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评分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1]
评分( 2)“国学”即“国粹”。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
评分最好有点文学底子再看,否则会觉得不知讲什么
评分民国的学术,比之今天,的确是很大价值成分
评分“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评分(4)“国学”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
评分中国古典诗歌历经先秦汉魏六朝的长期发展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和诗歌本身向更高境界飞跃的内在驱动力,正好遇上了唐代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适宜于诗歌生存、发展、繁荣的时代生活土壤和艺术氛围,终于涌现了从四杰、沈宋、陈杜、刘张直至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这长达二百余年的层波叠浪式的诗国高潮。群星灿烂,蔚为奇观。诗和生活,在唐代是高度融合的。没有诗化的生活,没有最善于发现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中诗美而又各具鲜明个性的诗人,就没有唐诗。正因为如此,唐诗不但无法复制,而且从整体上说也难以超越。它所独具的那种如乍脱笔砚的新鲜感和扑面而来的浓郁生活气息,也正源于它所植根的社会生态。从唐诗高潮初现之际直至今天,多达近千种的唐诗选本,证明了唐诗永恒的艺术魅力。
评分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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