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部分大革命时期的礼貌（1789—1800）
第一章猛烈的攻势
第二章熊熊烈火

第二部分资产阶级礼貌的黄金时代（1800—1914）
第三章男女之间的礼貌
第四章在家里
第五章在公共场所
第六章对失礼的惩罚
第七章礼貌的死角

第三部分决裂阶段（1914—1950）
第八章旧时代的终结
第九章礼貌的危机

第四部分变幻不定的新纪元（1950年至今）
第十章礼貌的盛衰？
第十一章礼貌的圣殿
第十二章礼仪之邦
第十三章失礼和律法
第十四章礼貌国际化？

结语
引文注释
资料来源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第一章猛烈的攻势18世纪末，英国政论家埃德蒙·柏克曾宣称，“礼貌比法律更加重要，大部分的法律正是依据它们而建立。”从诸多方面来看，这番言论总结了封建旧体制的哲学思想，也恰恰阐明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猛烈攻击礼貌规范的原因和目的。
　　迎合时代需要的失败资产阶级革命者们之所以攻击当时的礼貌，一方面是为了反抗封建旧体制，另一方面则是革命本身的原则使然。
　　要重建，就必须先摧毁。如果说革命者们所推翻的“残暴的专制统治”就是以“礼貌规范”为基础而建立，我们就更能理解圣茹斯特的话了。他用先知般严肃的态度宣布，“粗鲁是对压迫的一种反抗”，并用同样严肃的语气补充道，“在一个谴责滑稽可笑的行为的社会中，人们是堕落的；而在一个谴责不端恶行的社会中，人们才是品格高尚的。
　　前一个像是君主专制的社会，后一个才是共和国。”。
　　在这一点上，革命者们可以仰仗的不仅有卢梭，还有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十九卷中说过，“古罗马礼仪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独裁的时代。专制的政府养活了一群无所事事的人，而无所事事则让礼貌得以滋生。一个国家中的人民越是觉得需要有一些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就越是需要礼貌。”如果说社会是被无所事事、阿谀逢迎和礼貌所统治，那么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来就应该坚决地站出来反对，不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而且正是法律条文在民众中间树立起了革命的威信，在新法律面前，那些旧式礼仪显得十分可笑且格格不入。路易。马林·恩里克斯在他的著作《在让一雅克·卢梭精神的领导下，儿童和青少年应该遵守的共和国礼仪章程》中是这样描述的：这些虚伪的礼貌是“心灵的迷失”，是“套在整个社会头上的连枷”。。让—雅克·卢梭能够成为革命的精神领袖不是没有道理的：1750年第戎学区出版了他那篇哲学史上的著名作品《论科学与艺术》，其核心思想就是礼貌，革命者们最早就是从他这里汲取这一主题的。在书中卢梭写道，“礼貌，通过它温和的特性和文雅的风尚，使得人与人的……交际变得非常轻松，简单。”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也许是礼貌史上的巅峰，“在这个世纪里，礼貌控制了整个国家，占据了人们所有的时间”。不过，礼貌也有着一个非常能迷惑人的特点：可以让一个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一无是处”，也可以让一个人看上去乐善好施，实际上却坏事做尽，“在学会矫揉造作的说话方式和社交技巧之前，人们的行为习惯是质朴的，但是完全出于自然；稍一注意就可以发现，不同的行为举止表现着人们不同的身份和习惯[……]。如今，更加微妙的讲究和品位上的吹毛求疵大大降低了礼貌作为一种艺术的趣味性，而且给每个人的行为都笼罩了一层统一的迷惑人的面纱[……]：礼貌对人们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各种行为举止的规范也越来越多；人们只能不停地追逐着，遵守着这些表面的规范，却完全没有领悟其中的真谛。大家再也不敢展示真实的不加修饰的自我[……]，永远也无法了解自己到底在跟怎样的人打交道[……]。
　　在这张伪善的面具之后隐藏了多少的丑恶啊！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真诚的友谊；再也没有深厚的信任。礼貌就像是一块虚伪的幕布，遮住了猜忌、不安、畏惧、冷漠、仇恨、背叛”。
　　四十年以后，这些都成了革命者们批判礼貌的理由：在革命者们看来，平等、博爱和道德是建立新制度和新人道的基础，而礼貌则是挡在它们面前的障碍物。《杜切斯尼老爹报》的主编埃贝尔报道过一名反对大革命者的言论，“那些曾经得给骑士下跪的无赖如今在跟我们说话时连脱帽礼都免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等级，没有了差别，运水的工人和银行家都成了一个层次的人。无产反而成了一种荣耀，如果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无套裤汉还得不到到尊重呢。”他因此指出“礼貌是站在共和平等的对立面的”这一阴谋。对于革命者来说，礼貌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手段，它罪孽深重但却隐藏很深。它是人与人之间出现等级的罪魁祸首，它让一些人能够凌驾于其他民众之上，并把其他人踩在脚底。正是这样的态度曾经让罗伯斯庇尔极为愤慨，虽然他本人对于毫无理由的粗鲁并不感兴趣。那是在1794年4月一次雅各宾派俱乐部内的辩论中，一位曾经的底层人民正在发言——恐怖统治已经到了末期，革命者们为我们指明了处处都存在着的阴谋——他的遣词造句非常低俗，于是不少听众都带着嘲笑的态度窃窃私语。
