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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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耕 著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22546

版次：1

商品编码：11225049

包装：精装

丛书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30

字数：45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任务-关于圣愚的研究-俄国历史的特殊性-俄罗斯宗教文化的系统构成-由疯癫到圣愚-教会框架内的圣愚现象-“假冒的圣愚”-作为文化的圣愚-人格模仿：现实模仿与文化模仿-俄罗斯文学与圣愚文化的关联机制-“文化结构图景”
　　俄罗斯文学经典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以其特有的价值立场、文化品格与诗学形态而独树一帜。要理解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独特性，必须对其做文化诗学的考察，即，将其还原至它赖以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对制约其存在的文化结构进行模型重构与解读，然后寻找它对文学文本的结构性渗透，从而最终说明俄罗斯文学特性的生成机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的任务是考察俄罗斯圣愚文化与俄罗斯文学经典之间的这种结构关系，因此，将无法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对俄罗斯文学做全面解读。但鉴于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仍期望能够对俄罗斯文学特质的存在过程及形态的阐释做出补充性研究。

作者简介

　　王志耕，1959年生于河北任丘，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曾分别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文学专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曾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和伏尔加格勒师范大学访学。主要从事俄罗斯宗教文化与俄罗斯文论及文学关系研究，出版著作《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合著）、《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合著）及若干译著，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内页插图

目录

序一
序二
绪论
本书任务——关于圣愚的研究——俄国历史的特殊性——俄罗斯宗教文化的系统构成——由疯癫到圣愚——教会框架内的圣愚现象——“假冒的圣愚”——作为文化的圣愚——人格模仿：现实模仿与文化模仿——俄罗斯文学与圣愚文化的关联机制——“文化结构图景

第一编 圣愚：作为——种文化的历史
第一章 隐修主义与圣愚传统
疯癫的神圣意味——旧约中的“愚拙”——“为了基督的愚”——圣愚的标准形象——隐修主义——苦修之父圣安东尼——埃及的苦修文化——圣本笃——教会史上的第一个圣愚伊西道拉——圣方济各——凯尔特修道制度——西欧边缘化的疯癫
第二章 俄国的圣愚文化与民族性
东方教会的修道制度——圣巴西勒——拜占庭的“疯癫式苦修”——第一个“古典”圣愚圣西蒙——诺夫哥罗德的圣安德烈——古罗斯苦修传统发祥地基辅洞窟修道院——教会斯拉夫语中的“圣愚”词组——俄罗斯本土第一个圣愚伊萨基——最早的本土圣愚记载《日课经文录》——“第一个真正的圣愚”乌斯秋格的普罗科比——圣愚文化的“内在基础”——圣愚文化与萨满习俗——俄罗斯性格的悖谬性——非理性与神秘性
第三章 圣愚文化视域下的俄罗斯文学特质
疯癫与虔诚——圣愚的否定精神——消解理性主义历史观——圣愚与“虚己伦理”——“愚拙”与舍弃自我——“无产者”与“有产者”的舍弃——双重性语境与艺术张力——基于宗教文化的宏大叙事

第二编 圣愚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品格
第四章 超越世俗伦理
精神上的被逐者——“多余性”——生存困境与救赎期待——自愿的放逐者——“破坏性”——破坏性力量与“当代英雄”的嫁接——超越利害的“苦闷”——“流浪性”——流浪的文化意义——“无根”家庭——苦修与牺牲——“无根性”——割断世俗脐带的日瓦戈——“无意义”生死的最高意义
第五章 超越“知识”——理性主义与“人神化”——作为——种罪孽的“知识”——“人神”与“神人”——两种知识——智性与鲜血——作为对理性加以制衡的疯癫——疯癫与理性的辩证——走近最高理性——作为理想人格的“白痴”——痴愚与神圣的混合——谦逊的最高形式——回归启示——“孩子”与“智慧”
第六章 超越历史
消解时间——历史主义与神学目的论——疯癫思维的此在性和空间性——第——亚当与第二亚当的自由——三维空间与四维空间的真理——消解“英雄”——英雄与俗众的辩证——托尔斯泰的平民历史主义立场——历史合力与超意志——消解“大历史”——理性历史主义的“诡计”——葛利高里的圣愚品性——个体偶然性与历史必然性的对话——精神的人与世俗事件的对话
第七章 抗拒庸俗
理性超人——理性庸人——“将魔鬼写成傻瓜”——“知识”作为庸俗化的诱因——理智对责任的背弃——疯癫型人格——圣愚的“另——种逻辑”——疯癫与灵魂拯救
第八章 抗拒暴政
……
第三编 圣愚与俄罗斯文学的形式品格
第四编 圣愚与俄罗斯文学的生命品格

