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偶然的，台北的杨照、香港的马家辉、深圳的胡洪侠相互认识了，很凑巧，他们都生于1963年。三个老男人于是开始谋划：既然三个人来自三地，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大为不同，如果选择一些共同的日常词汇或话题，三个人各写一篇文章，一定很有意思。单独看某一个人的文章可能觉不出什么，如果三篇对照起来看，可能意义就不一样了。
《对照记@1963》精选华人社会五十年来三十个日常生活词汇以各自差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写出共同话题下三人的切身故事，于互相对照中道出半个世纪两岸三地的沧桑变化。

作者简介

杨照，本名李明骏，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现为台湾《新新闻》周报总主笔，“博理基金会”副执行长，还担任了台湾News98电台“一点照新闻”和BRAVO FM91.3“阅读音乐”节目主持人。著有《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等中长篇小说多部，《流离观点》等文学文化评论集多部。
马家辉，台湾大学心理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社会学博士。现为香港《明报》世纪副刊创意策划，亦为电视及电台节目主持人。著有《女儿情》等多部作品。
胡洪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1992年至今供职于深圳媒体机构。现任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晶报》总编辑。著有《微尘与暗香》等书话集多部，主编《1978-2008私人阅读史》等图书多部。

内页插图

一台湾
杨照梦里不知身是客
马家辉第一次冒险接触
胡洪侠玉米地里的台湾

二香港
杨照有“咸湿片”风光的香港
马家辉当“港仔。变成了“港佬”
胡洪侠通往香港之路

三大陆
杨照只存在于地图上的美好大陆
马家辉慢慢地，我蹲下来了……
胡洪侠我在这头，大陆在哪头？

四耶稣
杨照竟然“蒋公”是耶稣信徒!
马家辉傻佬正传，在街头
胡洪侠我与你相逢不相识

五孔子
杨照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
马家辉我和孔子的私密时光
胡洪侠孔子的模样

六火车
杨照幻梦的夜班车
马家辉在英国火车站门前想见香港
胡洪侠从此生活有了远方

七飞机
杨照没有花环，也没有哭哭啼啼
马家辉飞机，和我的第一次
胡洪侠飞机在梦想之外

八春游
杨照成形中的青春欲望
马家辉在郊外烤肉时遇上黑帮飞仔
胡洪侠无名的春天

九世界读书日
杨照开启阅读历程的一本参考书
马家辉救书记
胡洪侠这一天的日记
……

十初恋
十一母亲节
十二电车
十三男厕所
十四女同学
十五琼瑶
十六历史课本
十七单车
十八女老师
十九搬家
二十收音机
二十一求职
二十二报纸
二十三爸爸
二十四驾照
二十五足球
二十六三毛
二十七大学
二十八中秋
二十九生日那一天
三十鲁迅

精彩书摘

认定了耶稣的爱心，却亦锁定了耶稣的“不修边幅”，惯把所有头发蓬松、胡须满腮、衣衫肮脏的男子戏称为“耶稣”，其中一位最著名的“耶稣”乃足球员DerekCurrie，来自英国苏格兰，70年代中期远来香港加盟“流浪足球队”，那是香港足运的黄金岁月啊，他的球技固然风靡香港人，而他的粗犷造型，长发、长须、高瘦身材，同样令球迷印象深刻至竟以“耶稣”之名加诸其身，Curne中译为“居里”，加上“耶稣”，便是“耶稣居里”，曾有二十年光景这个显赫名字在香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另有一位生活在香港的“耶稣”则仅是小有名气，只在湾仔出没，只在湾仔被街知巷闻。湾仔乃我出生和成长之地，是港岛的老区旧区，我小时候的湾仔，最常在街头游荡现身的三类人是：黑社会分子、酒吧女郎、神经病患者。那时候的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客气把神经病患者称为神经病患者，我们惯用鄙视的语气唤他们做“傻佬”或“癫婆”，而其中，便有“耶稣”。那年头在湾仔的神经病患者知名度排行榜上，有所谓“湾仔三傻”。第一位是“黄婆”，是个五六十岁的女子，戴着一个又大又厚的鲜黄色假发，身上的衣服鞋袜和手里提着的袋子亦是全黄，整天在路上行走逛荡，远看如见一个懂得走路的大柠檬，人们说她以前是艳丽之极的吧女，被来港度假的美国大兵骗财骗色，疯了，但不知何故对黄色痴迷不合。
第二位是“污婆”，矮小瘦弱，头脸皆脏，走路时自言自语和手舞足蹈，对孩子们颇具惊吓力，而她的行走地盘正是我家大楼门前，曾有一回，我和家人在路上跟其迎头遇上，她走近，对我们叽叽喳喳说了一堆天外语言，我们不懂响应，急步避开，她竟然随手从路边捡起一个汽水瓶从我们背后掷来，幸好没掷中，年少的我被吓得全身冒汗。
……

