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原名王鍾麒，字伯祥，號碧莊、巽亭、蘇亭、容堂、虹翰、睛叟，晚年以字行。

1890年2月27日，生於江南文化名城蘇州。這年為清光緒十六年，上距“鴉片戰爭”三十餘年，下至“五四運動”二十七年。當時，清王朝腐敗無能，喪權辱國，與帝國主義簽訂瞭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已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傢。麵對民族的興亡，革命者前僕後繼，可歌可泣。其他有識之士也正在尋找國傢的齣路。這個時期，文化教育領域中愛國思想的傳播為王伯祥的成長起瞭積極作用。

王伯祥生長在一個有教養的傢庭，他的父親王沛田是個讀書人，十分關心子弟的學習，在經過一個時期的傢庭教育之後，便及時地把他送人私塾念書。

1903年，王伯祥十四歲，與同學葉聖陶、郭紹虞、章元善結為好友。章的父親章玨，雖是清代的進士，但思想進步。他痛心於列強瓜分中國，常鼓勵後輩立誌救國。對王伯祥和他的同學影響更大的是梁啓超。他們喜歡讀梁的文章，並經常在一起議論時事。王伯祥清楚地記得在他五歲時發生的中日“甲午之戰”，在他六歲時發生的康有為等“公車上書”，在他九歲時發生的“戊戌變法”，在他十一歲時發生的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在他十二歲時清廷與十一國公使簽訂《辛醜條約》，在他十三歲時沙俄迫使清廷訂立《交收東三省條約》等等；這些震驚全國的事件在蘇州引起街談巷議的情景，深深刻印在王伯祥的心裏，終身未能忘懷。

1906年，十七歲的王伯祥考人蘇州中西學堂。翌年，他考人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這所在新思潮影響下創辦的學校，從師資素質、課程設置，到學生生活，都與中國舊式學校迥然不同。學校前兩任監督（校長）是維新派。後來繼任的監督為留學日本的同盟會會員袁希洛。教員多為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生，他們幾乎個個富有朝氣。其中國文教員鬍石予，是一個有真纔實學的南社詩人。課程除國文外，還有曆史、地理、博物、英語、體育、兵操、勞作等。課外活動也很豐富，學校定期組織旅行，去天平山，去無锡，去杭州。平時則由學生自由支配，或閱讀翻譯作品，或瀏覽新的報章雜誌，使學生有機會不斷汲取中外文化營養。王伯祥在蘇州中學的好友仍是葉聖陶、顧頡剛等。

1908年，他們受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放言》詩的啓迪，組織詩社“放社”。時時吟詩、嵌字、聯句、做對聯、練習書法。

1909年，他們又創辦瞭《學藝日刊》，中設論說、翻譯、詩文、圖畫等欄，內容充實，令人愛讀。在蘇州中學的五年間，王伯祥勤奮學習，為他日後從事研究、教學、編輯工作奠定瞭基礎。王伯祥在蘇州中學就讀的最後一年。迎來瞭辛亥革命，那時他二十二歲。清王朝被推翻，孫中山在南京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使許多青年對中國政局寄予希望。王伯祥曾投筆從戎，但當他親眼看到軍隊中野蠻的軍閥作風後便離開瞭軍營。當時就業不易，幸好中學同學吳賓若在蘇州角直鎮縣立第五高等小學任校長，他邀請王伯祥前往任教，王欣然應允。

1917年，葉聖陶也應聘到瞭這所學校。誌同道閤的好友重逢，促膝談心，無話不說。大傢愉快地迴憶起蘇州中學的校園生活，談到顧頡剛在北京大學讀書的見聞，蔡元培辦學的新思想，黃炎培“國文新教授法”的主張，葉聖陶在商務印書館編教材的體會等。最後，話題落到教育改革上，大傢決心從本校做起。於是他們自編課本，開辦書店，創辦農場，開闢博覽室、音樂室、篆刻窒、修建戲颱，使學生擴大瞭眼界、一得到較為全麵的發展。

