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原名王钟麒，字伯祥，号碧庄、巽亭、苏亭、容堂、虹翰、睛叟，晚年以字行。

1890年2月27日，生于江南文化名城苏州。这年为清光绪十六年，上距“鸦片战争”三十余年，下至“五四运动”二十七年。当时，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已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的兴亡，革命者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其他有识之士也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这个时期，文化教育领域中爱国思想的传播为王伯祥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

王伯祥生长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他的父亲王沛田是个读书人，十分关心子弟的学习，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育之后，便及时地把他送人私塾念书。

1903年，王伯祥十四岁，与同学叶圣陶、郭绍虞、章元善结为好友。章的父亲章珏，虽是清代的进士，但思想进步。他痛心于列强瓜分中国，常鼓励后辈立志救国。对王伯祥和他的同学影响更大的是梁启超。他们喜欢读梁的文章，并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王伯祥清楚地记得在他五岁时发生的中日“甲午之战”，在他六岁时发生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在他九岁时发生的“戊戌变法”，在他十一岁时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在他十二岁时清廷与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在他十三岁时沙俄迫使清廷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等等；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在苏州引起街谈巷议的情景，深深刻印在王伯祥的心里，终身未能忘怀。

1906年，十七岁的王伯祥考人苏州中西学堂。翌年，他考人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这所在新思潮影响下创办的学校，从师资素质、课程设置，到学生生活，都与中国旧式学校迥然不同。学校前两任监督（校长）是维新派。后来继任的监督为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袁希洛。教员多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他们几乎个个富有朝气。其中国文教员胡石予，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南社诗人。课程除国文外，还有历史、地理、博物、英语、体育、兵操、劳作等。课外活动也很丰富，学校定期组织旅行，去天平山，去无锡，去杭州。平时则由学生自由支配，或阅读翻译作品，或浏览新的报章杂志，使学生有机会不断汲取中外文化营养。王伯祥在苏州中学的好友仍是叶圣陶、顾颉刚等。

1908年，他们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放言》诗的启迪，组织诗社“放社”。时时吟诗、嵌字、联句、做对联、练习书法。

1909年，他们又创办了《学艺日刊》，中设论说、翻译、诗文、图画等栏，内容充实，令人爱读。在苏州中学的五年间，王伯祥勤奋学习，为他日后从事研究、教学、编辑工作奠定了基础。王伯祥在苏州中学就读的最后一年。迎来了辛亥革命，那时他二十二岁。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使许多青年对中国政局寄予希望。王伯祥曾投笔从戎，但当他亲眼看到军队中野蛮的军阀作风后便离开了军营。当时就业不易，幸好中学同学吴宾若在苏州角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校长，他邀请王伯祥前往任教，王欣然应允。

1917年，叶圣陶也应聘到了这所学校。志同道合的好友重逢，促膝谈心，无话不说。大家愉快地回忆起苏州中学的校园生活，谈到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见闻，蔡元培办学的新思想，黄炎培“国文新教授法”的主张，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编教材的体会等。最后，话题落到教育改革上，大家决心从本校做起。于是他们自编课本，开办书店，创办农场，开辟博览室、音乐室、篆刻窒、修建戏台，使学生扩大了眼界、一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

1918年，王伯样、叶圣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角直镇组就了教育会。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他们的工作严肃认真，并能从教学活动中总结经验。1919年，北大《新潮》月刊创刊号发表了王伯祥、叶圣陶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王伯样的《拟编高等小学史地教材大纲》也由叶圣陶题跋，在《新潮》八月号上作了评介。王伯祥博学多识，又多才多艺，在教师中素以熟悉历代掌故、能唱道情京剧、喜爱昆曲评弹而著称。教学余暇，他还瞩目于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曾为保存当地古代雕塑而尽心尽力。角直镇保圣寺十八罗汉塑像群，栩栩如生，历史悠久，但长期湮没无闻。王伯祥和叶圣陶游寺时，倘徉于塑像前，称赞不止。天王殿上悬挂的元代大书法家赵孟俯所书对联“梵宫敕建宋代，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塑源惠子，为江南佛像无双”更引起了两人对古塑的珍视。他们邀请从北大回乡度假的顾颉刚前往参观研究。顾认为塑像出于唐代大雕塑家杨惠之之手，呼吁社会筹金修缮。后得蔡元培、马叙伦、叶恭绰等的支持，成立了保存角直唐塑委员会，经过培修寺院，改善了古塑的保存环境。在角直期间，王伯样、叶圣陶都是北京大学研究国学门的通讯研究员。他们和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俞平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时关心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9年夏，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角直，第五高等小学的教员都为学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立即在镇上开会进行声援。不久又发表了《角直高小回民学校宣言》，抗议北洋政府的暴行。当年冬．王伯祥与叶圣陶创办了《直声》文艺周刊，但不久即停刊。王伯祥也应厦门集美之聘，前往福建任教。