精彩书摘

　　当然，可能最重要的因素是，埃及对于基督教而言也带有圣地色彩，在圣经中记载，亚伯拉罕与他的子孙、耶稣的父亲约瑟等犹太人曾经在此避难，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又成了犹太人的聚居之地，所以，埃及宗教影响了犹太人，之后，又间接地影响到了基督教；此外，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希腊文化传人埃及，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通过自己的理解将希腊思想与犹太教理念加以整合，形成一种新的宗教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代表人物便是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思想家、犹太学者斐洛，是他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此后的基督教神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亚历山大里亚教区虽然在基督教五大教区中地位一直不高，但它之所以能自成一体，也因为亚历山大里亚是一个文明交汇之处，犹太、希腊、埃及诸文明交相混杂，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不仅交通、商业发达，在赫利波利斯神庙、卡纳克神庙等地，还聚集着一批有学识、有才能的学人与研究者，在几何、测量、天文、医术、神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发展。曾任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的亚他那修则是早期教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影响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及。
　　公元4世纪，埃及教会的苦修主义在形成不久后，便逐渐传人西奈半岛.叙利亚以及欧洲大陆，并与其本土修道习俗相结合，形成不同形制的苦修文化。
　　叙利亚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之一，拥有早期教会的两大牧首区：安提阿与耶路撒冷。叙利亚曾出现过一些十分著名的隐修士，如在东方教会有深远影响的圣愚西蒙等。叙利亚的修道模式有一些鲜明的个性特征，包括露天苦修、树洞苦修、塔柱苦修等。所谓露天苦修，指的是用石头把自己围住，或是把自己用铁链拴在石头上，像牛羊一样，任凭日晒雨淋。树洞苦修则指把树干挖空，住在树洞里。塔柱苦修则是在高达数米的石柱顶端的平台上居住，仅由弟子递送食物，保持与世隔绝的状态。塔柱苦修方式后来逐渐式微，不过在俄罗斯仍有广泛影响，它和圣愚行为甚至都被理解为“艰难的美德之路”上的楷模，是为普通俗人指明了“通向天国的途径”。
　　……

