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民国政治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在线阅读 2026

内容简介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主要讲述了置身于那个中西、新旧、左右、赤白相互交错、交锋、交战的“转型时代”，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如何从“学术”走向了“社会”，最终成为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作者从国学大师王国维身后，别具匠心的梳爬了许多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脉络和史料，极大弥补了“王学”研究的空白。

作者简介

　　周言，《知识人》丛书主编，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革命时代的知识人》、《余英时传》等书，编有《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列入博源文库丛书）等书，译有裴宜理《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力》等，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

精彩书评

　　在文学上，有所谓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比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他政治上是保皇党，但他一生写了九十一部小说，其作品被称为法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王国维在政治上也是保皇党，但他集史学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有着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何以如此，读完周言这本书，可以帮助你解开这一秘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天石

　　近代中国变迁迅速，王国维以传统儒者几乎经历两次改朝换代，内心的感受可以想见。周言此著描绘王国维于世变之际，从关怀国事到专心治学，从旁及西学到专研国故的学术之路，并写出王国维和其他清朝遗老沈曾植、罗振玉、郑孝胥等人在民国建立前后的心路历程，是一部富有创意的好书。
　　——台湾中研院院士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玉法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周言此书依赖周全的史料，刻画出王国维复杂多变的一生。本书叙述生动、剖析深入，读来趣味盎然，又引人深思，是值得仔细品味的一部佳作。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黄克武

　　不少人曾说，当下中国的年轻人缺少历史感，他们活在当下，只为眼前，然而青年学者周言却不在此列，这位著述甚丰的青年学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让他对纷繁复杂的当代世界别有所察，他的新作探讨的是晚清民国的大儒王国维先生，同王国维先生一样，周君虽置身中国，但他对西方文化同样相当熟稔，要把王国维这位二十世纪初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巨子介绍给二十一世纪的读者，周君堪称最理想的人选。
　　——弗吉尼亚大学荣誉教授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 易社强

　　王国维的五十载人生，恰逢清末民初的政治剧变和学术转型。置身于这样一个中西、新旧、左右、赤白相互交错、交锋、交战的“大”时代，学人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周言此书作了设身处地的分析、眼光独到的观察和简明扼要的描画。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奇生