1921年1月4日，由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耿济之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简章》）。王伯祥在集美学校闻讯，毅然人会。他虽然不搞创作，但在后来从事研究编辑的过程中，始终忠实于会章，并与许多文学研究会会员保持着友谊。

1922年初，王伯祥应北京大学蔡元培、马叙伦之聘，任中文系预科讲师。二月，叶圣陶亦应聘为预科讲师，与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结伴到京。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因妻子分娩清假南归，所教国文，由王伯祥代授。北大学术空气活跃，教师人人有专长，王伯祥亦不例外。不少当日的学生如冯至、季羡林、游国恩、陈翔鹤等都曾被王伯祥深人而生动的讲课所吸引。在北大的一年多时间里，王伯祥与文学研究会在京会员相识，与郑振择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1923年年初，王伯祥和叶圣陶同时被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一在史地部，一在国文部。1月30日，王伯祥与郑振鐸、叶圣陶、顾颉刚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北京国立学校南迁的主张》，声援蔡元培和北京学生与北方军阀、政客及其代理人的正义斗争，呼吁国立学校南迁。３月，郑振锋倡议组织扑社，王伯祥、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等热情响应。为解决新文化书籍出版问题，人社者每月集资十元。5月12日，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后改名为《文学》、《文学周报》）决定自73期开始，由王伯样、沈雁冰、周子同、俞平伯、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谢六逸、顾颉刚等轮流主编。

1924年9月爆发了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战后，为了解军阀混战的恶果，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等结伴赴浏河访问。

1925年，匡互生、丰子恺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后称立达学园）并成立立达学会。教师和学会成员多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叶圣陶、夏丐尊、陶元庆、章锡琛、刘薰宇等。王伯祥也热心参与活动，后与郑振铎、叶圣陶等被选为立达学会委员。这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激起人民的愤怒。5月30日，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学生二千余人深人租界，声援工人，要求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逞凶，从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义愤，上万人集中在南京路，要求释放学生，高呼反帝口号，英巡捕又开枪屠杀，时称“五卅惨案”。鉴于上海报纸不能伸张正义，由郑振锋、胡愈之、叶圣陶等倡议创办《公理日报》，王伯祥参与办报，反帝意志坚定。

1926年8月30日，郑振铎宴请鲁迅，王伯祥、刘大白、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等在座，宾主相聚甚欢。

1927年，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形势对苏州造成了影响。王伯样、叶圣陶等七人受苏州市党部委派，接管当地学校。不久，发生“四一二”大屠杀。苏州教改夭折。王伯祥和周予同、叶圣陶、郑振铎计划主编的大型选本《中国文选》，也因故未能成书。但白色恐怖并未能使王伯祥和新文化运动及其成员疏远。1927年秋，王伯祥、叶圣陶、徐调孚、丁玲、胡也频前往浙江海宁观钱塘江大潮，直至午夜。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郑振铎、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决定编辑他的《海上述林》，王伯祥参与集资出版工作。

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是王伯祥学术上第一个丰收期。他在编写历史、地理教科书之余，还完成了专著多种，并发表了许多论文。他的研究，上起奴隶社会，下至现代，范围广泛。其中著名的论著有《我国三千年来地方制度的演变》、《古史辩与经今文学》、《三国史略》、《四库全书述略》、《清史稿述肊》、《辛弃疾的生平》、《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这些论著材料翔实，见解新颖，学术性很强。有的论著还蕴含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32年春，王伯祥应开明书店之聘，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8月1日。

1937年3月，《二十五史补编》正式出版，王伯祥时年四十八岁。

正当他设想再展宏图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使他壮志难酬。对于日寇的侵略，他历来就是反对的，而且早在商务印书馆时他就和上海人民一样曾身受其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企图占领上海，以它作侵华的南方据点。1932年１月28日夜，日寇由租界向闸北一带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挑起了淞沪战争。王伯祥、叶圣陶的寓所都在闸北，他们携家带口仓惶出走。人去屋毁，叶圣陶的书籍埋在瓦砾灰属之中，王伯祥的图书则荡然无存。劫后，周予同在一本旧书的题跋中记载此事说：“‘一二八’事发，伯祥兄藏书尽成灰烬，而同寓亦被劫掠”，“愤暴日之侵凌，忧民生之多居于东城小雅支胡同。总管理处在西总布胡同甲50号办公，没有生产部及文史、科技、刊物三个编辑室。