前言/序言

　　志耕近二十年来不为学界浮躁的气氛所干扰，一直专注于俄苏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显著成绩，这在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学者中是不多见的。2003年他的专著《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出版时，曾嘱我写个序言，当时由于整套丛书体例所限，未能如愿，但我心里一直记着，将来一定要为他的著作写个序。这次他多年从事俄苏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新成果出版，我愉快地答应写个序言，一是为了对作者取得的科研成果表示祝贺，同时也是为了还愿。
　　制约俄罗斯精神生活、制约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因素很多，宗教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俄国是宗教性很强的国家，宗教文化始终制约着俄国的一切精神领域，既制约着俄罗斯经典文学，也以隐性的方式、以隐喻的形态制约着苏联时期的文学。俄苏文学所独具的魅力，它的负罪感，它的忏悔意识，它的救赎使命，它的忧郁，它的“销魂而广漠的哀愁”，这一切的一切是由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但也都同俄罗斯的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很长的一段时期中，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由于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研究界一直排斥和回避从宗教文化视角去研究俄苏文学。巴赫金指出，文学是多面而复杂的现象，文学研究没有灵丹妙药，必须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而我们的俄苏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只有单一的文艺社会学批评视角和方法，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研究视角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单调，所以造成了俄苏文学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难于有新的突破，难于在世界文学和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对俄苏文学独特的魅力、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功能做出更深刻、更能让人信服的阐释。
　　受到俄罗斯本土文学研究转向和宗教批评复苏的影响，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关注从宗教维度来研究俄苏文学，这种研究在90年代逐渐深入和拓展，到了新世纪又显示出更强的学理化特征。这种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浅层次到深层次、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艰难过程。尽管受到原始材料掌握不够和研究者知识素养、理论素养欠缺等因素的限制，研究存在种种不足，但毕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要十分珍惜近二十多年所取得的成果，更要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检视和总结。在这方面，志耕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探求，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有启示意义的。
　　首先是研究目的明确，问题意识突出。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来研究文学，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学这一复杂而多面的现象，是为了更深入地揭示文学丰富的底蕴。可是有些人却把文学的宗教文化阐释看成是一种学术时髦，一种知识的炫耀，热闹一阵子就偃旗息鼓了，其结果对真正的文学研究并无助益。宗教文化诗学研究最终是否成功的标志，不在于你搬弄了多少宗教方面的材料和知识，而在于最终能否对于文学现象做出新的阐释，在于能否把这种研究引向深入。志耕对俄苏文学所做的宗教文化阐释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和突出的问题意识，他把它看成是文学研究的更高追求，力图通过宗教文化的阐释把俄苏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尽管这种研究有很大的难度，要通过文化阐释突破前人种种固定的看法，需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但他还是通过艰苦的努力和潜心研究，迎难而上，大胆突破，提出不少让人眼睛一亮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创作有一个总结：“在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对这句话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志耕从俄罗斯宗教文化切入，将其还原到具体行文语境中加以考辨，提出这个“人身上的人”乃是正教理念中“神性的人”之说，因为人只有在这一层面上才会充分显示出其现实行为的本质属性，即：“人神化”和“神人化”选择，均是在上帝与人相会的“神性”层面中发生的。这种解读发前人所未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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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研究俄罗斯文学文化中圣愚现象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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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俄罗斯的圣愚文化与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关系。圣愚作为俄罗斯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其民族性格、诸文化系统、尤其是文学形态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于是本书采用了文化诗学研究方法，考察并阐释圣愚文化的生成过程与机制，将圣愚文化与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关系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以全方位考察其经典特质的具体生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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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学术性图书。比较扎实。不错的图书。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 是一本不错的从学术著作。《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是以先秦两汉文学为对象的“文学考古研究”，包括“文学考古”与上古神话研究、“文学考古”与《诗经》研究、“文学考古”与楚辞研究、“文学考古”与先秦散文研究、“文学考古”与《史记》研究、“文学考古”与汉代诗赋研究六个部分，目的是借助新的考古出土发现，对上古神话、《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史记》、汉代诗赋等先秦文学中诸如写作时间、作者、作品真伪以及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梳理和考证。