目录

王国维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局
引 言
清遗老与辛亥革命 冯天瑜
第一章 清帝逊位与罗王东渡
第一节 乘槎浮海
第二节 《清帝退位诏书》的台前幕后
第三节 抨击袁世凯
第四节 《颐和园词》中的晚清史事
第二章 遗老身份的自我确认
第一节 哀悼端方
第二节 再骂袁世凯
第三节 祭奠隆裕太后
第四节 遗老群体的形成
第三章 学术精进
第一节 宋元戏曲有阳秋
第二节 封泥研究
第三节 纠沙畹之谬
第四节 金文之学
第四章 非复辟不能存中国
第一节 罗振玉归国
第二节 遗老眼中的民国乱象
第三节 国内政争的加剧
第四节 复辟浪潮的初起
第五章 重归故国与学术回顾
第一节 初交沈曾植
第二节 与林泰辅的论战
第三节 与日本惜别
第四节 归国之后的沉潜
第六章 哈同花园与上海
第一节 初入哈园
第二节 学术发展期
第三节 与遗老往来
第四节 沉湎礼制之重建
第七章 北京政争与地方
第一节 王国维书信中的讨袁运动
第二节 国内局势的变幻 | 87
第三节 袁世凯去世之后的政局
第四节 罗振玉的观望
第八章 时局的异常与复辟的再起
第一节 遗老的异动
第二节 复辟的再起
第三节 参加淞社
第四节 重回日本
第九章 遗老与张勋复辟
第一节 沈曾植的蠢蠢欲动
第二节 罗振玉眼中的康有为
第三节 王国维的忧心如焚
第四节 张勋复辟中的王国维
第十章 复辟之后
第一节 面对残局
第二节 《游仙》存哀思
第三节 寄寓殷周之际
第四节 心期上古
第十一章 遗老与欧战
第一节 王国维的预言
第二节 沈曾植与罗振玉的激辩
第三节 辜鸿铭的批评
第四节 郑孝胥与梁启超的反应
第十二章 欧战告终 赤化方兴
第一节 欧战与赤化
第二节 罗振玉的忧虑
第三节 溥仪的“反赤复国”
第四节 小朝廷内部的分歧
第十三章 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
第一节 内政与外交
第二节 罗振玉的幻想
第三节 国内政局与国际局势
第四节 南北局面的僵持
第十四章 遗老与共产主义
第一节 晚清士人与俄国
第二节 关注俄国革命
第三节 遗老眼中的赤化
第四节 奏折中的赤化问题
第十五章 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界的分野
第一节 《晨报副刊》的左右之争
第二节 徐志摩的思想转变
第三节 徐志摩的苏联之行
第四节 徐志摩与陈毅之争
第十六章 赤化与反赤化
第一节 “赤白仇友之争”的台前幕后
第二节 胡适的误入歧途
第三节 青年党的奋起
第四节 章太炎的讨赤努力
第十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
第一节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质疑
第二节 王国维与北大的分分合合
第三节 罗振玉的应对
第四节 遗老的集体活动
第十八章 遗老与五四
第一节 王国维眼中的五四
第二节 剿灭过激党
第三节 林纾的激烈反对
第四节 辜鸿铭与胡适的争论
第十九章 学术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胡适的瞩目
第二节 北大的垂青
第三节 日本的橄榄枝
第四节 《观堂集林》的出版
第二十章 遗老梁济之死
第一节 梁济之死的争议
第二节 新派人物的看法
第三节 梁漱溟的反驳
第四节 胡适与徐志摩的议论
第二十一章 遗老的凋零
第一节 梁节庵之死
第二节 劳乃宣之死
第三节 沈曾植之死
第四节 溥仪大婚
第二十二章 入值南书房
第一节 南书房行走
第二节 兢兢业业
第三节 小朝廷内斗
第四节 两封奏折
第二十三章 冯玉祥逼宫始末
第一节 清查宫中财物的风波
第二节 局势的转折
第三节 遗老的愤怒
第四节 社会的反应
第二十四章 任教清华
第一节 清华国学院的成立
第二节 王国维就任清华
第三节 陈寅恪远道而来
第四节 清华岁月
第二十五章 罗、王歧途
第一节 失和之起因
第二节 关系之恶化
第三节 郑孝胥推波助澜
第四节 罗振玉的悔悟
第二十六章 时局的激变
第一节 北伐军兴
第二节 学生的恐慌
第三节 叶德辉之死
第四节 日本人的追忆
第二十七章 王氏之死
第一节 死前的镇定
第二节 赴死的从容
第三节 三次追悼会
第四节 梁启超的哀悼
第二十八章 围绕罗、王的争议
第一节 陈寅恪的刻意拔高
第二节 溥仪的猜测
第三节 傅斯年的道听途说
第四节 后世的以讹传讹
第二十九章 王国维之后的清华
第一节 章太炎与清华失之交臂
第二节 地下党的兴起
第三节 校内风潮的起伏
第四节 陈寅恪一九四九
第三十章 伪“满洲国”的吊诡
第一节 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二节 局外人与局中人
第三节 罗振玉的心灰意冷
第四节 伪“满洲国”的覆灭
后 记

