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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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是李工真教授的学术论文集，共收录德国史研究方面的论文18篇。《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重点关注的是德意志现代化与德意志知识界，通过对德国历史上的德意志民主主义、反犹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研究，揭示德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深刻变革，在这个线索之下，作者关注点也自然牵涉到知识分子在德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德意志知识界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深入挖掘，试图再现德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国家重大决策中的影响和作用。《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对德国史研究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李工真，1952年生，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1990年和2009—2010年曾两度留学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曾任央视《大国崛起》审读专家，香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特邀嘉宾。还曾多次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20多所著名高等学府从事讲学活动，受到这些高校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着有《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等书，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主持“文化的转移与接受一——纳粹统治时代的欧洲知识难民研究”(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项目)和“战后西德意志社会研究(1945—19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曾多次获得国家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目录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研究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
德国现代化进程与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反犹主义
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及意义
德国魏玛时代“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与危机
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反犹主义
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纳粹主义
德意志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1933—1941）
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
德意志知识界研究
“柏林大学模式”及其发展
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
“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魏玛德国文化批评运动浅析
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
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
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作者主要著述列表
后记

精彩书摘

1935年，在荷兰政府的允许下，由美国犹太人联合捐助委员会出资，在排干了海水的情况下，德国巴勒斯坦中央局在荷兰海岸边建立起第一个国外的职业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占地达140公顷，有来自德国的150名学生。1937年，它的第一批结业生共41人，其中30人去了巴勒斯坦，7人去了阿根廷，1人去了南非，其余3人去了其他国家。”④这类国外职业培训班很快也在毗邻的丹麦、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南斯拉夫等地开办起来，1936年，它已在10个以上的欧洲国家中开办，并接受了1131名来自德意志的犹太青年男女。②这就为德意志犹太人的拓荒者联盟提供了一种“绕道”培训的可能性。拓荒者联盟的培训班实践是有成就的，巴勒斯坦托管政府接纳的来自德国的C类移民，即持工人证明书者的数字不断上升证明了这一点。仅在1935年，来自德国的C类移民就达2719人，占当年移居巴勒斯坦者总数的一半以上。1937至1941年间，通过合法途径移往巴勒斯坦的1.8万多人中，培训班的结业生同样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另外，从1934-1939年3月底，共有3262名15至17岁的男女青少年作为“拥有确保收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从德国移居到巴勒斯坦。“托管政府为这些青少年提供了B3类证书，这类证书是与这种条件相联系的：即两年的安置费与培训费已得到确保。”

