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大学*受欢迎的中国文明读本，由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尔伯特?克雷格撰写。
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她走过什么样的历史道路？她拥有哪些独特的文明？她的国民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她对人类做出了哪些贡献？她将在未来如何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
哈佛东亚史**学者克雷格教授将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完整描述了中国主要朝代的变迁，而且论及近代以来直至新世纪中国的发展。作者从历史、考古、古文献、古文字、科技、艺术、学术思想等众多领域中提炼中国文明的不同面貌，以独特的史家见解为纽带，引领我们探寻中国文化史的变迁，以及政治和经济史的变迁。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M. Craig），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赖世和日本研究所主席，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1949 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哲学系，1959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荣获古根海姆奖学金、富布莱特奖学金，先后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庆应大学访学，1988 年被日本政府授予旭日章。

代表著作有《明治维新时期的长州》（1961）、《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1989，与费正清、赖世和合著）、《世界文明的遗产》（2000）、《哈佛日本文明简史》（2002）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第1章早期中国

本章概要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铁器时代：东周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中国zui早的人类生活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直立人），其遗迹zui早发现于中国北方的平原地区，此后在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北京人身高约1.5 米，脑容量比现代人的小。北京人与“爪哇人”和在非洲、中东及欧洲发现的多种直立人相似，这些早期人类依靠捕猎野鹿和其他动物以及捕鱼、采集生存，男性比女性体形略大，劳动可能存在性别分工，女性从事采集。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社会关系和信仰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知的是，他们使用碎石制造工具，并用火烹饪食物。一些头骨上存在的猛烈敲击痕迹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吃人脑。

脑容量较大的现代人类（智人）zui早在距今10 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在约距今5 万年前来到中国，取代了北京人。他们使用火，并用精良的石片制造工具。通过在考古现场发掘的含有工具的连续地层，旧石器时代的历史进程若隐若现，并且这些工具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点。智人掩埋逝者。由于人类仍然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数量依然稀少。这样的制约在今天有助于保持物种之间的平衡，比如阿拉斯加的鹿和狼。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萌芽于约公元前6 千纪。在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仅有为数不多的文化把农业、制陶、驯养家畜和磨制石器相结合，我们将其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改进的工具在狩猎和农业中都发挥了很大功用。我们推测，在男性狩猎的时候，从事采集的女性发现了如何种植和培育种子，并在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中照料农作物。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使用篮子储存干燥的食物，用陶罐盛放液体。粮食产量的增加使人口迅速增长，人们在zui肥沃的田地附近聚集，建立了群居聚落。这些变化改变了史前时代，如同今天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时代。

中国的农业zui早起源于公元前5600 年到公元前4000 年的黄河南部弯道流域。黄河是东亚四大河系中zui北边的一条，其他还包括中国中部的长江、中国南部的珠江以及位于今越南北部的红河，这些河流都向东汇入太平洋。zui近一千年中，黄河流经的平原地带大量森林被砍伐，冬季寒冷，经常遭遇旱灾，但在公元前6 千纪，该地域气候温润，西部是森林茂密的高地，东部是大片湿地。当年沿黄河流域栖息的竹鼠，今天仅能在亚热带的东南亚地区看到了。

中国农业大发展中的主要作物是粟。约同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甘薯和芋头，这是越南农业扩张的结果。在中国南方（以及今天的越南、泰国一带），人们开始种植水稻。与此同时，小麦从西方传入中国。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清理土地并焚烧表层，种植粟、白菜，稍晚开始种植水稻和大豆。在土壤的肥力耗尽后，人们会遗弃田地乃至整个村落。这一时期的工具均为石器：石斧、石锄、石铲和石镰。居民畜养猪、羊、牛、狗、鸡等禽畜；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在对古代村落灰堆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鹿、野牛、羚羊、犀牛、野兔和旱獭的骨骸。谷物用陶器储存，陶器上绘有显眼的红色或黑色的几何图案。这种陶器随后被一种质地更为坚硬、轻薄的黑陶所取代，这种黑陶利用陶轮制成，随后沿黄河向西传播，并向南传播到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陶罐的三足形制在之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沿袭。

