段時期還被說成是一種擺脫束縛的正常錶現，是自我展示的閤理需求，如今已（再次）被公認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瞭。誠然，無論是調查者還是被調查者都沒有明確說齣他們心中的“禮貌”、“尊重”、“有教養”等詞語到底指什麼，但這無法阻止這個既成事實：潮流逆轉瞭，那些似乎已經被遺忘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又捲土重來瞭。
　　不過，暫且撇開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撇開它堅實的底基以及它的持久性不談，我們應當意識到：之所以有今天的迴歸和復興，是因為在昨天經曆過衰敗。確實，禮貌在曆史的長河中經曆瞭一次又一次的變化，徹底的變化。說白瞭，就是禮貌有著她自己的曆史：那是一段蜿蜒麯摺的曆史，時斷時續，起起落落，有巔峰——波旁王朝復闢時期、19世紀末期、21世紀初期——有低榖——大革命時期、1968年五月風暴之後——還有轉摺——七月王朝、第一次世界大戰——周而復始，循環往復……如果說得更為細緻考究一點，就會發現，我們所說的禮貌史其實不僅僅是一部整閤的曆史，更可以分為一個個迥異獨立的小篇章，比如風俗習慣史、禮節史、行為規範史、教養禮儀史，它們都在不斷地變遷，有時甚至變得很快。正因如此，在19世紀這一資産階級禮貌（史）的黃金時代，齣現瞭不少新的習俗（吸煙室、固定接待日、吻手禮），而同時，另一些舊的習俗正在慢慢消失（比如新郎贈與新娘結婚禮物），或者不斷簡化，又或者恰恰相反，日趨繁縟（比如葬禮）。
　　除瞭一部縱嚮的時間史之外，禮貌還有橫嚮的地域分布。早在19世紀中葉，隨筆評論傢阿爾豐斯·卡爾就指齣，“如果沒有禮貌，那麼聚集在一起的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互相爭鬥瞭。所以，要麼一個人孤獨地生活，要麼就要學著禮貌點。”因此，隻要有人類社會存在的地方，就會有禮貌存在。禮貌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駐紮在各個國傢，隻不過，每一個國傢的禮貌都有自己的特色，或多或少與它們鄰國的有所不同。
　　小說傢雅剋·佩雷風趣地告訴我們，“如果法國中部利穆贊地區的推銷員端起酒杯對我說‘tchin，tchin’（請，請），我會很自然地問他，‘什麼意思啊？’再有，如果嚮一個北部皮卡第地區的修車工告辭，會聽到他大聲地喊‘bye—bye’，我便自然而然地原路返迴，嚮他詢問這個短語的意思，並且錶現齣對當地方言的強烈興趣。禮儀還沒有完全國際化，而我們也盡量避免讓其國際化。人們對整齊劃一的渴求有的是機會得到滿足：集體意識、全球民主、世界經濟一體化，有這些就足夠瞭，沒必要把脫帽行禮的動作也整齊劃一，更沒必要像規定汽車輪胎的直徑一樣去規定生日花束的大小。人脫帽行禮的方式有成韆上萬，送生日花束亦是如此，而這恰恰促進瞭禮儀的多樣化，從而使我們的社會更加人性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處世之道，“有些外國人，特彆是北歐人，看到我們用細長的麵包塊來蘸帶殼的溏心蛋吃就會生氣。
　　這是他們的權利：同樣的舉動在此處是禮貌，在彆處也許就是不雅或者侮辱瞭”。即便是在同一個國傢內，有時也會有這樣明顯的差異。
　　雅剋·佩雷仍舊一臉正經地開玩笑，聲稱“可以在法國地圖上根據人們擁抱方式的不同來劃分區域，從而得到一張法國擁抱方式地域分布圖：比如說北方人會連著擁抱三次，就像葡萄種植和羅曼瓦建築的地域分布一樣，也許就會齣現一條南北分界綫”。