精彩书摘

　　清遗老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于清遗老这一群体的震动，不仅仅在于类似于明末清初遗民群体历经王朝更替的天崩地裂，更重要的一如李鸿章上书慈禧太后的奏折中所言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伴随着政治面貌的天翻地覆，纲常伦理亦土崩瓦解，新思潮、新学说蜂拥而至，清遗老在这一局面中何以自处，令人深思。王国维一九二四年曾在上书溥仪的奏折中痛言：“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内混乱，无所适从。”
　　这一无所适从的境遇，恰恰可以以王国维等诸遗老自身的经历作为注解，王国维、罗振玉二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东渡日本，辛亥革命之于罗、王二人学术上的影响，多多少少可以找出痕迹，而沈曾植、郑孝胥二人于辛亥革命起时寓居上海，沈氏书札中清晰地留下了其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感，而郑孝胥斯时是盛宣怀的幕僚，他在辛亥革命中的种种行动，亦颇令人玩味。
　　一
　　辛亥革命起，王国维与罗振玉携家东渡，一去数年，王氏的学术取向也因辛亥革命发生深刻变化。他于民国初年所写的《宋元戏曲考》，即是其文学研究上的绝笔之作，日久经年，当日本学者问及其在宋元戏曲上的成就时，王国维只字不提，连称不懂。
　　这一学术上的转变，罗振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及辛亥国变，予挂冠神武，避地东渡，公携家相从，寓日本京都，是时予交公十四年矣……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根基，并与论学术得失。” 罗振玉虽然极力强调自己之于王国维学术道路改辙的作用，但却未能强调这一作用的起因，对此，王国维的弟子徐中舒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而王国维本人对此亦有文字留存，可供佐证。一九一二年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游欧洲，王国维作诗送别，王国维在致铃木虎雄的信中有两处记载。一次王国维写道：“先生欧洲之行，本拟作五排送之，得数韵后颇觉不工，故改作七古，昨已脱稿。兹录呈指教。”另外一次则谈及其他诸事：“前日车站晤言，甚慰渴想，索送狩野教授诗稿，兹特呈上，惟诗中语意，于贵国社会政治前途颇有隐虑，与伦敦《泰晤士时报》意略同，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贵国人观之，或恐不喜，登录杂志与否，祈斟酌为幸。”
　　信中所言诗稿，本是送别之作，但却寓意其中，不仅论学，而且论政，将自我一腔徘徊于政学两界的复杂心理，展露无遗，其中当然留下了其学术易辙的线索，诗云：“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平生未拟媚邹鲁，肸蚃每与沂泗通。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夜阑促坐闻君语，使人气结回心胸。”
　　其中“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百随所攻”当然指的是其在辛亥革命前于哲学文学美学之的矛盾，“多更忧患阅陵谷”，指的是辛亥革命，“始知斯道齐衡嵩”，则可与此年王国维即将写毕《宋元戏曲考》之后转向国学研究相印证，罗振玉与徐中舒的说法，于此也就得到了注解。
　　除却王国维在学术上转向国学研究印证辛亥革命对其具体影响之外，其在书信中多次提及辛亥革命之于其具体影响，同时也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多有描述，王国维最终在遗老的路上渐行渐远，其目睹张勋复辟，入职南书房，亲历冯氏逼宫之时的言行，俱可作为佐证。
　　王国维在一九一三年致罗振玉的信中对于国内的护法运动表示了自己的关切：“南北交讧，势成决裂，然将来或以妥协了事，亦未可知。”又如一九一六年二月谈及沈曾植之于中国时局的观感：“乙老昨日长谈，颇负悲观。乙老对时事，谓南人欲恢复辛亥冬间状态，是适以助北，故近又不能乐观云云。” 再如三月四日致罗振玉之信谈及讨袁运动：“昨寐老言，北方既不能支持，而云贵两省蔡锷、李烈钧两党交閧不成事体……一切状态与辛壬之间无异。”“静观大局，乱靡有定，识者多谓此次当烈于辛壬之变。”
　　由此种种无疑可以看出，王国维绝非固守书斋不问政治的学人，他的学术取向与他的政治观念、政治取向紧密相连。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事变与时变之于他的深切刺激，从张勋复辟至冯玉祥逼宫，从俄国革命至国共北伐，王国维在书信文章中皆有深切反省，这些线索，提示了我们这位悲剧性的学人背后更加意味深长的内容。
　　二
　　罗振玉在辛亥革命之前，曾积极投身戊戌变法，同时兴办教育，创办《农学报》、《教育世界》等刊物，名驰海内，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一九○三年上书朝廷举荐罗振玉时曾言：“学问优长，近年究心中外农学及教育学，广为搜集选辑流转，深裨世用，确系有用之才。”他与张之洞等清末高官交往密切，由此也为他日后成为清遗老埋下了伏笔。
