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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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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39153

版次：1

商品编码：11296941

品牌：译林（YILIN）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上海书评选萃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3-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93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是目前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书评媒体之一，上海书评选萃系列为该刊五周年精选集，共有八本：《画可以怨》《穿透历史》《都是爱书的人》《国家与市场》《谁来决定我们是谁》《似是故书来》《兴衰之叹》《流言时代的赛先生》。艺术科学、苏东往事、藏书访书、经济社会、社科人文，你能想到的优秀作者，你能读到的优秀文章，尽在于此。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是爱书的人》为《上海书评》五年来有关出版领域访谈和文章的精粹，汇聚了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重量级元老，他们畅谈出版轶事，点评编辑艺术，解读畅销书的秘密，更有对书业未来的前瞻思索，所涉话题皆能引发爱书人的共鸣。

内容简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是爱书的人》汇聚了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资深元老，他们或畅谈出版轶事，或点评编辑艺术，或分享读书心得；既有对往昔出版岁月的回顾和反思，也有对当下图书市场的解析和追问，更有对书业未来图景的勾画和前瞻。他们编书，出书，卖书，身份角色各有不同，但共同的，都是爱书的人。

作者简介

　　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江湖人称“沈公”。著名出版家，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旗帜与灵魂人物。著有《阁楼人语》等。

目录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
钱伯城谈八十年代出版热
林行止谈《信报》三十五年
陈昕谈图书市场与书价高低
黄育海谈民营出版
郝明义谈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刘苏里谈书店的未来
企鹅老总谈出版业向何处去
罗伯特？西尔弗斯谈《纽约书评》
戈特利布谈编辑艺术

我的“《读书》十年”（吴彬）
她的周围，都是爱书的人（高林）
DK，死在“营销王”手上（俞晓群）
得了编辑病的那个家伙！（傅月庵）
“不能畅销，何必出书”（刘柠）
畅销书的秘密（陈一白）
阅读的春天在哪里（陈昕）
……