　　而禮貌的這種地域分布首先是曆史性的。誠然，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國傢，隨著時間的推移，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其左鄰右捨的一些影響，但卻又始終保持自己的特徵。正因如此，在法國，首都巴黎的禮貌習俗曆來就與外省迥然不同：巴黎的禮儀直接模仿並繼承瞭法國的宮廷禮儀，在全國占主導地位，其特權性不容置疑；而外省的禮儀則要質樸得多瞭，也更加傳統一些，永遠跟在首都的後麵，比它差一截。即便是同在首都內部，各個小地區的禮貌習俗也大相徑庭。曆史學傢雅剋·布朗熱說，“巴黎的每個街區都有自己獨特的麵貌、風俗、人文，或者更形象地說，都有自己的‘世界’。這一個個的小‘世界’特徵鮮明，因為其中的禮儀、打扮、舉止、言談有著無數細微的差彆。
　　從查理十世統治時期起就是這樣，路易一菲利普時期仍然如此。”其實這隻是說明在首都有一些占主導地位的圈子，它們通常聚集在某些特定的區域（1830年以前是聖日耳曼地區，1830年到1840年間則是唐坦路街區和新雅典地區），正是它們確定瞭禮貌的主鏇律，左右瞭其他的圈子，並逐步影響到整個巴黎，乃至全國。確實，風尚和習俗一直都由巴黎引領，也由它來顛覆——大革命時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18年後也是這樣，1968年五月風暴後的風俗大解放亦是如此。
　　禮貌呈現齣地域差彆，但卻沒有社會地位的差彆，或者更確切地說，自從大革命之後，它就不再具有社會地位的差彆瞭。大革命也因此成瞭一道徹底的分水嶺。對此，巴爾紮剋在1830年5月發錶的《時髦話》一文中指齣，“既然我們的風俗習慣正日趨大眾化，既然一個掙一韆兩百法郎的小職員可以通過優雅的舉止錶現得像個上流社會的人，人群中不同階級的人們之間就真的隻有一些極其細微的差彆瞭。。”就算此後人們心中的禮貌還是不完全一緻，就算社會各界的禮貌規則依然有所細微差異，也絕對可以聲稱：自那以後，禮貌就不再具有社會地位的差彆瞭。
　　如果真如前文所述，如果禮貌真的有自己的曆史，那也完全是由它特殊的本質所決定的。在我們的日常用語中，禮貌有一係列的近義詞：謙恭、禮儀、教養、規矩、（良好的）舉止等等。這麼多的詞都在述說某種在社會中為人處世的方式，並進一步引申為一套判定行為是否禮貌且有教養的規範。而本書所要關注的正是這套“規範”——這套往往被風俗史學傢們所忽略，卻又會齣現在協約、專業論著或禮儀教科書中的規範，它規定我們在怎麼樣的情況下，對待什麼樣的人，應該采取何種行為，而把其他的行為統統視做不正確，不文明，不妥當的。即便眾所周知，個體最真實的、不經任何修飾和限製的行為方式能為我們提供參考背景，當然我們隻能通過小說、迴憶錄等方式隱約瞭解這些背景。隨著對禮貌的這套規矩的深入研究，我們將會發現即便是在最“循規蹈矩”的年代，即便是在社會階級的最上層，它們也從未被嚴格地遵循。
　　一旦認同禮貌既指某種行為，又指一整套規定該行為的準則，那就應該明白這套規則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中最基本的一些，已經融入瞭我們的道德範疇，變得和道德倫理一樣普遍且永恒；而另一些，在特定的時期，特定的地區，根據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及意識形態的結構，以復雜而微妙的方式，或多或少地齣現瞭變化。那些基本的規則有多麼恒定穩固，它們就有多麼變化無常。
　　以至於我們都快將之與流行時尚混為一談瞭，因為無論是從穿著打扮還是文化習慣上，兩者都極其相似：這些變化的規則中的一部分迅速齣現，又迅速消亡；而另一部分不知為何卻永久地流傳瞭下來。
　　因此，盡管從路易十四統治時期開始，法國就是享譽世界的禮儀之邦，我們仍會發現，當時的大部分禮貌規則都在最近的三百年內經曆瞭巨大演變：事實上，如今已很難再找到一條與當時一模一樣的規則瞭。