　　罗伯斯庇尔觉得他们的行为很可耻，于是他打断了演讲，指责了那些嘲笑者们的态度，因为他们明显带着贵族做派，并对语言使用上的规则吹毛求疵，而这完全与平等和博爱的理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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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礼貌本由来已久，关于它的讨论此番又大举卷土重来。最近几年，报刊和媒体都见证了它的华丽回归：有关礼貌的纪录片开始大量播出；学校以及各大社会文化中心也都陆续开出了礼仪课程；这方面的书籍、文章、测试以及小游戏层出不穷；而那些在70年代曾一度滞销的有关礼貌规范的教科书也再度热销了起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报界不约而同地以这样的热情回应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因为就是他早在2003年时就明确表示要向不礼貌的言行宣战，也正是他在第三次选举获胜并顺利连任后强调必须重建一种“互相尊重的文化”。而在这一点上，法国政府各部门间居然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一致：教育部长决定将礼貌定为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交通部长则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文明礼貌驾驶日”。似乎从此以后，礼貌变得必不可少，成了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人们再也不能对其敷衍了事或冷嘲热讽了。
　　与此同时，1999年3月到4月间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法国民众认为言谈举止有教养是相当重要的；到了2003年10月，根据《费加罗夫人》杂志的民意调查，持该观点的民众超过了70％，相比十五年前的53％，以及1981年的区区21％，这一增长还是相当喜人的。在法国人民希望他们的子孙继承的各项传统美德中，文明礼貌已跃居第二。而且这一次，向来颇有隔阂的青少年与成年人消除了一贯的分歧，达成了高度一致：法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索弗瑞2003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们眼中最无法容忍的行为恰恰是一些违反礼貌规范的行为（比如侮辱老师96％，不尊重父母94％），他们觉得这要比那些可能会遭到刑事处罚的违法乱纪行为（比如考试作弊、打黑工、吸毒）更严重；当局和“老一辈人”眼中不礼貌的行为，在1968年五月风暴那段时期还被说成是一种摆脱束缚的正常表现，是自我展示的合理需求，如今已（再次）被公认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了。诚然，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没有明确说出他们心中的“礼貌”、“尊重”、“有教养”等词语到底指什么，但这无法阻止这个既成事实：潮流逆转了，那些似乎已经被遗忘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又卷土重来了。
　　不过，暂且撇开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撇开它坚实的底基以及它的持久性不谈，我们应当意识到：之所以有今天的回归和复兴，是因为在昨天经历过衰败。确实，礼貌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彻底的变化。说白了，就是礼貌有着她自己的历史：那是一段蜿蜒曲折的历史，时断时续，起起落落，有巅峰——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9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有低谷——大革命时期、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还有转折——七月王朝、第一次世界大战——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如果说得更为细致考究一点，就会发现，我们所说的礼貌史其实不仅仅是一部整合的历史，更可以分为一个个迥异独立的小篇章，比如风俗习惯史、礼节史、行为规范史、教养礼仪史，它们都在不断地变迁，有时甚至变得很快。正因如此，在19世纪这一资产阶级礼貌（史）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不少新的习俗（吸烟室、固定接待日、吻手礼），而同时，另一些旧的习俗正在慢慢消失（比如新郎赠与新娘结婚礼物），或者不断简化，又或者恰恰相反，日趋繁缛（比如葬礼）。
　　除了一部纵向的时间史之外，礼貌还有横向的地域分布。早在19世纪中叶，随笔评论家阿尔丰斯·卡尔就指出，“如果没有礼貌，那么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互相争斗了。所以，要么一个人孤独地生活，要么就要学着礼貌点。”因此，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的地方，就会有礼貌存在。礼貌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驻扎在各个国家，只不过，每一个国家的礼貌都有自己的特色，或多或少与它们邻国的有所不同。
