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话中国人》的作者易中天，却独具匠心，在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中，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里，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努力发掘着文化的内核，给予理论的阐述，指出这一切之所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在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它由近及远，于细致中阐发了中国文化的要旨。

精彩书摘

　　《闲话中国人》：
　　中国的神就不同。造人的是女娲娘娘，而且并不单造一男一女，一造就是一大群。造出来以后，老太太就乐呵呵地看着他们生育繁衍，自己躺在云里雾里安享那天伦之乐。至于吃饭的问题，则留给另一位“准神”去解决。这位“准神”就是伏羲。伏羲究竟是人还是神，不大说得清楚，大约是半人半神吧！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厨子，或者曾经当过厨子，要不就是“司务长”。伏羲又叫庖牺。庖就是庖厨，牺就是牺牲。主管庖厨和牺牲的，不是红案就是白案。史书上说他“教民渔猎畜牧”，说了归齐也就是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功莫大焉。于是这个“伙头军”和“大师傅”的地位便越弄越高，弄到最后，就连造人的女娲，也居然成了他的太太，甚至还有说伏羲和女娲由兄妹而夫妻者。这就不能不说是把“饮食”看得比“男女”还重要了。
　　我们知道，神的职能无非是满足人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人和人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神。古希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呢？也就是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捎带着争风吃醋罢了。中国的神、神王或先圣就辛苦得多。比如伏羲要发明捕鸟兽的网和捕鱼的罟，神农则要发明种地的耜和耒。反正得想办法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老百姓才会尊你为神为圣。这就叫“民以食为天”。
　　世界上还有比天大的吗？没有。中国人既然以食为天，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甚至“普天之下，莫非一吃”。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看成吃，说成吃了。
　　泛食主义
　　的确，中国文化有一种“泛食主义”倾向。
　　首先，人就是“口”，叫人口。人口有时候也叫人丁。或者男人叫丁，女人叫口。但不管女人男人，也都可以叫人口。人既然是口，谋生也就叫“糊口”，职业和工作也就是“饭碗”。干什么工作，就叫吃什么饭。修鞋补锅是吃手艺饭，说书卖唱是吃开口饭，当教书匠是吃粉笔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儿。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自己不谋生，靠积蓄过日子，就叫“吃老本”，粤语叫“食谷种”。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就叫“坐吃山空”。老本吃完，或并无老本可吃，就只好“喝西北风”，粤语则叫“吊砂煲”。砂煲是用来煲饭吃的，居然吊了起来，显然是无米可炊，文雅的说法叫“悬磬”。
　　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吃皇粮”。吃皇粮的人，捧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铁饭碗打不破，大锅饭不定量，可以放开肚皮吃，不怕“吃空心汤圆”。最让人看不起的则是“食拖鞋饭”。所谓“食拖鞋饭”，就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男子汉大丈夫，原本应该“养家糊口”的，居然堕落到“食拖鞋饭”，岂不可耻？
　　和“食拖鞋饭”相关的是“卖生藕”和“吃豆腐”。“卖生藕”是广州话，意思是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吃豆腐”是上海话，意思是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前者指女人卖弄风情，或者指男人心怀不轨，但语气比调戏妇女略轻，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即便不会“吃官司”，一个钉子碰了回来．也是“吃瘪”，很没有面子。
　　不体面的还有“饭桶”。一个人没什么用，是个“饭桶”，广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饭”；受冤枉背黑锅，广州香港叫“食死猫”，北方叫“吃冤枉”；被老板或上司申斥，广州香港叫“食猫面”，上海叫“吃排头”；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则叫“吃红灯”。红灯尚且可“吃”，还有什么吃不得？
　　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吃”，官方话语也说“吃”。比如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辩，就说“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毛泽东说实践的重要，就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就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西汉初年，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争论。道家的发言人黄生认为商汤周武以下犯上，是“弑”。儒家的发言人辕固生则认为是“受天之命”。主持讨论的汉景帝左右为难，完全无法表态。肯定黄生，则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辕固生，则等于承认自己这个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后只好宣布：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说讨论这个问题，如食有毒之马肝，还是绕过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汤。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囤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工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