前言/序言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缪、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改革开放30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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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德国大学和欧洲其他大学一样，处在持续衰退之中。大学甚至面临被废除的危险。从整体上看，大学的表现十分平庸，当时划时代的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仍然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这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在大学之外取得的。”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历史潮流中，大学甚至逆潮流而动，被认为是反动势力的堡垒。“大多数德国大学被描绘成由卖弄学问的人所占据的机械辩论的场所”。 危机之中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脱颖而出，为德国大学改革拉开了序幕。哈勒大学的建立源于一位遭遇迫害的法学家托马修斯。因在宗教问题上与丹麦皇家牧师发生争执，托马修斯遭到迫害，被迫于1690年离开莱比锡大学，逃到柏林，受到当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欢迎。1692年，国王准许他到哈勒骑士学院给普鲁士的青年贵族讲学。在国王的支持下，托马修斯将骑士学院升格为大学，并与1694获得正式特许状。在大学的两位精神领袖法学家托马修斯和神学家弗兰克的努力下，哈勒大学成为主张学术自由的阵地。1711年，哈勒大学被著名法学家贡德令誉为“自由的殿堂”。 继哈勒大学之后，另一所享誉全球的大学——哥廷根大学于1737年正式建立。大学的实际创办者明希豪生把思想宽容和研究自由看做是大学的根本原则，致力于创造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学术自由大大激发了教授们对学术研究的激情。在哥廷根大学，学术探索活动在自由的气氛中盛极一时。从此，学术研究开始进入教授的角色规范。 但是，这两所大学毕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带有强烈时代特征。首先，他们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不强调知识本身的价值；最受重视的学科是能够经世致用的学科，尽管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地位已大大提高。其次，他们首先是教育机构，基本目标是传授有用知识，培养政府官吏，科学研究尚未成为大学的正式职能。即便如此，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改革依然为柏林大学的诞生奏响了序曲。经过一段时间改革发展之后，古老的德国大学开始起死回生，古老的大学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19世纪中后期，德国大学开始在世界学术界展露拳脚。随着德国大学的崛起，世界学术中心开始向德国转移。著名学者麦克莱兰对德国大学崛起给予高度评价：“近代西方社会所有的大学中，德国的大学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它们是大量近代学术和科学的源泉。” 到19世纪末，德国已成为世界学术中心。自1901年诺贝尔奖开始颁发以来，直到1933年德国一直是全世界该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其中仅自热科学方面的奖项就多达32人之多，是排在第二、第三位的英法两国自然科学奖项的总和。" 弗莱克斯纳曾说：“大学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创造。”从大学诞生至今，大学遭遇过许多次危机，但奇怪的是人类这一“最伟大的创造”却能够屡次起死回生、东山再起。纵观世界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每一次大学的崛起似乎都孕育在危机之中。德意志民族危机孕育了全新的现代大学，美利坚的危机（冷战、美苏争霸）孕育了多元巨型大学。这说明，大学的崛起似乎总是与危机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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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态被许多肤浅的幻象所隐蔽。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智的观点更优越，更高级——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时代的观点，而可以设想，比最伟大的心智的时代更为晚近的我们的时代，也比他们的时代更优越；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声称的不一样，他们不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绝对真实的实质性的见解(substantive view)，只有绝对真实的形式性的见解(formal view)；那种形式性的观点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一切整全性的见解都与某种特定的视角相关，或者说，所有整全性的见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没有一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那些对我们隐藏我们真正的处境的肤浅的幻象根本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幻象）：我们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过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们因此而受惑扮演（剧院）经理和驯狮人的角色，而不是专注而驯顺的聆听着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惊人的处境，这一出境是为这样一种必然所创造的，即，我们试图成为比专注而驯顺的聆听者，也即，裁判，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成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绝对可靠/权威的传统，给我们权威的指导的nomos（法，规范），因为我们的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寻找他自己的方向，无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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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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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德国大学和欧洲其他大学一样，处在持续衰退之中。大学甚至面临被废除的危险。从整体上看，大学的表现十分平庸，当时划时代的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仍然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这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在大学之外取得的。”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历史潮流中，大学甚至逆潮流而动，被认为是反动势力的堡垒。“大多数德国大学被描绘成由卖弄学问的人所占据的机械辩论的场所”。 危机之中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脱颖而出，为德国大学改革拉开了序幕。哈勒大学的建立源于一位遭遇迫害的法学家托马修斯。因在宗教问题上与丹麦皇家牧师发生争执，托马修斯遭到迫害，被迫于1690年离开莱比锡大学，逃到柏林，受到当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欢迎。1692年，国王准许他到哈勒骑士学院给普鲁士的青年贵族讲学。在国王的支持下，托马修斯将骑士学院升格为大学，并与1694获得正式特许状。在大学的两位精神领袖法学家托马修斯和神学家弗兰克的努力下，哈勒大学成为主张学术自由的阵地。1711年，哈勒大学被著名法学家贡德令誉为“自由的殿堂”。 继哈勒大学之后，另一所享誉全球的大学——哥廷根大学于1737年正式建立。大学的实际创办者明希豪生把思想宽容和研究自由看做是大学的根本原则，致力于创造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学术自由大大激发了教授们对学术研究的激情。在哥廷根大学，学术探索活动在自由的气氛中盛极一时。从此，学术研究开始进入教授的角色规范。 但是，这两所大学毕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带有强烈时代特征。首先，他们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不强调知识本身的价值；最受重视的学科是能够经世致用的学科，尽管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地位已大大提高。其次，他们首先是教育机构，基本目标是传授有用知识，培养政府官吏，科学研究尚未成为大学的正式职能。即便如此，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改革依然为柏林大学的诞生奏响了序曲。经过一段时间改革发展之后，古老的德国大学开始起死回生，古老的大学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19世纪中后期，德国大学开始在世界学术界展露拳脚。随着德国大学的崛起，世界学术中心开始向德国转移。著名学者麦克莱兰对德国大学崛起给予高度评价：“近代西方社会所有的大学中，德国的大学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它们是大量近代学术和科学的源泉。” 到19世纪末，德国已成为世界学术中心。自1901年诺贝尔奖开始颁发以来，直到1933年德国一直是全世界该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其中仅自热科学方面的奖项就多达32人之多，是排在第二、第三位的英法两国自然科学奖项的总和。" 弗莱克斯纳曾说：“大学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创造。”从大学诞生至今，大学遭遇过许多次危机，但奇怪的是人类这一“最伟大的创造”却能够屡次起死回生、东山再起。纵观世界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每一次大学的崛起似乎都孕育在危机之中。德意志民族危机孕育了全新的现代大学，美利坚的危机（冷战、美苏争霸）孕育了多元巨型大学。这说明，大学的崛起似乎总是与危机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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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这本书，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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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预想的好，内容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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