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问题多发期，因而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加之经济全球化以及因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两因素的迭加，使问题更加复杂。为应对这些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值得借鉴。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丛书，以期对学界和政策部门的理论思考、决策的科学化有所裨益。
——彼得·泰勒－顾柏张秀兰

内容简介

《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的宗旨是介绍近年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其目标读者是研究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学者，对政治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研究者也将有所裨益。《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广泛探讨了风险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问题，描绘了这些领域近年的发展轨迹，介绍并评述了发展中的重要争论，展示了风险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关系及其与一般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并归纳了各学科面临的新问题和发展方向。书中涉及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犯罪、环境、日常生活和休闲时光、家庭和伙伴关系、健康与疾病、生命历程、青年和老年、媒体、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风险监管和管理，以及性别、民族、残疾和社会基层的社会不平等。研究者可从《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看到西方国家风险观念和风险研究的新概况，从中获得启发。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亦可得到一个新视角，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和生活。

作者简介

彼得·泰勒一顾柏，现任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学院教授，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在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欧盟等机构担任学术和社会职务。他长期致力于有关风险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以及欧洲社会政策的跨国比较研究，是英国资深社会政策研究专家，从事信任问题研究的项尖学者，在国际上具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和广泛的政策影响力。2007年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海外名师”。
彼得·泰勒一顾柏教授1975年到2006年间，共承担研究课题44个，累计出版论著21部，发表学术论文98篇，专题研究4个，参与编写的章节不少于35个。还有约76篇论文发表于刊物上。代表作包括：Ideas and the Welfare State, Palgrave, 2005; New Risks, New Welfa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king a European Welfare State? Blackwell, 2004; and Risk, Trust and Welfare, Macmillan, 2000。
张秀兰，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兼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届特约监督员，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理事，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等。
张秀兰教授长期从事卫生经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社会保护、社会福利等领域教学及研究工作，承担了来自国内外著名机构的课题研究30余项。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与发展政策30年》（2008）、《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2007）等。并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5篇（英文论文34篇），其中SSCI收录6篇，SCI收录9篇，《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各4篇；另外还发表了会议论文15篇，研究报告8部。

英文版前言
撰稿人
1．风险的当下意义
2．风险：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
3．(管理)新风险的挑战
4．犯罪与风险
5．风险、环境与技术
6．日常生活与休闲时光
7．风险与亲密关系
8．健康与风险
9．生命历程、青年和老年
10．风险、监管与管理
11．社会不平等与风险
12．媒体与风险
13．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自反性个人化与监管性治理

精彩书摘

于是研究者的兴趣逐渐转向人对风险问题的感知和决策。行为经济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努力寻找人类共通的决策法则，而狭义的风险研究则通过心理测量范式探寻公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一路径的目标是了解风险特点和社会结构因素如何影响风险感知。乐观者希望通过这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感知和反应的稳定模式，帮助研究者预测和解释风险的可接受性，并为政界和商界的决策者所用。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最近受到较多关注的另一条研究路径，是假设人们通过“心智模型”解读身边的世界，以此研究他们对风险的反应。
有些研究者受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启发，试图整合不同路径，特别是那些研究风险感知和风险信息交流的路径，雄心勃勃地创建一个“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这桩事业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观点：风险感知主要取决于媒体和其他途径的风险信息交流。仔细研究这些方面如何工作，就能解释对风险的担忧缘何被放大或者被淡化。可惜这一模式的预测能力相当弱。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风险感知的公共框架非常复杂，各种稳定和不稳定的模式通过社会文化相}昆合。因此，偏重个人主义的方法试图在模式中加入风险感知的社会文化因素。于是，社会文化和更宽泛的社会学方法受到青睐。
社会学加入关于风险的辩论，始于“专家一外行”的争论。地方上的外行与专家对如何评估大型工业事故等问题常常意见相左，有关当局因为钦定专家的意见不为当地外行人接受而伤脑筋。社会学和心理学路径则渐渐承认外行人的知识体系同样提供了对风险的有效解释。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以及他们在其中的位置。后来的文化路径则认为风险感知与个人的社会认同相关。另一些人认为，目前公共话语里对风险的兴趣骤然高涨，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系统问题。风险社会和自反性现代化的信奉者则说，我们必须接受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只能管理，不能消除。而另一种传统则视风险意识为社会本身的产物。新式治理将风险和责任转移到风险主体身上，于是导致了对风险问题的过度关注。
……

前言/序言

　　工业化、技术进步、农业、交通运输和电子业的新发展，城市扩张、大坝修筑、重大建设工程、煤矿和核电站，现代社会的所有这些“进步”也同时带来许多危害。我们面临着规模空前的污染、新型工业疾病和自然灾害，以及近年来全球变暖和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问题。随着学者、决策者和大众对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的认识，对其进行了记录、分析和讨论，大量学术文献也应运而生。
　　中国拥有占全世界近1／4的人口，且变化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迅速，现代社会风险显得尤为突出，人们面临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联合国认为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举世无双的成就，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城市富裕和贫困群体之间的不平衡也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中国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并主要依靠出口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得到控制，但老龄化又成为一个问题，需要大力改变现行政策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现代性的社会变化及其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必须成为解读中国现代社会的核心。
　　学者们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考虑社会因素，就不能充分理解现代工业、城市化和环境污染造成的不确定性。心理学家解读出人们在遭遇同样程度的危害时，会对令其“恐惧”的危险给予更多的关注。虽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比受食物污染的人要多，但是无论从报纸的报道还是官方的反应，并没有特别提示这点。政治学家指出，政府建立的管理风险机制植入了他们自己的假想，这些假想涉及对专家的信任度和公众的参与程度。社会学家关注的是一旦风险被确定了，“风险放大”或者“风险降低”的社会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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