前言/序言

　我先认识香港的马家辉，后认识台北的杨照。和马家辉聊天时，得知杨照也是生于1963年，我们三个原是同龄人。我对家辉说（也可能是家辉对我说），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写本书。三个人在不同的华人社会长大，同样的一个题目，必能写出不同的经历、想法与格局，其中的种种差异，一定多有意味深长之处。家辉答应联系杨照，希望马上开始。说起来，这初次“订约”，都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家辉说是三四年前的事，聊备一说）。

　尽管马家辉的“马上”并不总意味着“上马”，但此事似乎也从未“下马”，每此见面我们都要温习一次，互相埋怨一顿，然后再次想象一番，比如我们可以合作开一个博客，再找家报纸开个专栏，线上线下互动，鼓励读者点题，诸如此类，直把自己的心情说到“如火如茶如咖啡”为止，可结局呢，往往又是说说而已。2009年香港书展，总算遇到了杨照，三人于海边一酒吧小聚，旧事重提，都觉得如果再光说不练，那就太不够意思了。当场按生辰年月排定了座次：杨照居首，家辉屈居老二，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老三。老大说你们老二老三把此事耽误了，以后就听老大的。彼时维多利亚港湾海风习习，涛声阵阵，灯火点点，那风那涛那灯都见证了三个老男人的“海誓山盟”。可是，实践再一次雄辩证明，老大并不比老二老三更靠谱，接下来的一年里，风过耳，灯没亮，涛声依旧。

　 2010年，还是在香港书展上，马家辉、朱天心和我有一个对话，谈1960年代大陆、台湾、香港不同的生活。身为主持的马家辉掌握话语权，当场向一百多位听众公布了三地三男人的写作计划。提问环节有听众说你们这本书一定很好看，“请问什么时候出版呢？”家辉笑了，说我们都计划了很多年了，应该很快可以开始了。他不失时机地看了我一眼，我也笑了，斗胆说了一句：“明年吧。”

　明年复明年，一直到了2011年，“对照记@1963”专栏总算走出了小会议室，走进了《晶报》“人文正刊”的“正点”版上。说起来好笑：版名叫“正点”，可这个专栏已经“晚点”很多年了。

　这一刻我在想，“对照对比对流年，三人三地三本书”，这样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写作创意，究竟为什么多年未能实现呢？说三个人都不靠谱那自然是开玩笑，说其中另有“隐情”，或许就能讲得通。这“隐情”就是：“对照记”自然是有趣味的创意，果真要写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起码对我本人是这样。其一，怎么写？我们要写的是“公共话题中的私人记忆”，这不同于平常写时评、书评，说的尽是别人的事；我们需要激活自己的青少年记忆，说一些之前从未披露过的自己的事。“投枪”投向别人总是容易，投向自己时又该如何自处？我们需要多少勇气才能直面往往不堪回首的过去？回避什么，隐瞒什么，当然是作者的权利，但这一权利要如何在“据实直书”前提下得以维护以求适度、适当？其二，写什么？既然是“对照”，那就要写出差异。我们所处的三个华人社会，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状况、文化面貌，差异不可谓不大。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词才足以呈现这种种差异？更麻烦的通常不是如何写出差异，而是差异大得简直无法下笔。比如家辉曾提出写一期“英国女王”，我和杨照都反对：我们根本无从写起。诸如此类，都需要时间慢慢做理智与情感方面的准备。我甚至想，这一写作计划拖得时间可能还不够长久，我们应该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间。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讨论每期的主题词。好在“对照记”我们计划写三本，第一本暴露出的缺陷还可以由第二本、第三本弥补。

　可以想像一下，分别出生在大陆、台湾、香港的三位同龄人，联袂完成一个通过回忆相互对照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这在三十年前是可能的吗？二十年前呢？所以，先不论其他，仅凭创意竟然能够实现，且起始于深圳报纸专栏、继之以三地同时出版新书，就用得上铁道部前发言人的一句“名言”：这真是一个奇迹。八零后、九零后对此感触不深，而对六零后而言，这是我们小时候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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