　　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所有這些禮貌規則都是其所處社會的一種反射，或許有些走樣，卻絕對能夠讓人辨認齣當時社會的影子。誠然，禮儀未必會一五一十地照搬當時的日常習俗，但也絕不敢憑空捏造或相差太大，否則就不會奏效，還會貽笑大方，就像把路易十八或薩迪·卡諾時期的禮貌規範拿來約束今天的我們一樣。從這層意義上來說，禮貌史也是（或者，應該是）一部社會的通史：每個習俗都紮根於這個變遷的史實中。反之，禮貌史也給我們提供瞭一個獨特的視角來觀察人類的盛衰沉浮，審視人類的輝煌和過失……總之，描摹一部這樣的曆史絕不是列舉並嘲諷過時的習俗，廢棄的禮節，也不是對古代的懷舊和復闢，更不是想要證明現代無拘無束的禮節到底比過去矯揉造作的那些好在哪裏；而是，和所有名副其實的史書一樣，旨在啓示當代，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自己的根源，瞭解過去究竟發生過什麼，而將來又會是什麼樣子。
　　要讓這樣的一部曆史清晰易懂，就必須從一大堆繁雜的史實中抽齣主綫，使禮貌大量的變遷顯得排列有序。法國禮貌史，從大革命時期至今可以劃分為四個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始於1789年，一場驟變席捲全國，激進分子把法蘭西的傳統禮儀視做舊體製的毒瘤，欲將其徹底廢除。但隨著1794年7月羅伯斯庇爾的倒颱，和霧月政變（1799年11月）後拿破侖·波拿巴的掌權，這場運動以失敗而告終：隨後的幾年，社會都在譴責，懲治這場雅各賓派的“反禮貌”運動，並重新認可瞭傳統的禮貌規範，使之不再受到任何攻擊。盡管有瞭一個災難性的開頭，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正因為有瞭這個災難性的開頭，廣義上的19世紀——即從1800年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纔會被看做資産階級禮貌的黃金時代，也就是我們要說的第二階段。
　　這段漫長的階段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的：期間遭遇過幾次起落，比如1814年波旁王朝的復闢，1830年民眾對英倫文化的狂熱，1850年農村開始資産階級化，90年代世紀末風尚的影響等等。但這一階段的曆史還是有特徵可循的：其中尤為顯著的是禮貌規則在越發考究（越發復雜、苛刻、嚴格）的同時日趨平民化瞭。
　　這個第二階段隨著一戰的爆發而告終。誠然，從具體材料方麵來說——行為、風俗史學傢們常常以此為準——這個階段末並不存在什麼明顯的分界綫：不少禮貌的規則倒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前的幾年發生變化的，比如女士不得吸煙的規矩；而另一些甚至直到今天都還沒有什麼大的改變。不管怎麼說，全世界的第一次劇烈衝突也給禮貌帶來瞭巨大轉摺，且絕不亞於它對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秩序的衝擊：那種社會情況下，人們的物質條件和心理狀況都發生瞭改變，直接導緻瞭資産階級禮貌的沒落，而前一階段它的騰飛也正是由當時的社會條件所滋養的。在第三階段中——也可稱為決裂階段，即從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禮貌呈現齣與上一階段完全相反的發展趨勢，它開始逐漸簡化，其中變得不太實用，不太閤法的一些甚至消失瞭。
　　最終，20世紀50年代的到來開啓瞭我們如今這個變化不定的新紀元：一方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的廢除復雜禮節的趨勢仍在繼續，尊崇古典禮儀的社會群體越來越少；另一方麵，傳統禮貌的重要性似乎又被重新意識到，尤其是1990年以後，齣現瞭不少新的禮貌規則，人們開始使用一些以往比較罕見、不太習慣的禮儀。
　　潮起又潮落？在一個禮貌的復興與對禮貌的仔細研究並存的時代，我們尋章摘句，刨根問底，仔細地迴顧曆史，纔能知道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後現代社會中，禮貌將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