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基本解决了刑法理论研究中的各项根本问题后，作者及时地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填补、整合，在本书中，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对诸多基本问题的立场，如坚持客观主义立场，提倡结果无价值论，在刑罚论方面站在并合主义的一边，细致地阐述了自己对刑法学理论中基本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同时呼吁学界同仁确定各自的学术立场，以求得彼此间的学术之争，从而推进我国刑法理论研究走向深入或更高层次。

作者简介

　　张明楷，1959年生，湖北仙桃人。1982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曾是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客员研究教授、德国波恩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和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独著《犯罪论原理》（1991年版）、《刑事责任论》（1992年版）、《刑法的基础观念》（1995年版）、《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1995年版）、《刑法学》（1997年第1版、2003年第2版、2007年第3版）、《未遂犯论》（1997年版）、《刑法格言的展开》（1999年第1版、2003年第2版）、《外国刑法纲要》（1999年第1版、2007年第2版）、《刑法学（教学参考书）》（1999年版）、《法益初论》（2000年第1版、2003年修订版）、《刑法的基本立场》（2002年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2004年第1版、2011年第2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刑法学》（2006年版）、《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2006年版）、《刑法学教程》（2007年第1版、2010年第2版）、《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2009年版）、《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2010年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刑法原理与实务》（2010年版）、《刑法原理》（2011年版）；译《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6年第2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第一章解释原理与解释方法
第二章分则与总则
第三章 “……的，”与“处……。”
第四章防止漏洞与减少对立
第五章避免矛盾与保持协调
第六章保护法益与违法要件
第七章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
第八章主观的超过要素与客观的超过要素
第九章单一行为与复数行为
第十章 “非法”与“违反”
第十一章表述顺序与行为结构
第十二章抽象的升格条件与具体的升格条件
第十三章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
第十四章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
第十五章并列与包容
第十六章用语的统一性与用语的相对性
第十七章普通用语的规范化与规范用语的普通化
主要参考书目
刑法条文索引
第一版后记
第二版后记

精彩书摘

5.由于刑法用语具有一般性、抽象性，而刑法的解释则十分具体、细致，因而容易操作，于是，下级司法机关一旦遇到问题，就看司法解释如何规定，逐渐形成了刑法和其他法律的效力低于司法解释的局面。
例如，在司法解释与刑法存在冲突时，按司法解释处理，而不按刑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将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累犯作为“严重情节”和将盗窃数额巨大财物的累犯作为“特别严重情节”对待，明显违反了刑法第65条规定对累犯只能从重处罚的规定（该解释导致对盗窃罪的累犯提高法定刑，比加重处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下级司法机关毫不动摇地适用这一司法解释。
又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做出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因为在当时就已经存在机动车辆所有人等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的生活事实。但生活事实不断变化，会出现司法解释不曾想到的案件。例如，2009年10月31日深夜，甲、乙喝酒后从某KTV出来，甲乘坐在乙驾驶的轿车至某医院大门口时，对乙提出驾驶该汽车的要求，乙明知甲饮过酒，也未问甲是否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便将车辆交给甲驾驶，并坐在副驾驶位。几分钟后，甲驾驶车辆将横穿马路的X、Y撞倒，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经交警鉴定，甲负事故主要责任，被害人负次要责任。甲构成交通肇事罪没有疑问，问题是，乙的行为是否成立交通肇事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饮酒……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乙纵容甲酒后驾驶的行为无疑违反了该条规定，其纵容行为与死伤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且主观上具有监督过失，理当成立交通肇事罪。但有的司法人员却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隶属于行政法体系，其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要低于隶属于刑法体系的《刑法》及相关刑事司法解释。因此，虽然刑法第133条是空白罪状，但不宜直接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将某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
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可以直接适用刑事司法解释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不能直接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然而，在上述司法解释做出第7条的规定时，当时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并没有类似上述第22条的规定，只有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司法解释规定的“指使、强令”违章驾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不持疑问；现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有了禁止“指使、强令、纵容”违章驾驶行为的明文规定时，司法工作人员反而认为纵容违章驾驶行为不成立交通肇事罪（因为没有司法解释）。这种观点实际上肯定了立法机关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地位低于司法解释，真是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