精彩书摘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
　　2010年9月14日，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创始人范用先生逝世。而在之前的2004年，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读书》首任主编陈原先生作古。老一辈的出版人虽逐渐凋零，但是他们的风范依然值得后来的从业者记取。作为范用先生的继任者，沈昌文先生曾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主编多年，与范用、陈原等前辈都有密切的来往，他对这些往事的追忆，或多或少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
　　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范用先生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当时他给您的印象如何？
　　沈昌文：我1951年3月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民出版社，大概在4月份就见到了范公。因为我在他的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期刊出版部的校对科做校对员。范公是期刊出版部主任，他是我的领导的领导。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1年4月初，在人民出版社所在的东总布胡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威严的领导同志。
　　您眼中的范用先生是一个怎样的出版家？
　　沈昌文：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书籍尽心尽力，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现在我们知道，《读书》杂志是由范用、陈原、陈翰伯等老同志联合创办的，当年他们之间是如何配合工作的？
　　沈昌文：创办《读书》时，我没有参与。一年后，我才进编辑部。进去后我发现，范公虽在名义上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他出力极多。这是他多年做事的特色，就是不愿出名，而是幕后组织和操控。例如创刊号李洪林的文章，标题“读书无禁区”是编辑部改的。我后来对媒体说是史枚先生改的。我有根据。因为我手里有当年留下的手稿，上面是史枚的笔迹。但后来范公对传媒说是他改的。我起初以为他弄错了，后来一想他是对的。他办事的特点就是幕后操纵。他一定对史说标题要改，史就改了。
　　但是，两位陈老那时也是对《读书》尽心竭力的。他们管大局。我手里有陈翰伯在创刊期间的批示，已在我的书里发表过了，大家看，老人家对这刊物多尽心。更不要说在创刊两周年时他主动亲自写的那篇《两周年告读者》了。陈原老人家单给我写的有关信件就有几十封。总之，要是把当年三位的合作比喻为一个公司的话，陈翰伯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原是总工程师，范用是办公厅主任。
　　范用先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时候，三联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牌。据说三联能独立，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1986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后，第一任总经理却是您，而不是范用先生。
　　沈昌文：这我也很奇怪。我那时位卑职低，上层的事说不清。三联独立确实是范公大力办成的。他是独立的筹备小组组长。但到正式独立，1985年底，上面宣布他离休。可实际上他那时六十三岁，还不到六十五岁。也许那时政策规定六十岁以上不能新任命为领导。
　　不过那时下面也有一个传闻，说范公有一次去上面开会，居然同一位高层领导顶撞了起来，他公然说对方的水平只能搞总务工作，管不了文墨之事。这传闻自然不可信。至于提名我当总经理，范公对我说过，是他和倪子明同志一起提的。那是他多年后为了某事写信痛骂我时提到的，认为他后悔那时的提名。
　　您曾经说过，您一辈子受到范用先生的关照和提携，能具体说说吗？
　　沈昌文：在这里举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第一件是1951年我做校对员之后不久，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我校对的《新华月报》校样中把“抗美援朝”排成了“援美抗朝”，我没有校出来。当时我还是初校。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教育了我但并没有处分我，这是对我的关照。这是我参加革命出版工作之后犯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1957年反右的时候，该年的上半年，人民出版社也因为内部的一些问题，群众意见纷纷。当时我也是群众，尽管我还没入党，但已经被提拔为社长秘书。我出于正义感，觉得应该对党内的问题发言，结果发表了一点意见，也在别人的有鼓动性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我对几位当年很积极的先生比较钦佩，其中一位是戴文葆。某天晚上，范公和我谈话，他告诉我第二天要开始反右，戴文葆要被点名批判，我应该及早表明态度。听了之后我知道情况有变化了，当天晚上就写了大字报和戴文葆划清界限，第二天早晨贴出来。那时范公是反右办公室主任，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让我首先揭发了戴。所以之后在讨论我的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沈昌文虽然有重大错误，但是在戴文葆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因此我的错误可以不划成右派。所以1957年组织上给我的结论是“中右”，不是“右派”，避免了以后去劳动改造。这两件事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1953年底1954年初的时候，我离开了他的部门，做了总编辑的秘书。这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翻译了一些俄文的资料。那时年轻人中懂俄文并且能够翻译资料的并不多。我从他的部门调出来，当然他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具体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在之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概他在其中出了不少力，但我本人并不太了解。
　　在办《读书》杂志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我正在考虑离开人民出版社，去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是跟陈原提的。但是后来范公找到我说：“你不要去了，我和陈原商量了，你留下来成立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你来主持，并且负责《读书》杂志。”当时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太清楚。