　　小说家雅克·佩雷风趣地告诉我们，“如果法国中部利穆赞地区的推销员端起酒杯对我说‘tchin，tchin’（请，请），我会很自然地问他，‘什么意思啊？’再有，如果向一个北部皮卡第地区的修车工告辞，会听到他大声地喊‘bye—bye’，我便自然而然地原路返回，向他询问这个短语的意思，并且表现出对当地方言的强烈兴趣。礼仪还没有完全国际化，而我们也尽量避免让其国际化。人们对整齐划一的渴求有的是机会得到满足：集体意识、全球民主、世界经济一体化，有这些就足够了，没必要把脱帽行礼的动作也整齐划一，更没必要像规定汽车轮胎的直径一样去规定生日花束的大小。人脱帽行礼的方式有成千上万，送生日花束亦是如此，而这恰恰促进了礼仪的多样化，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人性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世之道，“有些外国人，特别是北欧人，看到我们用细长的面包块来蘸带壳的溏心蛋吃就会生气。
　　这是他们的权利：同样的举动在此处是礼貌，在别处也许就是不雅或者侮辱了”。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有时也会有这样明显的差异。
　　雅克·佩雷仍旧一脸正经地开玩笑，声称“可以在法国地图上根据人们拥抱方式的不同来划分区域，从而得到一张法国拥抱方式地域分布图：比如说北方人会连着拥抱三次，就像葡萄种植和罗曼瓦建筑的地域分布一样，也许就会出现一条南北分界线”。
　　而礼貌的这种地域分布首先是历史性的。诚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其左邻右舍的一些影响，但却又始终保持自己的特征。正因如此，在法国，首都巴黎的礼貌习俗历来就与外省迥然不同：巴黎的礼仪直接模仿并继承了法国的宫廷礼仪，在全国占主导地位，其特权性不容置疑；而外省的礼仪则要质朴得多了，也更加传统一些，永远跟在首都的后面，比它差一截。即便是同在首都内部，各个小地区的礼貌习俗也大相径庭。历史学家雅克·布朗热说，“巴黎的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风俗、人文，或者更形象地说，都有自己的‘世界’。这一个个的小‘世界’特征鲜明，因为其中的礼仪、打扮、举止、言谈有着无数细微的差别。
　　从查理十世统治时期起就是这样，路易一菲利普时期仍然如此。”其实这只是说明在首都有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圈子，它们通常聚集在某些特定的区域（1830年以前是圣日耳曼地区，1830年到1840年间则是唐坦路街区和新雅典地区），正是它们确定了礼貌的主旋律，左右了其他的圈子，并逐步影响到整个巴黎，乃至全国。确实，风尚和习俗一直都由巴黎引领，也由它来颠覆——大革命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18年后也是这样，1968年五月风暴后的风俗大解放亦是如此。
　　礼貌呈现出地域差别，但却没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大革命之后，它就不再具有社会地位的差别了。大革命也因此成了一道彻底的分水岭。对此，巴尔扎克在1830年5月发表的《时髦话》一文中指出，“既然我们的风俗习惯正日趋大众化，既然一个挣一千两百法郎的小职员可以通过优雅的举止表现得像个上流社会的人，人群中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就真的只有一些极其细微的差别了。。”就算此后人们心中的礼貌还是不完全一致，就算社会各界的礼貌规则依然有所细微差异，也绝对可以声称：自那以后，礼貌就不再具有社会地位的差别了。
　　如果真如前文所述，如果礼貌真的有自己的历史，那也完全是由它特殊的本质所决定的。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礼貌有一系列的近义词：谦恭、礼仪、教养、规矩、（良好的）举止等等。这么多的词都在述说某种在社会中为人处世的方式，并进一步引申为一套判定行为是否礼貌且有教养的规范。而本书所要关注的正是这套“规范”——这套往往被风俗史学家们所忽略，却又会出现在协约、专业论著或礼仪教科书中的规范，它规定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对待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何种行为，而把其他的行为统统视做不正确，不文明，不妥当的。即便众所周知，个体最真实的、不经任何修饰和限制的行为方式能为我们提供参考背景，当然我们只能通过小说、回忆录等方式隐约了解这些背景。随着对礼貌的这套规矩的深入研究，我们将会发现即便是在最“循规蹈矩”的年代，即便是在社会阶级的最上层，它们也从未被严格地遵循。
　　一旦认同礼貌既指某种行为，又指一整套规定该行为的准则，那就应该明白这套规则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中最基本的一些，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道德范畴，变得和道德伦理一样普遍且永恒；而另一些，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区，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及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复杂而微妙的方式，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变化。那些基本的规则有多么恒定稳固，它们就有多么变化无常。