《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是以先秦两汉文学为对象的“文学考古研究”，包括“文学考古”与上古神话研究、“文学考古”与《诗经》研究、“文学考古”与楚辞研究、“文学考古”与先秦散文研究、“文学考古”与《史记》研究、“文学考古”与汉代诗赋研究六个部分，目的是借助新的考古出土发现，对上古神话、《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史记》、汉代诗赋等先秦文学中诸如写作时间、作者、作品真伪以及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梳理和考证。总体还不错。不错的图书。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 是一本不错的从学术著作。《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是以先秦两汉文学为对象的“文学考古研究”，包括“文学考古”与上古神话研究、“文学考古”与《诗经》研究、“文学考古”与楚辞研究、“文学考古”与先秦散文研究、“文学考古”与《史记》研究、“文学考古”与汉代诗赋研究六个部分，目的是借助新的考古出土发现，对上古神话、《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史记》、汉代诗赋等先秦文学中诸如写作时间、作者、作品真伪以及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梳理和考证。《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是以先秦两汉文学为对象的“文学考古研究”，包括“文学考古”与上古神话研究、“文学考古”与《诗经》研究、“文学考古”与楚辞研究、“文学考古”与先秦散文研究、“文学考古”与《史记》研究、“文学考古”与汉代诗赋研究六个部分，目的是借助新的考古出土发现，对上古神话、《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史记》、汉代诗赋等先秦文学中诸如写作时间、作者、作品真伪以及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梳理和考证。总体还不错。不错的图书。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 是一本不错的从学术著作。《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是以先秦两汉文学为对象的“文学考古研究”，包括“文学考古”与上古神话研究、“文学考古”与《诗经》研究、“文学考古”与楚辞研究、“文学考古”与先秦散文研究、“文学考古”与《史记》研究、“文学考古”与汉代诗赋研究六个部分，目的是借助新的考古出土发现，对上古神话、《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史记》、汉代诗赋等先秦文学中诸如写作时间、作者、作品真伪以及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梳理和考证。《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是以先秦两汉文学为对象的“文学考古研究”，包括“文学考古”与上古神话研究、“文学考古”与《诗经》研究、“文学考古”与楚辞研究、“文学考古”与先秦散文研究、“文学考古”与《史记》研究、“文学考古”与汉代诗赋研究六个部分，目的是借助新的考古出土发现，对上古神话、《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史记》、汉代诗赋等先秦文学中诸如写作时间、作者、作品真伪以及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梳理和考证。总体还不错。不错的学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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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亲历者，分别是作者与主演，所以演绎得丝丝入扣，让人不寒而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号一出，甚至无须酷刑，便把人的意志压弯折断粉碎。《古》不是小说，也说不上传记。它是只是一种记录，零星的，无从考证的，却又让人不得不信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弥漫尸腐，透出哀号。52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几千万人的荒唐冤狱，异议分子——神职人员——知识分子——富农——少数民族——党政军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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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严格说来，对于一种文学现象而言，是无所谓“真相”的。即使你摸到了“大象”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未必就能准确描述出大象的整体神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样的一头大象。如别尔加耶夫所说的：“在一些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言人，在另一些看来，他是个‘残酷的天才’，在第三类人看来，他是新基督精神的先知，在第四类人看来，他揭示了‘地下室人’的奥秘，而在第五类人看来，他则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东正教徒及俄罗斯弥赛亚理念的呼告者。”即便如此，对一个作家的评判，有一些基本的原初含义是应当可以确定下来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问题。尽管其作品里描写了许多无神论和怀疑论者，但陀氏本人却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对基督的信仰有过动摇。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人们都根据作家的一封书信做出错误的结论，这封信在过去的中文译本里是这样的：“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见《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冯增义、徐振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4页。同样的译文还出现在同一译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漓江出版社，1988年。)实际上这是个错译，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怀疑”上帝存在？》，见《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3期)。在中文全集里，这个错误得到了部分纠正：“我是时代的产儿，是缺乏信仰和彷徨怀疑的产儿……”(21：144－145)。这个译法可以让读者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受那个时代各种非信仰论影响的“产儿”。但在原文中“无信仰”和“怀疑”不是“产儿”的实指定语，而是指那个时代的两种对待基督教的话语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倾向确实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无辜的苦难影响了约伯对上帝的态度一样，但他并不因此而成为持有这两种倾向的“孩子”(遗憾的是全集总序中所引用的这段话仍沿用了旧版本的错误译文)，也许恰恰相反，正如作家自己说的：“我心中的反面结论越多，对信仰的渴求就越强烈。”关于这个问题，当今的陀氏研究，无论俄国本土还是西方，已基本成为共识。确定了这一点，对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思想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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