　　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可能他觉得我不成材，否认有这事。但是我记得很真切。我1960年入党，当时在党支部讨论时遭到很大的反对。我被认为走白专道路，在阶级斗争中表现不佳，可是他尤其是还有一位社领导王子野都很支持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我非常感谢。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范用先生跟您交恶，甚至绝交。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吗？
　　沈昌文：这个原因很复杂了。我想有三个原因。他尽管已经在1985年底离休了，由我来主持独立后三联的工作，但是他还是经常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出主意、想办法。其中有很多意见很好，我也都执行了，可是有三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做到，这可能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第一个是他提出来要做的我不敢做。原因很简单，我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宣传方针、整个的大方向。举个例子来说，他不主张对作家的稿件进行删改，但我很喜欢删改，对这点他很反感。但当时我还不是主要的负责人，不便发表过多的意见。等到我成为主要负责人之后，我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进行，让他很反感。这个是我不敢按照他的办法做的。
　　第二个是我不善于按照他的路子走，特别是关于艺术、关于美、关于封面。他懂得书、懂得艺术，特别是关于书的装帧，在这方面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一定要照改。到我主持工作之后，在这件事上经常阻止他，而他则认为我不懂美、不懂艺术。我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美术家这一边，觉得他们怎么设计就怎么做；他喜欢干预，而且讲的话是比较凶的，如说“你不懂”、“你们怎么这么庸俗”等等。这个我也跟不上。我到现在对书的装帧，最能接受的是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组织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样的水平，他当然绝对受不了。
　　第三个是我完全不想按照他的路子走。他在离休后还是经常跟作家约稿，而且把稿费等问题都谈定了，价钱都比较高。这个事情我讲实话是比较反感的。因此他代表三联书店约的稿件我退了一些。三联书店初创时期，经济非常困难。他的特点是完全不管经济。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他只要了三十万块钱、一百来部稿子，以三联名义出版的翻译稿他一部都不要。其实已经出版的书都已有纸型，重印不需要多少本钱，而且当时翻译书的原著是不付版税的。但是他完全不管这些。他的理由也很难驳倒，就是说邹韬奋先生当年就是艰苦奋斗，你们要学习他。我主持工作时，没钱、没房子，经济非常困难。说实话，是靠别的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帮我借到钱的，那些老前辈有的是反对他的，跟他有矛盾，现在来支持我们。所以我的三个“不”——不敢、不会、不想——是和他有很大矛盾的，以至于他认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够格的搞出版的人，所以和我绝交。后来有大量的言论骂我不成材，他也给我写信当面骂我，在信中也直说要把信抄送给党支部。
　　我也有受范公启发完成了他的理想，但是改变了他的方法。举个例子，他那时候很想恢复《生活》杂志，亲自编了《生活》杂志的试刊，打了报告要求出版。但是最后没有被批准，因为他要办的刊物的言论太激进了。等到我临退休以前想起这件事，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又打了报告，最后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生活”两个字已经被哈尔滨的某个杂志用去了）。这本《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办到了今天，我很高兴。这个启发应该是从范公那里来的，可是必须改变范公的思路。他听了这话也许会生气。其实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确实是从他那个路子来的，但是加以改变，适合需要。他是老前辈了，以往我向他汇报工作都很难，比如我告诉他：“这样不行啊，上面不赞成。”他就会说：“上面的谁啊？你让他来找我。我做出版的时候他在哪里？！”
　　再举一个小例子。《读书》办了一些时候，他和一些老革命提倡要搞读书会。这自然是好事。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在人民出版社就搞过读书会。我是那时在那些读书会上才知道《围城》的，借来读了大感兴趣。但是，我们搞了一阵读书会后，我发觉有些大学的党团组织对这种活动很警惕。那时，从电视上看到牡丹电视搞顾客服务活动，我受到了启发。我灵机一动，把我们的活动更名为“读书服务日”，对上面报告说我们搞的是产销合一，于是皆大欢喜。范公觉得他提出的活动在不断举办，也高兴。
　　当然，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不多，大多数都是让他烦心的。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先生发表了回忆范公的文章，其中提到范公的个性，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文章中说：
　　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较强，工作效率高。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我发现他身上总脱不掉过去形成的某些习性，如我行我素，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喜欢独断独行，不习惯集体领导等等，常被人认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他还有一种“傲上”性格，对有些他看不惯的领导人他会躲开，不理他们，他很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发展到不愿和上级机关打交道。