　　以至于我们都快将之与流行时尚混为一谈了，因为无论是从穿着打扮还是文化习惯上，两者都极其相似：这些变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迅速出现，又迅速消亡；而另一部分不知为何却永久地流传了下来。
　　因此，尽管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开始，法国就是享誉世界的礼仪之邦，我们仍会发现，当时的大部分礼貌规则都在最近的三百年内经历了巨大演变：事实上，如今已很难再找到一条与当时一模一样的规则了。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这些礼貌规则都是其所处社会的一种反射，或许有些走样，却绝对能够让人辨认出当时社会的影子。诚然，礼仪未必会一五一十地照搬当时的日常习俗，但也绝不敢凭空捏造或相差太大，否则就不会奏效，还会贻笑大方，就像把路易十八或萨迪·卡诺时期的礼貌规范拿来约束今天的我们一样。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礼貌史也是（或者，应该是）一部社会的通史：每个习俗都扎根于这个变迁的史实中。反之，礼貌史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盛衰沉浮，审视人类的辉煌和过失……总之，描摹一部这样的历史绝不是列举并嘲讽过时的习俗，废弃的礼节，也不是对古代的怀旧和复辟，更不是想要证明现代无拘无束的礼节到底比过去矫揉造作的那些好在哪里；而是，和所有名副其实的史书一样，旨在启示当代，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根源，了解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而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要让这样的一部历史清晰易懂，就必须从一大堆繁杂的史实中抽出主线，使礼貌大量的变迁显得排列有序。法国礼貌史，从大革命时期至今可以划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789年，一场骤变席卷全国，激进分子把法兰西的传统礼仪视做旧体制的毒瘤，欲将其彻底废除。但随着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和雾月政变（1799年11月）后拿破仑·波拿巴的掌权，这场运动以失败而告终：随后的几年，社会都在谴责，惩治这场雅各宾派的“反礼貌”运动，并重新认可了传统的礼貌规范，使之不再受到任何攻击。尽管有了一个灾难性的开头，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有了这个灾难性的开头，广义上的19世纪——即从1800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会被看做资产阶级礼貌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阶段。
　　这段漫长的阶段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遭遇过几次起落，比如1814年波旁王朝的复辟，1830年民众对英伦文化的狂热，1850年农村开始资产阶级化，90年代世纪末风尚的影响等等。但这一阶段的历史还是有特征可循的：其中尤为显著的是礼貌规则在越发考究（越发复杂、苛刻、严格）的同时日趋平民化了。
　　这个第二阶段随着一战的爆发而告终。诚然，从具体材料方面来说——行为、风俗史学家们常常以此为准——这个阶段末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分界线：不少礼貌的规则倒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几年发生变化的，比如女士不得吸烟的规矩；而另一些甚至直到今天都还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不管怎么说，全世界的第一次剧烈冲突也给礼貌带来了巨大转折，且绝不亚于它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的冲击：那种社会情况下，人们的物质条件和心理状况都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礼貌的没落，而前一阶段它的腾飞也正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滋养的。在第三阶段中——也可称为决裂阶段，即从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礼貌呈现出与上一阶段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它开始逐渐简化，其中变得不太实用，不太合法的一些甚至消失了。
　　最终，20世纪50年代的到来开启了我们如今这个变化不定的新纪元：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废除复杂礼节的趋势仍在继续，尊崇古典礼仪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传统礼貌的重要性似乎又被重新意识到，尤其是1990年以后，出现了不少新的礼貌规则，人们开始使用一些以往比较罕见、不太习惯的礼仪。
　　潮起又潮落？在一个礼貌的复兴与对礼貌的仔细研究并存的时代，我们寻章摘句，刨根问底，仔细地回顾历史，才能知道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后现代社会中，礼貌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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