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这本《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说校注》,翻了几页,就感觉触动不小。说实话,虽然我平时也喜欢读些古籍,但诸子学的范畴实在太广,很多经典虽然耳熟能详,但真正深入去理解,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这次拿到《中说》的校注本,我最看重的就是它提供的“校注”二字。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将原文罗列出来,更是在学界前人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考订和注释。我特别关注其中的校勘部分,看看作者是如何辨析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又是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的。这对于我理解《中说》的原始面貌,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讹误和歧义,无疑是极大的帮助。而且,注释的详细程度也是我考量一本古籍校注本的重要标准。好的注释应该能够解释书中比较晦涩的词语、典故,甚至是一些作者的特定思想背景,而不是简单地提供同义词。我希望这本校注本能在这方面做得出色,让我能更顺畅地阅读,减少查阅其他工具书的频率。毕竟,阅读本身就应该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解谜”式的过程。
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学术的严谨”和“内容的深度”。虽然我还没有深入阅读,但从书名“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说校注”来看,它显然不是一本简单的普及读物,而是一部经过精心编纂和深入研究的学术著作。对于像我这样对传统文化和诸子学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来说,一本高质量的校注本的价值不言而喻。我特别期待的是其中“校注”的部分。在我看来,一本好的校注本,其核心价值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文本的真实面貌,并对其进行深入的解读。这涉及到对不同版本进行细致的辨析,对字词的准确考订,以及对原文深层含义的挖掘。我希望这本《中说校注》能够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到极致,让我能够通过它,更加清晰、准确地理解《中说》的思想精髓,少走弯路,直接接触到作者的思想本身,而不是被各种版本差异或晦涩的注释所困扰。
这本《中说校注》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它严谨的学术态度。从目录和前言就能看出编著者下了大量的功夫。尤其是“校注”二字,这对于一个读者来说,意味着一份厚重的责任和一份值得信赖的保障。我一直认为,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文本的可靠性。《中说》作为一本重要的诸子学著作,其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版本差异、传抄错误等问题,而一本好的校注本,恰恰能够帮助我们尽可能地还原其原本的面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在校勘部分,编著者是如何权衡不同版本,又是如何以何种标准来采纳和舍弃的。还有注释,我尤其看重注释的“增删”和“辨析”功能。一个好的注释,不应该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文的意思,更应该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指出原文中可能存在的歧义,或者补充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我希望这本校注本能在这些方面给我带来惊喜,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说》的思想内涵,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字面意思的理解上。
这次入手《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说校注》,纯粹是被“续编”二字所吸引。诸子学博大精深,许多经典我虽然略有涉猎,但总觉得不够系统,也总觉得在某个环节上衔接不上。这本“续编”让我看到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在经典的“集成”之后,还有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并且可能是对前代研究的补充和延伸。这本《中说校注》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尤其关注它在“校注”方面的具体实践。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很多古籍的阅读门槛都很高,原因在于文本的差异和注释的不足。《中说》本身的思想深度自不必说,但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版本作为基础,没有清晰的注释来辅助理解,那么它的思想价值就很难被充分挖掘和吸收。我期待这本校注本能够提供一个经过严谨考订和注释的文本,让我在阅读时能少一些障碍,多一些通透。我希望它能在我阅读《中说》时,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指引我穿越文字的迷宫,直抵思想的腹地。
续编坚持稳步推进的原则,积少成多,不设凝目。希望本套书继续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支持。
2主要著作
新编诸子集成出版说明
了解诸子思想,提高文言功底。