　　其实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酷爱出书、编杂志，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我和他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认真，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他，让他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别人的书稿选题要集体论证通过，他策划的选题书稿则由他一人拍板决定，我们都不去干预。
　　您也曾说过，您对范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难道就因为他对您有恩，您就没想过要向他消除误解吗？
　　沈昌文：我没有想到要和他消除误解。向他解释过若干次，没效果，之后他还不断地给我写信来骂我。于是我想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解释了，我还是想办法销声匿迹吧。我在他面前躲开，甚至想离开三联书店。为此，在1991年1月20日，我专门写信给三联书店前辈徐雪寒同志。我说：“五六年以前，我曾满怀热情，参与筹建‘三联’。以后承揽全局工作，诚惶诚恐，力求实现理想。然而几年下来，我已完全幻灭，承认恢复‘三联’之举必不能在我手上完成。这中间，客观困难自不论。在主观上说，则无论老中青三者，均无法达致共识，是一重要原因。我是‘中’一辈，自应斡旋其间，促进调和谅解。然而因我本身姿态不高，亦因某些老同志要求过苛（恕我直说），使得裂痕越来越大。某些三联前辈对‘三联’出书和经营之指责，我已屡闻。这些看法，确实有理，切中肯綮。然而，在现在的情况下，大多做法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不得不尔。”“我自去年已还，憬然有悟，悉知底事之不可为，因已向新闻出版署坚决请辞。我在书面辞呈里明确提出，我的工作之最重要败笔，即为处理不好与‘三联’前辈的关系，而这对‘三联’这类老店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范用先生已去世，如果您还可以解释，您会说什么呢？
　　沈昌文：现在也不必解释了。本就没有公开的言论，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很多，我也不再解释。
　　您曾跟随陈翰伯、陈原、范公等老一辈出版家多年，他们的工作方式各异，或者异中也有同，您能介绍一下吗？
　　沈昌文：我跟陈原的关系特别熟，跟范公的矛盾可能一部分也在这儿。
　　他俩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住在楼上楼下的。他们两位领导之间可能有些隔阂，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一直跟着陈原，跟得很紧，一直到他去世。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得一直很愉快。我有兴趣的正是陈原的专长，他是外语专家，我特别喜欢外语。我在“三联”主持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范公的关系，我著作稿很少管，主要负责翻译的书。比如范公和巴老关系挺好，要出巴老的书，我就只管出巴老翻译的书，巴老的著作我一点不插手，巴老翻译的书我出了很多。这个都跟陈原有很大的关系。在回忆录里我也提过，我们在一起经常讲三种语言：俄语、德语、世界语，他很喜欢用这三种语言，我也勉强会一些。
　　应该说陈翰伯、陈原、范公在出版路线上的主张是一致的，都是改革派。可是范公是主张顶着干，我没这个能力。陈原主张利用外国书来讲中国的事情，这个我配合得比较好，也很乐意做，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比如从巴金那里发现了房龙的著作《宽容》，第一版就印了十五万册，影响挺大。还有像《情爱论》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我本身比较内行。这和陈翰伯有密切的关系，他主张改革开放，他告诉我的办法就是从马恩和毛主席著作中去找题材。陈翰伯过去是《新华日报》的人，所以他非常了解毛主席对自由民主的发挥。我跟随他读了很多马列著作，也知道了马恩比如说在爱情问题上的观点，这些都促使我组织翻译了《情爱论》，一下子印了一百二十万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陈翰伯、陈原、范公是一个路子，可是方法不同。范公的路子我学不上，他要顶着干，我没有这个能耐。我只能够学习陈翰伯、陈原比较曲里拐弯的办法。可是三位的改革的思想，我都欣赏、佩服，而且认为是一个路子。所谓的异跟同就是这样，“同”都是改革派，“异”是方法截然不一样。陈翰伯，特别是陈原的办法我都欣赏。1954年我是陈原的秘书，这以后我不断和他来往，一直到他去世，我什么问题都向他请教。他或者用中国话和我说，或者用外国话和我说，让我获得了很大的启发，让我知道怎么做好工作。所以我也因此离范公更远了。范公我当然很尊敬，按组织系统的话说，我是属于他的。但是说实话，他的方法我做不到。
　　在他们那一辈老出版家身上，有哪些可贵的遗产应该好好继承的？
　　沈昌文：就是我刚才说的改革开放观念。他们的改革思路非常明确，有见解、有办法。他们的确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我没有贬低三位中任何一位的企图，我说范公只是说我学不到。对于陈原，也没有特别抬高他的意思，仅仅只是我们两个的思路比较接近。
　　对年轻一代出版人，您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
　　沈昌文：我没什么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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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海谈民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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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十年”（吴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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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它网站便宜一点 不错的书，内容很丰富，排版很合理，一拿到就爱不释手！绝对是正版的，给图片上的一样，而且崭新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京东订的价格真的很低，服务态度也很好。快递公司服务很到位，把书拿到4楼上来了（比什么破“汇通快运”好多了！）。表演卖家和快递公司！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全5分！今天家里没有牛奶了，我和妈妈晚上便去门口的苏果便利买了一箱牛奶和一点饮料。刚好，苏果便利有一台电脑坏了，于是便开启了另外一台电脑。因为开电脑和调试的时间，队伍越排越长。过了5分钟，有一个阿姨突然提出把键盘换了，这样就能刷卡了。我妈妈就在旁边讲了一句：“键盘不能热插拔，必须要重启。”那个阿姨好像没听见，还在坚持已见。我提出：“妈妈，我们不要在这家店卖了吧！又不是在其他地方买不到。”妈妈看了看队伍，同意了。我们把东西一放，就去了另一家百货。我提出要换另一家店不是只因为这队伍太长，还有店员素质之差。