　　辛亥事起，罗王相约东渡，由此成就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处略去不表。值得注意的是罗振玉在回忆录《集蓼编》中，对于其东渡日本之后的学术活动有所提及，但他依然对于政治表现出了深切的恋恋不舍，充分体现了罗振玉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彷徨，也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名清遗老的政治立场，谈及武昌起义，罗振玉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时亡友王忠悫公亦在部中，予与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及袁世凯再起，人心颇安，然予知危益迫也矣。”
　　罗振玉不仅与王国维一样在辛亥革命时决意效忠清室，同时对于袁世凯的崛起，表现出了迥异于常人的不安，然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事后追忆的文字，往往带有自我标榜的意味，正如罗氏过分强调辛亥之际他的忠告之于王国维学术转轨的影响，对待罗振玉辛亥之际的言行，不仅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罗振玉斯时的言论，无疑意味深长，罗振玉指出：“方予携家浮海时，汉阳已克复，武昌尚未下。都中同志，尚冀时局可以挽回。宝公（熙）谓予曰：‘君竟洁身去耶？盍稍留，俟必无可为，然后行。’予乃诺以送眷东渡后即孑身返都。既至东三日，即附商舶至大连，遵陆返春，明知已绝无可为，践宿诺而已。比至，众亦谓大事已去，留旬日，乃复东渡。壬子岁朝，逊政之讯乃遽至海东矣。”
　　可以看出，罗氏之所以于清室如此尽忠尽职，不仅在于自身的政治认同与学术取向，他人的激励亦是其中重要原因。与王国维不同之处在于，罗氏精通世故，所以行文中留下了践宿诺的文字，但是究竟践诺与否，亦需仔细考察，前文提及“万一不幸死耳”，未能践诺，及至冯氏逼宫，又与王国维相约赴死，亦未践诺。王国维自沉之后，陈寅恪挽诗中有云“越甲未应公独耻”，既是对王国维践诺的由衷表彰，也是对于罗振玉的微辞。罗氏之政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而其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于日本与王国维切磋学术，究竟有多大的坚持，亦不难细察。
　　一九一四年罗振玉因多种原因，决意返回国内，在沪上会见遗老领袖沈曾植，他在回忆文字中，依然对于袁世凯愤愤不平，这不妨作为尚存真伪争议的史料加以考察，罗氏此文，亦可管窥其暮年日渐深重的遗老心态，尤其是其在沪上约见沈曾植时重归故园的感慨，亦让人玩味：“袁氏假共和以窃国，阴欲窃帝号以自娱，及称帝不成，而愤死。柯廖园学士乃邮书，招予返国，谓袁已伏天诛，辽东皂帽盍归来乎？予复书，言郿坞虽倾，李郭尚在，非其时也。”
　　三
　　作为一个被学术史几乎遗忘的人物，九十年代以来，沈曾植的重新浮出水面，无疑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王国维曾在《七十寿序》中对于沈氏不吝赞许：“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王国维笔下这位继往开来的人物，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中，不复踪迹。九十年代葛兆光曾经援引沈氏晚年自寿诗，感慨历史惊人的遗忘：“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氏的生平由此变得模糊，难以看清。
　　一九一一年的沈曾植，一如故往，沉潜在诗文之中，同时也参与政治，只是意味稍显疏懒，身逢衰世，其在书信中，多多少少流露出了之于政治格局的关切，如四月七日致信吴庆坻谈及清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自治格局：“自治操之太急，杞忧诚妄，曹治无期，尝语客：国家法制期富强，地方自治期安靖，遍观各国，咸出两途。”
　　沈氏毕竟是晚清开明士大夫阶层中屈指可数的保守人士，开明之中，仍显保守。晚清自洋务运动以来，形成的自治格局，沈氏对此颇有非议，须知正是自治格局于洋务运动之后的初步形成，使得义和团云起风涌之际，东南诸省得以保全，沈氏一叶障目，由此可以看出。
　　而在四月三十日致李氏的信中，沈氏则多多少少保持了政治上的清醒，知晓何谓有所为有所不为：“研究会既在北京开办，将来即以首善为总会根基，王舍城中，诸天瞻敬，不必沾沾于旧都，沪上更无论也，新研究会，贱名暂不列入，副会长恐须另推，将来或贡献一两文字于杂志可耳。”
　　看似闲散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更为周全的考虑，沈氏的淡然，实际上是政治上更大的抱负，及至辛亥革命事起，沈氏的临危不惧，可见大将风度，但是最终不免流露出士大夫的忧国之感。《沈子培先生行略》记录下了沈氏当时的言行：“辛亥秋，乱事起，余与沪上诸同志集于先生寓所，所以补救之，同人令余赴京担任外交事务，旅费已备矣，先生独排众议，执手曰：方今革命猖獗，君切不可冒无谓之险，危及生命。我辈随时随地皆可以死，然死则死一处死耳。”
　　……