前言/序言

　　闲话《闲话中国人》
　　饮食、穿衣、单位、家庭、人情、面子……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惟其是最基本的，人们对这些时时处处可见的现象，也就习以为常，乃至麻木不仁了；极少有人去深究为什么是这样，它与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闲话中国人》的作者易中天，却独具匠心，在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中，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里，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努力发掘着文化的内核，给予理论的阐述，指出这一切之所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在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它由近及远，于细致中阐发了中国文化的要旨。
　　该书特点之一，是用“闲笔”来写“正书”。这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但却不像一般专著那么抽象，那么理论化，那么枯燥。全书讲述老百姓（当然不只是老百姓）的事情，态度闲适，读起来轻松愉快，而又深刻地切中要害，令人常有“还真是那么回事”的感慨。
　　该书特点之二，是深入浅出。在对林林总总的生活现象进行剖析时，或诠释字词，或引经据典，从本义到广义，从现象到本质，像与你聊天般地娓娓道来，揭示出这些现象深刻的社会性。
　　该书特点之三，是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既是“闲话”，就不能做“官样文章”。作者往往用生活习惯用语叙述生活习惯，风趣幽默。
　　该书特点之四，是结构上环环紧扣。从饮食到服饰，从单位到家庭，从面子到人情到友谊，把各个似乎是不相关的方面，从一引申到二，从二引申到三，看完这一章还想接着看下一章。
　　一语概之，《闲话中国人》一书宛如一壶馨香扑鼻的碧螺春，细细品来，回味无穷，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不可不读。附记：
　　这篇序言原本是李树林同志为华龄版《闲话中国人》所写的书评，发表在1997年4月16日的《中华读书报》。作者是中央某部门的一位干部，与我素不相识，至今尚未谋面。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权钱交易”或“面子人情”。他这篇书评，原本是应机关图书馆之邀，为他们介绍馆内新书的内部刊物《机关图书简介》而写的，不知怎么被《中华读书报》看中，公开发表了。文章发表后，我看到了，写信去与他联系。因地址不详，这封信几经辗转，树林同志才收到。后来他回信说。这篇书评是怎样发表的，在他至今仍是一个谜。
　　也许，正因为这篇书评是这样写出、发表的，因此，它比许多应作者或出版社之请，刻意炒作或敷衍塞责的所谓“书评”，要真实得多，也实在得多。我相信，文中所写，都是树林同志的真实感受或体会，没有任何矫饰、虚套和做作。树林同志后来在信中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靠着床头，沏一杯茶，灯下抱一本喜欢的书，静静地看，漫漫地思索”。他说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看完本书的。其实，这也正是我的希望。我希望读者能读得轻松愉快，千万不要“苦读”；我也希望读者读后多少有点收获，不至于“白读”。在读了树林同志这篇书评后，我欣慰地感到，我的希望并没有落空，我的心血也没有白费。事实上，从写作动机、构思创意、理论视角、研究方法、思想内核到篇章结构，这些隐藏在大量现象、实例、故事和俏皮话背后，不易为人察觉的用心良苦之处，那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地方，树林同志都看出来、说出来了。如果说，我写《闲话中国人》，是试图为解读中国文化找到一把钥匙，那么，《闲话（闲话中国人）》，便可以看作是解读本书的钥匙。
　　因此我特别向读者推荐这篇书评，并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将其收入修订本，作为本书序言。本来，一本书写完了，出版了，作者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剩下的事，便是一任读者诸君去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所以，我对书评，并不十分在意（当然也不是全不在意）。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这篇书评，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外，还因为我写《闲话中国人》的动机之一，是要改革和改变学术著作的写法，为学术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探寻一条新路。我的办法，是用“闲笔”写“正书”，创造一种“高品位，广读者”的“随笔体学术著作”。既然是“随笔体”，是“广读者”的，就必须风趣幽默，生动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既然是“学术著作”，是“高品位”的，就必须观点新颖，逻辑严密，有一定的“深刻性”。对于读者，则希望不但看得挺“热闹”，也能看出“门道”来。以此文为序，即所谓“有所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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