1951年年初，总经理范洗人逝世。傅彬然任协理，董事长邵力予参与开明方针大计的决定。日常事务由王伯祥、顾均正、唐锡光处理。在开明的公私合营和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合并工作中，王伯祥态度积极，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3年，王伯祥应郑振铎之邀，到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何其芳与郑振铎密切配合，高瞻远瞩，四方求才，努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陆续应邀入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的还有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孙楷第、吴世昌、吴晓铃、力扬、范宁、陈友琴等，济济一堂，如鱼得水。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王伯祥一生最惬意的时期。他亲眼看到国家由贫弱走向富强，精神振奋，政治热情高涨。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在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期间，不顾年老体衰，到四川等地考察，议政言治，不掩善，不虚美，实事求是，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在政协会上，他和周总理祝酒的镜头，令人至今难忘。王伯祥到文学研究所时已六十四岁，此后十余年间，他在科学研究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编著了《史记选》、《增订李太白年谱》，参与了古籍《四库全书总目》的整理。《史记选》是文学研究所编选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的一种，与《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唐宋词选释》等一样都是名家名选。《史记选》的工作开始于1953年，王伯祥为了迎接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纪念，夜以继日地著书，终于在1955年8月定稿。选注历时虽仅两年，但实际上是融人了王伯样一生研究《史记》的心血。迄今为止它仍是国内外出版的《史记》选本中学术水平最高的一种。这部书前有《序例》，它系统地论及作家的生平、《史记》的伟大史学成就、伟大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知识等，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史记》论，也是一篇富于启示性的《史记》研究指南。王伯祥编选这部书特别强调它在传记文学上的文学性。他说：“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专写个人的传记。他独能窥见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体，若把它分系在‘以事为纲’的记载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坏了这个整体，无异支解了这个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写传记。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发见‘典型人物’的人。”（《序例》注）基于这一认识，他的书“只选了描写生动而故事性较强的记叙文二十篇，凡是‘表’‘志’和其它偏重年代、世系或议论的‘纪’‘传’概从割舍”（《序例》）。从他选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季布来布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汲郑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等篇来看，确实篇篇都是文艺珍品。本书注释，详赡准确，涉及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宫名、器物名和典章制度。很有特色。《增订李太白年谱》是王伯祥拟编唐诗选而做的一项准备工作，学风严谨，反映了编者的科学精神。《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至今还有价值的、大百科全书式的书目工具书。它是清代学者为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书及存目所作的内容提要。《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二者共10254种。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经、史、子、集各类书的重要著作。要为万余部书的提要断句，没有渊博的知识和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是不行的，所以中华书局特别约请王伯祥担任。这部书影印出版后，深受学术界好评。此外，王伯祥还编辑了自己的题跋集《庋稼偶识》，校点过王夫之的《黄书》、《噩梦》、《思问录》、《俟解》和严衍的《资治通鉴补》，增补了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至于计划编辑的书还有多种，如欲与顾颉刚、俞平伯将蔡云的《吴觎百绝》、顾铁卿的《清嘉录》、袁学澜的《苏台揽胜词》、《虎丘杂事诗》、《姑苏竹枝词》、《田家四时净》、《吴门新年杂咏》、《岁暮杂咏》编为《吴门风土丛刊》。又如欲带领吴庚舜编纂《中国古代文论长编》等等，都说明他不伏老的精神状态。可惜，正当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发生了，友朋隔绝，子女下放，忧心国事，积郁成疾。

1975年秋，他以口授的方式写了一篇《旧学辩》，痛斥破坏祖国优秀文化的荒唐行径，热爱祖国之忱溢于字里行间。当年12月30日夜，王伯祥逝世，终年86岁。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创的纪传体为后来历代“正史”所沿袭，影响深远。该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王伯祥《史记选》主要选录本纪、列传中的名篇，并对其中的疑难字词和典章制度加以注释说明。《史记选》一书融入了王伯样先生一生研究《史记》的心血，迄今为止这部《史记选》仍是国内外出版的《史记》选本中学术水平*高的一种。这部书前的《序例》系统地论及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伟大史学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知识等，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史记》论，也是一篇富于启示性的《史记》研究指南。本书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都曾再版，这次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再版，并将繁体改为简体，便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