你布置了两台电脑，那你随时都要准备好换一台电脑呀，你现在让人的感觉就是你只有一台电脑能用，那一台就好像是摆设，没有一点用。我气愤不过跟妈妈说“我们去网上买吧”这样就来京东了，看到了这本书就顺便买了。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它是一个人特有的形式，或者工具；不这么说，不这么写，就会别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腔调有时候就是“器”，有时候又是“事”，对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说，器就是事，事就是器。这本书，的确是用他特有的腔调表达了对“腔调”本身的赞美。|了解京东：2013年3月30日晚间，京东商城正式将原域名360buy更换为jd，并同步推出名为“joy”的吉祥物形象，其首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改版。此外，用户在输入jingdong域名后，网页也自动跳转至jd。对于更换域名，京东方面表示，相对于原域名360buy，新切换的域名jd更符合中国用户语言习惯，简洁明了，使全球消费者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访问京东。同时，作为“京东”二字的拼音首字母拼写，jd也更易于和京东品牌产生联想，有利于京东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提升。京东在进步，京东越做越大。||||好了，现在给大家介绍两本本好书：《谢谢你离开我》是张小娴在《想念》后时隔两年推出的新散文集。从拿到文稿到把它送到读者面前，几个月的时间，欣喜与不舍交杂。这是张小娴最美的散文。美在每个充满灵性的文字，美在细细道来的倾诉话语。美在作者书写时真实饱满的情绪，更美在打动人心的厚重情感。从装祯到设计前所未有的突破，每个精致跳动的文字，不再只是黑白配，而是有了鲜艳的色彩，首次全彩印刷，法国著名唯美派插画大师，亲绘插图。|两年的等待加最美的文字，就是你面前这本最值得期待的新作。《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白宫智囊团、美国FBI、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当今世界最高明的思想控制与精神绑架，政治、宗教、信仰给我们的终极启示。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一次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从国家、宗教信仰的层面透析“思维的真相”。白宫智囊团、美国FBI、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生物学、医学、犯罪学、传播学适用于：读心、攻心、高端谈判、公关危机、企业管理、情感对话……洗脑是所有公司不愿意承认，却是真实存在的公司潜规则。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无孔不入。阅读本书，你将获悉：怎样快速说服别人，让人无条件相信你？如何给人完美的第一印象，培养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如何走进他人的大脑，控制他们的思想？怎样引导他人的情绪，并将你的意志灌输给他们？如何构建一种信仰，为别人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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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粗略读书的方法。阅读时可以随便翻翻，略观大意；也可以只抓住评论的关键性语句，弄清主要观点，了解主要事实或典型事例。而这一部分内容常常在文章的开头或结尾，所以重点看标题、导语或结尾，就可大致了解，达到阅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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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独特。值得收藏一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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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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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农，安徽郎溪人。现居芜湖，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家学会会员。著有《艺境无涯：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主编和参编教材《文艺欣赏导论》（南方出版社）、《大学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多部，近年所作学术随笔，主要刊于《读书》、《书屋》、《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曾有朋友写的一篇《桑农印象》,现录于下面: 　　在本埠的书话界人士中我认识桑农较晚，也是从万卷书屋宋先生口中得知。有一次在万卷书屋买了一本桑农先生与汪裕雄先生合著的一本美学著作，于是就请宋先生请二位作者签名，这两位作者都在书上留下墨宝。像这样的签名本的确难得。坊间一般是独著，都是单人所署名。对桑农的名字就这样记住了。后来我写的一篇书话习作在本埠日报所登载，而桑农的大作赫然在首，有一次我在书店就与宋先生谈及，说桑农文章也在，言语间颇有借他自吹的嫌疑，说话间宋先生就提醒我桑农就在眼前，弄得我一阵心虚，幸亏没有口无遮拦，否则岂不是贻笑大方，这样就向他讨要了他的手机号码，与桑农先生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时常买一些读书报刊，见到他的大作更多，这样我都搜罗来。见到他的名字总觉得亲切。桑农先生对书话研究十分精深，所研读的内容有一点书院气，但他的文字总是很工整，绝不拖泥带水，你读了总感到这样的文字套用一个时髦的词“有张力”，文字丝丝入扣，说理逻辑井然，这也许如同他授课般行云流水。这样的文章我读了总感到熨帖，绝没有拖累，很少语言上的差池。而在阿滢、董宁文的书中时常见到他的文踪，这让我们芜湖的读书人很自豪，桑农就像他的名字所喻示的勤于耕耘，因此他的作品才耐读厚重。有一次我急匆匆走路，踩到一个人的脚后跟，忙向他道歉，一看是桑农君，赤日炎炎下，只见他顶着一方毛巾，俨然是一个躬耕垄亩的农人形象。桑农真是一个在学术书话上都有造诣的令人钦佩的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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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畅销，何必出书”（刘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