中国早期农民编织麻布，并学会了用桑叶养蚕，用蚕茧生产丝。他们的房屋为半地穴式，用木柱支撑，地面位于地下，涂抹有一层灰泥。村落沿河谷坡地分布在相互独立的小块空地上。考古发现了武器和遭到过重击的土墙，表明村落之间存在战争。尽管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祖先崇拜，但我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他们先在牛肩胛骨或龟甲上钻出小孔，然后用火灼烧，通过判断裂纹来进行占卜。逝者被埋葬在公共墓地，用陶罐盛上食物陪葬。部落首领佩戴玉制的指环和珠链。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中国传统史料记载了三个上古王朝：

公元前2205—前1766 年夏

公元前1766—前1050 年商

公元前1050—前256 年周

直到20 世纪早期，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其中前两个王朝的存在仅仅是传说。20 世纪20 年代，在今天安阳附近“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这座古城有城墙，是商代晚期的一座都城。此后又有其他商代城市遗址被陆续发现。古城遗址中包括商王庭卜筮部门的档案（商王朝负责档案典籍管理的官员称为“作册”），其中出土了大量刻有中国古文字的“甲骨”。甲骨上记载的诸王名字与传统史料所载基本吻合。商王朝实际存在的证据令历史学家相信夏王朝很可能也存在，或许夏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王国或部落联盟，其文化属于红陶文化。有学者提出假设，认为位于黄河南岸的二里头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许夏王朝时就已产生了黑陶工艺、青铜工艺，以及今人所未知的zui早的中国文字体系？

青铜时代中国典型的政治机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其中zui大的是商朝都城，但由于迁都频繁，很少有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宏伟的建筑遗存。城中有公共建筑、祭坛和贵族的居所，周围环绕着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村庄。到商代晚期，中国北部平原上出现了几座这样的城市，由王庭宗族或贵族统治。商王享有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权wei，去世后由弟弟或儿子继承王位，其他城邦的统治者承认继任者的合法性。

战争爆发时，军事贵族驾驶战车上阵，指挥从民间征召的步兵作战。军队使用的武器包括长矛和杀伤力强大的复合弓。据记载，一支军队通常由3 000 到4 000 人组成，在某次战斗中甚至达到13 000 人。商主要与蛮夷部落作战，偶尔也镇压反对王庭统治的城邦。战争中的俘虏会沦为奴隶。

商代文明的三个显著特征是文字、青铜器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商朝宫廷史官可能使用竹简做记录，但这些竹简没能留存下来。留存至今的有青铜器和甲骨上的文字记录。一些甲骨上的文字记载了向神提出的问题、回答和事件的结果。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哪位祖先导致王耳痛？如果王到齐地狩猎，是否会有灾难发生？王要出生的孩子会是儿子吗？如果王派兵征伐敌人，上帝是否会帮助他？祖先会接受供奉的祭品吗？

我们对商代宗教信仰的了解建立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商代的中国人相信一种超自然的“上帝”，具有统治人间的力量。在上帝之下，还有各种次要的自然界的神——日、月、土地、雨、风和六云。商王祭祀祖先而非上帝，因为祖先会代表后代向上帝祈愿。在世的国王并非神明，而是国家的zui高神职人员。

在商代，中国的宗教和宇宙论常常紧密相关，这一传统延续到后世。商代人观察星辰运动，记录日食月食，将天象视作上帝的谕示。天官也记载宫廷中的事件。商代的历法每月30 天，每年360 天，通过定期增加闰月来调整。历法由商王颁布，用来指导农时，百姓据此按时播种和收获。

青铜器在约公元前2000 年时在中国出现，比在美索不达米亚晚约1 000 年，比在印度晚约500 年。关于其起源存在争议。在从中东到中亚的肥沃新月地带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青铜器可能在公元前3 千纪内传到了东方，但商代人很可能独立发展出了青铜技艺：商的铸铜技艺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更为先进，青铜器上的花纹则继承了此前的黑陶文化。青铜用于制造武器、盔甲、战车部件和各种精美的礼器。