前言/序言

　　序　 言
　　王国维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局
　　收到复旦大学周言君寄来所撰王国维书稿一部，展读一过，颇有感触。今年（2012 年）是王静安先生自沉八十五周年，王先生的全集也基本出齐，此皆研习王学的新契机，而周君此书更勾起我们对静安先生的追怀。
　　一九二五年清华国学院开办，先父冯德清（永轩）作为一期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导师（陈寅恪先生第二期方到任）， 而直接导师是王国维先生。当时王先生正转入西北史地研究，先父由是追随进入西北史地领域（有《新疆史地论丛》存世），并一直珍藏王先生所开列的西北史地书目，毕业时所提交论文，则是王先生指导的《匈奴史》。先父自研究院毕业前夕，梁启超先生题赠宋词集句对联，王国维先生以行楷题赠陶渊明五言诗轴，梁、王二先生的条幅，题头皆为“永轩仁弟”，我自幼留下的印象，先父始终对梁、王二先生以父尊之，我们兄弟也把二先生认作家中长老，景仰而又倍觉亲近。先父一九七九年辞世，我清理旧物，不仅发现梁、王二先生条幅，清华国学院师生合影，王先生所开书单，还有一九二七年（其时第一期生已毕业，星散各地）清华研究院同学会就王静安先生自沉发布过的一则启事，这张启事也保留在先父遗物中，睹物思人，不胜感怀。
　　我和周言君刚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对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去年他曾经发表过一篇《1898-1927：王国维对苏俄的认识》，此文后来引起过一些讨论，台湾的张朋园先生非常推崇周君这篇写王国维的文章。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学界讨论颇多，但是从政治观角度探讨王先生与俄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王先生对共产革命的看法，以往少有涉及。而周君文章披露，王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曾经写信给柯凤荪，估计俄国革命将波及中国，他在信中言：“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而后来罗雪堂先生与日本友人犬养毅的对话中，也有类似预测。罗、王能在一九一八年前后（中共尚未成立）有如此远见，非有过人史识，不能言也。
　　周君曾经告诉我，他在罗雪堂先生长孙罗继祖先生的书中读到，王先生自沉之前写信给罗先生，信中专门谈到北伐以及叶郋园（德辉）先生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被诛一事。我在周君的书中读到，当时也有传言湖北的王葆心（晦堂）先生被杀，但是周君在书中明确指出此事乃是谣传。王葆心先生是我父亲挚友，抗日战争期间彼此多有书信往还，我家中还藏有王葆心先生所书《麻城丁氏四修族谱序》和楷书题签。王葆心一直到四十年代才去世，董必武为其墓门题词：“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我主持编纂湖北省地方志人物志时，还知道王葆心三十年代曾经担任过湖北通志馆的筹备主任，出版《方志学发微》。“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军逼近华北之时，王葆心先生曾经两次进京抢救湖北地方志材料。王先生第三次在北平抄写材料之时，“七七事变”发生，王先生带着在北平所抄写的材料历经曲折回到武汉。作为青年学人，周君对王国维先生及其周际人物能作如此细密考察，以辨伪存真，难能可贵。
　　周言君曾经和我讲过，写作此书时，也曾经听到很多关于王静安先生的奇闻逸事，比如当时王静安和罗雪堂之子罗福苌时有过从，罗福苌经常给王静安敬烟，王静安从不推辞，但是王先生自己抽烟时，从不给他人敬烟，这正折射出王先生的不谙世故。先父也曾经和我说起当时在清华读书时，每逢师生合影，梁任公先生总是先请王静安先生上座，王先生也从来不推辞。按说，梁先生自戊戌变法以来名震遐迩，又比王先生年长，而且梁先生在《时务报》担任主笔期间，王先生还只是《时务报》的一名书记员，但在清华时王先生不辞首席，足见其学术上的自负，也表明了梁先生的谦德和对真学者的尊崇。静安先生的自负自尊，任公先生的自谦敬贤，皆是学人风范。
　　我在周言君的书中看到他考证张之洞与王静安先生之间的关系。周书指出，二十世纪初，张之洞奉命起草《奏定学堂章程》（此为中国颁行实施的第一部近代学制方案），将哲学排除出大学课程之外，并以理学替代哲学，王静安先生当即撰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对张之洞进行严厉批评，不仅昭显王先生对现代性学科建设的透辟认识，更表现出批判威权的勇气。
　　我一直注意晚清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比如一战之后梁任公游历欧洲，认定欧洲文明已经破产，我从周书中也了解到，王静安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决意转向国学研究，搁置早年从事的西方哲学与美学研究，并修正了早年会通中西的观点。王先生一九一九年致罗雪堂的信中称：“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随后又在致狩野直喜的信中言：“世界新思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坼。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所见与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略同。