很好的书,我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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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太多圣人之言,少有发明。刘苍行礼已毕,对朱晖说:“属者掾自认为与蔺相如哪个强些?”皇上听说称其勇敢。后来当幸长安时,想严格调整宿卫,所以用朱晖作卫士令。再升为临淮太守。朱晖好讲节操,有所拔用,都严厉执行。一些报怨之人,以义犯率,朱晖都替他们求其理,多得到生济。那些不义之囚,立即倒下。吏人对朱晖十分畏爱,作歌道“: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人怀其惠。”几年后,因违法免去官职。朱晖做官很刚直,被上司所忌,多次被弹劾。自从去临淮后,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交往,乡党讥讽他不与众同。建初年间,南阳大饥荒,米每石值钱千余,朱晖全部分散家资,分给宗里故旧中的贫弱之人,乡族都归附他。起初,朱晖之同县人张堪素有名称,曾经在太学里看见朱晖,很器重他,与朱交朋友,并握着朱晖之手臂说“:想把妻子托付给朱晖。”朱晖认为张堪是先辈,举手不敢答话,从此以后再没有见面。张堪死后,朱晖听说其妻子贫困,于是亲自去看视,并厚赈赡他们。朱晖的少子朱颉觉得奇怪而问道“:大人不与张堪交朋友,平生未曾听说过,子孙感到奇怪。”朱晖说:“张堪曾经有知己之言,我早记在心上了。”朱晖又与同郡陈揖交情很好,陈揖死得较早,有遗腹子陈友,朱晖常同情他。等到司徒桓虞做了南阳太守,召朱晖之子朱骈为吏,朱晖辞掉朱骈而推荐陈友。桓虞十分叹息,于是召了陈友去。他之义烈就是这样。 元和年间,肃宗出外巡狩,告诉南阳太守问候朱晖的起居情况,召拜朱晖为尚书仆射。岁中迁为太山太守。朱晖上疏请求留中,诏书同意了。于是上书谈政治,陈密事,深深受到嘉奖和采纳。诏报上说“:弥补公家的缺漏,不累清白之素质,这是美善之士。俗吏苟且投合,曲意面从,进无蹇难之志,却无退思之念,担心很久。只有今所言,适合朕的心愿。先生勉励吧!”这时谷价昂贵,县官经费不足,朝廷十分着急。尚书张林上书道“:谷贵的原因,由于钱贱的缘故。可尽量封钱,一律取布帛作租,让天下通用。又盐,食物中急需之物,虽贵,人不能不要,可由官出卖。又应通过交阝止、益州上计吏往来之便,买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的办法。”于是下诏给尚书们通议。朱晖上奏认为张林之计不可行,事情就罢了。后来陈事者又有重复张林之议的,认为对国有利,帝同意了,有诏施行。朱晖又独奏道“:王制,天子不讲有无,诸侯不讲多少,做官的人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没有区别,盐利归官,则下民穷急,布帛为租,则吏多从中捣鬼,的确不是明主所应当实行的办法。”皇帝最后认为张林等的话是对的,得到朱晖重议,便发怒,责备诸尚书。朱晖等都自请坐牢。三天后,诏赦免了他们。诏说:“国家愿意听取不同意见,老臣们没有过失,诏书错了,为什么自请坐牢?”朱晖于是称病太重,不肯再参加议政了。尚书令以下都很恐惧,对朱晖说:“现在面临责备,为什么称病不出,其祸不小!”朱晖说“:年纪已八十了,蒙皇恩能在机密,应当以死相报。如果心知不可而顺着旨意附和,有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等待死命好了。”于是闭口不再说话。诸尚书不知所为,便一起弹劾朱晖。皇帝明白了大家的意思,也就不予追究。 过后几日,诏使直事郎问候朱晖的起居,派太医看病,太官赐食。朱晖于是起身谢恩,又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套。后来朱晖升为尚书令,朱以老病请求退休,拜为骑都尉,赐钱二十万。和帝即位,窦宪北征匈奴,朱晖又上疏进谏。不久,病死了。儿子朱颉,修儒术,安帝时至陈为相。朱颉的儿子是朱穆。 朱穆传,朱穆字公叔。五岁时,便有孝顺之名。父母有病,常不饮食,病稍愈才恢复正常。到了壮年很好学习,在讲诵方面多下功夫,有时想问题专心时,衣冠丢失了还不自知,颠队阝亢岸。他的父亲常认为他太专心近似愚笨,差不多不知道数马足。朱穆更加精心钻研学问。开始被举为孝廉。顺帝末年,江淮一带盗贼群起,州郡不能制止。有人劝大将军梁冀道:“朱公叔文武全才,海内奇士,如用他做谋主,贼人不难平定。”梁冀也常听到朱穆的名声,于是提拔他,让他管军事,很被亲近和重视。等到桓帝即位,顺烈太后临朝听政,朱穆认为梁冀有权有势,希望他能扶持王室,于是推断灾异发生的根源,写一篇奏记劝戒梁冀道“:穆想到明年是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讲的龙战之会。它的文字说‘: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说的是阳道将胜而阴道将负的意思。今年九月天气郁闷,五位四候连失正气,这是互相说明问题哩。善道属阳,恶道属阴,如果修正守阳,摧折恶类,那么福就跟着来临了。穆每事不会做,只是喜好学习,传授于老师,时有可试。愿将军想想我的愚言,重纳诸儒的意见,而亲近忠正之士,断绝小人之道,专心于朝政,割除个人私心,广求贤能之才,排斥小人之邪恶。做人君的不可不学习,做人臣的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应替皇帝选置师傅和侍讲之人,找一些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和他们一道,参劝讲授,师贤法古,这好比靠着南山坐在平原,谁能倾倒它呢!今年夏天,月晕房星,明年当有小灾。应该杀掉一些被天下所怨恨的奸臣,来杜塞灾咎。
书的历史,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当我在书架上看到这本《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说校注》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正是我需要的”。作为一名长期以来对诸子学抱有浓厚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我深知一本好的校注本对于深入理解古籍的重要性。许多经典虽然精彩,但由于年代久远,版本流传的差异、字词的讹误,以及思想的深奥,都给阅读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而“校注”这两个字,恰恰代表着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读者负责的承诺。我非常看重这本校注本在“校”和“注”两个方面的表现。在“校”的方面,我希望看到编著者能够对现有版本进行细致的比对和考证,给出可靠的校勘依据,帮助读者理清文本的源流。而在“注”的方面,我则期望能够得到详实而有深度的解释,能够解答阅读过程中遇到的疑难,帮助我理解《中说》的思想内涵,而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解读。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成为我探索《中说》世界的一把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