在商代，和许多其他河谷文明一样，农业和冶金技术的进步增强了人们对自然的掌控能力，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大多数人被迫服务于少数人。拥有青铜武器的贵族能凭借武力剥削其他群体。等级制度决定了商代城邦中的生活方式。国王和官员居住在城内，房屋宽大，建造在地面上，用石头作为柱基，屋顶搭在成排的木柱上。他们的生活在古代堪称豪华：衣着华贵，宴饮作乐，用青铜器饮酒。相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居住在城外狭小的地穴里，生活贫困艰难。在对这种地下栖身之所的考古发掘中，仅发现了一些陶罐。

商代的人殉制度zui为明显地体现了王室血统与低微出身之间的巨大鸿沟。在一座约长12 米、宽8 米、深8 米的商代墓穴中，发现了大量被斩首的人的遗骸，马、狗的遗骸以及大量作为饰品的骨器、玉器、石器。商王去世时，数以百计的奴隶、战俘和商王生前的仆从会被殉葬。建造宫殿或祭坛时，也会供奉人牲。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商代时，周人生活在黄河支流渭河以西的河谷地带，在今天的陕西西安附近。周在文化上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较为接近，文明程度比商落后，也比商更好战。商代的甲骨文中记载了商周之间的关系——有时友好，有时敌对。据史料记载，zui后一位商王纣昏庸残暴。公元前1050年，商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和东方叛乱部族的战争中元气大伤，周趁机联合对暴政不满的诸侯国，推翻了商的统治。

周人基本沿袭了商代的生活和统治方式，以城市为中心、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诸侯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据估计，公元前8 世纪时，这样的诸侯国约有两百个。周代的社会阶层也与商代的类似，zui上层是国王和贵族地主，其下是文官武士，农民和奴隶处于社会底层。奴隶一般作为家仆。因为自身在文化上较为落后，周人更多地吸收了商的文化，继续发展了中国的文字体系。周人也保持了铸造青铜礼器的习惯，但他们铸造的器皿在精美程度上无法与商代青铜器相匹敌——商代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在青铜时代冠绝世界。

西周的都城仍设在中国西部，但当时又在位于黄河南部拐弯处的洛阳建立了陪都。周王封亲属和其他贵族盟友为诸侯，统治各国。这种非中央集权的贵族统治方式被称为“封建”，有时译成“feudal”。这种译法不无道理，因为这种分封像是周王的恩赐，而诸侯国在必要时要向周王提供军事支援。中国后世的历史学家对周代这种分封制与后来历朝历代所采用的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做了很多比较研究。

血缘纽带是周王朝统治模式的根基。周王是家族中嫡长子一脉的首领，代表整个家族祭祀“ 上帝”。诸侯国君主的排序反映了他们与周王嫡长子一脉的亲疏关系，他们的称号在英语中经常用英国封建贵族的头衔来翻译——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更准确的翻译术语仍在探索中。

周与商的一个区别在于各自所宣称的政权合法性的性质。商代帝王的祖先是神职统治者，拥有内在的宗教权wei，因此无需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周是取商而代之，必须对当前为什么是周而不再是商作为合法统治者做出合理的解释。周人的说法是上天（在商代早期，这一词语逐渐取代了原先的“上帝”来表示高于一切的存在）因不满zui后一位商王纣的昏庸无道，剥夺了其统治的天命，转而赐予了周。这种天命观此后为中国历朝历代所秉持，直到20 世纪初。汉字“天”的字形与“人”的字形相关联，并且这一概念起初拥有人性或拟人化的特点。而到了东周时代，尽管仍含有道德意味，但天的拟人化意味减弱，更多地成为一种抽象的超自然力量。

铁器时代：东周

公元前771 年，渭河谷地的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中国传统说法中对这一事件的阐释让人想起“狼来了”的故事。昏庸的周幽王为了取悦zui宠爱的妃子褒姒，反复下令点燃烽火——烽火在当时是蛮夷入侵时向诸侯发出的求援信号。褒姒在看到诸侯军队整装集结却扑了个空时，会欢乐地鼓掌。但诸侯们厌倦了被戏弄，当蛮夷真的入侵时，他们对烽火信号无动于衷。结果周幽王被杀，都城陷落。周平王继位，并和大臣们将都城迁至洛阳，东周时代由此开始。洛阳位于西周都城镐京以东300 多公里，黄河大拐弯处的南岸。