　　王静安先生的这一思想趋向值得注意，我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中，曾以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例，讨论发端于一九一五年的东西方文化论战。这一论战的第一阶段从《新青年》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主要讨论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五四运动爆发，则进入论战第二阶段，转而讨论东西文化相互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则将论战推向第三阶段，梁漱溟和梁任公一样，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当时柳诒徵著文对梁漱溟表示支持，而曾经支持章士钊“中西方文化调和论”的陈嘉异，也转而支持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远优于西方文化，万万不可与之“融合”。当时梁启超和梁漱溟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首位批判梁漱溟的，便是与梁漱溟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当时的王静安先生则是站在二梁一边的。
　　周君此书中，还有许多专题性质的研究，有些是前人较少涉猎的，比如“遗老与欧战”、“遗老与共产主义”等，尤为可贵的是，他将二十年代王国维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放在“联俄联共”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时联系到同时期的“赤白仇友之争”，指出以王静安先生为代表的清遗老对于共产革命的敌视，与其自身的文化立场有关。周君更援引台湾学人林志宏的观点，进而认为伪、伪“满洲国”的建立，实际上也与清遗老对于共产革命的敌视有关，周君提到，当时敌视苏俄、主张建立伪“满洲国”的王式便曾经在奏折中对溥仪言说：“今闻臣张宗昌已归顺朝廷，曾造臣金卓至大连，订期面商，加入团中，两月之间成军可必，成军之后即取东三省，迎銮登极，或俟赤俄削平，再登大宝。”此说颇值得注意。
　　王静安先生的一生，不单是一介书斋学人，从周君的书中可以得知，王先生对中外史事亦有独到见解。刘知几曾提出治史要兼备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要秉笔直书，周君此书，对王先生之于政治的关心加以系统性的研究，还原了王先生为人忽视的关心政治的一面，这或许是此书最大的贡献。
　　冯天瑜
　　2012 年7 月21 日
　　序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并非一部直接论述王国维如何参与或影响民国政治的书籍。这本书的重心，在于通过对王国维这位学者的生平、学术思想及其人生选择的细致梳理，来折射、映照出民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思想碰撞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它不是一本政治史，而是一本以个体生命史折射时代风云的书，以一个文化巨匠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那个动荡不安却又充满变革的时代。 本书的引言部分，将首先铺陈开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那是一个旧秩序崩塌、新思潮涌动的年代。辛亥革命的炮火虽然熄灭，但其引发的社会变革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波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君主专制被推翻，共和的理念被引入，然而，新的政治体制在摸索中蹒跚前行，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是常态。传统文化面临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古老的价值观受到质疑，社会思潮呈现出多元并存、激烈交锋的局面。正是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表，王国维以其独特的学术姿态，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他的学术成就与人生抉择，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本书并非详述王国维参与了哪些具体的政治事件，例如他是否加入了某个党派，是否发表过政治宣言，或者是否在政府中担任过要职。事实上，王国维先生在政治舞台上的痕迹非常微弱，他更多的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一位在故纸堆中探寻中国文化精髓的智者。然而，正是这种“不入政治”的姿态，恰恰使他成为观察民国政治与社会的一面镜子。他的学术研究，如对甲骨文、金石学、词学、史学的深入探索，本身就蕴含着对传统文化根基的再认识，而这种再认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显得尤为重要。对传统的尊重与批判，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发掘，都与当时民族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如何重塑民族认同的时代命题息息相关。 书中将着重分析王国维学术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并探讨这些思想在民国时代的意义。 首先是他的“乾嘉以下，一人而已”的治学精神。王国维继承并发扬了乾嘉学派朴实严谨的治学方法，但又超越了乾嘉学派的局限，将西方哲学、逻辑学、美学等引入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开创了中国学术史上的新篇章。这种融汇中西、推陈出新的学术理念，本身就是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思潮的重要体现，尽管王国维本人可能并未主动参与到这场文化革命的喧嚣中。他的学术实践，为当时那些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感到迷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超越简单“全盘西化”或“全盘否定传统”的思考模式。 其次是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洞见，特别是对儒家、道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在民国初期，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涌入，传统儒家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然而，王国维并未简单地否定儒家，而是力图在其中发掘其超越时空的价值。他对《论语》、《孟子》等经典的研究，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深沉体认。这种对传统智慧的重新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温和回应，也为后来“整理国故”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再者，书中将聚焦于王国维晚年的学术转向，尤其是他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以及他对人生悲剧的深刻感悟。这部分内容，虽然看似纯粹的文学美学探讨，却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和人生焦虑紧密相连。在经历了清朝的覆灭、民国政治的混乱、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之后，王国维的晚年，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他对于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追问，以及最终选择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生命，都触及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彷徨。这种人生选择，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一种沉默的抗议，也是对个人尊严与学术精神的一种极端守护。 本书的一个重要章节，将围绕王国维与当时几位重要知识分子（如罗振玉、梁启超、陈寅恪等）的交往展开。通过对这些交往的梳理，可以勾勒出民国知识界的人物群像，以及他们之间在学术观点、人生道路上的不同选择。例如，梁启超积极参与政治，倡导变法维新；罗振玉则在学术研究和古物搜集上与王国维多有合作，但也涉足一些政治活动；而陈寅恪则与王国维在学术上有着深厚的友谊和互相的尊重，并且在后期也走上了更为独立的学术道路。这些人物的互动，折射出民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命运和个人理想时的不同立场与抉择，也侧面反映了民国政治舞台的复杂性，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此外，本书还会探讨王国维所处的学术环境，特别是他早期在南方（如上海、杭州）的求学经历，以及他后来在北方（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生活。这些地理空间的转换，往往伴随着他学术思想的深化和人生境遇的变化。例如，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几年，正是他学术声望的巅峰时期，也正是他个人精神困境加剧的时期。在那里，他与陈寅恪、赵元任、吴宓等学者共同构成了民国学术史上的璀璨星河，他们的讲学、研讨，不仅推动了中国古典学术的发展，也为那个时代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学术人才。 本书的结尾，将对王国维的人生选择进行一种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的解读。他的“殉道”式的结局，固然令人扼腕叹息，但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或许是他对传统士人“士可杀不可辱”精神的极致践行，是对个人独立人格与学术尊严的最后坚守。这种坚守，在那个以政治为导向、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总而言之，《王国维与民国政治》这本书，并非一本直接论述王国维参与政治的书籍。它通过对王国维这位伟大学者的学术思想、人生轨迹、精神世界及其与同时代人物的互动进行深入挖掘，旨在为读者呈现一个更加立体、深刻的民国时代。它以一位文化巨匠的视角，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思想变迁、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以及在动荡变革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织与碰撞。读者将从书中看到，一个不直接介入政治的学者，其人生选择与学术思想，同样能够提供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重要维度，并引发对历史、文化以及个体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