东周的第yi阶段史称“春秋”时期，因记载其历史的同名史书《春秋》而得名，延续到公元前481 年。迁都洛阳以后，周王室再也没能恢复旧日的权wei。到公元前7 世纪早期，洛阳尽管仍是文化和礼仪中心，但政治权力名存实亡。周王族与诸侯国间的亲缘和宗教纽带都变得十分脆弱，能重新强化统治的军事力量也不复存在。公元前7 世纪和前6世纪，中国的政治呈现出中北部平原上众多小诸侯国和沿着平原边缘围绕着这些小国的、完全自治的诸侯大国共存的局面。较大的诸侯国在各自的国境线之内巩固统治，吞并周边的部落，并向外扩张，征服周边小国。

在周王室羸弱无力的情况下，为了防御诸侯大国的侵略，很多小国结成了防御同盟。zui早的同盟出现在公元前681 年，目的是抵御在南方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半蛮夷”的楚国。众小国的王公贵族将北方一个大国的国君选作盟主，并承诺给予他支持。在结盟仪式上，人们宰杀一头公牛，盟主和其他国君将牛血涂在嘴唇上，向天发誓坚守同盟。不过，根据中国成语“口血未干（就背叛了盟誓）”，我们可以推测，盟誓并非总能得到信守。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盟约和盟主不断变换，结盟仅仅是延缓了军事扩张的步伐。

东周的第二个阶段史称“战国”时期，同样得名于一部史书《战国策》，该书记载了公元前460 年到前220 年的历史。到公元前5 世纪时，所有防御同盟都瓦解了，强国不断吞并较小的邻邦，平原边缘的各国日益强大，多国间的平衡局面不复存在。到公元前4 世纪时，只剩下八九个国家争雄。唯一的问题是哪个国家能zui终胜出，统一中国。

中国社会的三个重要变化导致了强大地方诸侯国的出现。第yi是人口和耕地的增长。商和西周的城市好比荒野中的绿洲，被平原、沼泽和森林隔开。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和畜养牛羊可以作为农业的补充。但到了东周时代，随着人口的增长，荒野地区逐渐消失，农业几乎成为经济的唯一支柱，狩猎变成了贵族的消遣。当国家相接时，边境地区就开始产生摩擦。这些变化在公元前6 世纪晚期的铁器时代开始后加快。铁制工具有助于开垦新的土地，犁地更深，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产品有了更多盈余。灌溉和排水沟渠第yi次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农奴让位于自由农民，农民开始买卖土地。到公元前3 世纪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 000 万，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zui多的国家，此后这一特征从未旁落。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的兴起。这进一步冲击了之前稳定的农业经济。商人利用为战争修建的道路，用马匹、牛车、船舶和公元前3 世纪时传入中国的骆驼运送货物。地区之间进行产品贸易，铜制钱币和丝帛、贵金属一起成为货物交换时的媒介。富有的商人在生活方式上能与拥有土地的低等贵族相匹敌。许多城市加修了外城，为日益扩大的商业区提供场所。尽管战争连绵不绝，周代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钟、青铜镜、陶俑、漆器和乐器还是为当时中国的物质和艺术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第三个对大国有利的变化是一种新型军队的出现。配备弓箭的骑兵部队取代了只适用于平原地区作战的旧贵族战车。多数战争是由征召的步兵完成的，诸侯大国集结的军队人数常常达到数十万之众，小国面对这样强大的军队完全无力抵抗。旧贵族让位于军事统帅，过去即使在战争中也具备约束力的旧礼制让位于血腥冷酷的军事谋略。战俘往往被屠杀。

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兴诸侯国的君主开始称王，过去这一称号只有周的王族才能使用。在一些诸侯国宫廷中，世袭贵族的地位衰落，善于治理国家的谋臣取而代之。为了生存，新的国家必须把农业和商业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征税、征兵和治理国家事务需要书记人员和有文化的官员，学校因此建立起来。在官员之下，出现了一个有文化的新的政治阶层，其成员被称为“士”。这一概念zui早用来指“武士”，但内涵逐渐转变为“文官”。“士”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包括出身自低等贵族、旧武士阶层、地主、商人和地位上升的平民等家庭的读书人。从“士”这一阶层新思文库哈佛极简中国史中信出版社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