1918年，王伯樣、葉聖陶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在角直鎮組就瞭教育會。積極推動教育改革。他們的工作嚴肅認真，並能從教學活動中總結經驗。1919年，北大《新潮》月刊創刊號發錶瞭王伯祥、葉聖陶的《對於小學作文教授之意見》。王伯樣的《擬編高等小學史地教材大綱》也由葉聖陶題跋，在《新潮》八月號上作瞭評介。王伯祥博學多識，又多纔多藝，在教師中素以熟悉曆代掌故、能唱道情京劇、喜愛昆麯評彈而著稱。教學餘暇，他還矚目於我國古代燦爛的文化，曾為保存當地古代雕塑而盡心盡力。角直鎮保聖寺十八羅漢塑像群，栩栩如生，曆史悠久，但長期湮沒無聞。王伯祥和葉聖陶遊寺時，倘徉於塑像前，稱贊不止。天王殿上懸掛的元代大書法傢趙孟俯所書對聯“梵宮敕建宋代，推甫裏禪林第一，羅漢塑源惠子，為江南佛像無雙”更引起瞭兩人對古塑的珍視。他們邀請從北大迴鄉度假的顧頡剛前往參觀研究。顧認為塑像齣於唐代大雕塑傢楊惠之之手，呼籲社會籌金修繕。後得蔡元培、馬敘倫、葉恭綽等的支持，成立瞭保存角直唐塑委員會，經過培修寺院，改善瞭古塑的保存環境。在角直期間，王伯樣、葉聖陶都是北京大學研究國學門的通訊研究員。他們和在北大讀書的顧頡剛、俞平伯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時時關心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1919年夏，北京爆發瞭“五四運動”。消息傳到角直，第五高等小學的教員都為學生的愛國行動所感動，立即在鎮上開會進行聲援。不久又發錶瞭《角直高小迴民學校宣言》，抗議北洋政府的暴行。當年鼕．王伯祥與葉聖陶創辦瞭《直聲》文藝周刊，但不久即停刊。王伯祥也應廈門集美之聘，前往福建任教。

1921年1月4日，由鄭振鐸、瀋雁冰、葉聖陶、許地山、王統照、郭紹虞、周作人、孫伏園、耿濟之等發起的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正式成立。它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最早齣現的文學社團。其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文學研究會簡章》）。王伯祥在集美學校聞訊，毅然人會。他雖然不搞創作，但在後來從事研究編輯的過程中，始終忠實於會章，並與許多文學研究會會員保持著友誼。

1922年初，王伯祥應北京大學蔡元培、馬敘倫之聘，任中文係預科講師。二月，葉聖陶亦應聘為預科講師，與俄國詩人愛羅先珂結伴到京。一個多月後，葉聖陶因妻子分娩清假南歸，所教國文，由王伯祥代授。北大學術空氣活躍，教師人人有專長，王伯祥亦不例外。不少當日的學生如馮至、季羨林、遊國恩、陳翔鶴等都曾被王伯祥深人而生動的講課所吸引。在北大的一年多時間裏，王伯祥與文學研究會在京會員相識，與鄭振擇一見如故，引為知己。

1923年年初，王伯祥和葉聖陶同時被聘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一在史地部，一在國文部。1月30日，王伯祥與鄭振鐸、葉聖陶、顧頡剛聯名發錶《我們對於北京國立學校南遷的主張》，聲援蔡元培和北京學生與北方軍閥、政客及其代理人的正義鬥爭，呼籲國立學校南遷。３月，鄭振鋒倡議組織撲社，王伯祥、葉聖陶、俞平伯、顧頡剛等熱情響應。為解決新文化書籍齣版問題，人社者每月集資十元。5月12日，文學研究會刊物《文學旬刊》（後改名為《文學》、《文學周報》）決定自73期開始，由王伯樣、瀋雁冰、周子同、俞平伯、鬍愈之、葉聖陶、鄭振鐸、謝六逸、顧頡剛等輪流主編。

1924年9月爆發瞭齊燮元、盧永祥之間的“江浙戰爭”。戰後，為瞭解軍閥混戰的惡果，王伯祥、葉聖陶、周予同等結伴赴瀏河訪問。

1925年，匡互生、豐子愷在上海創辦立達中學（後稱立達學園）並成立立達學會。教師和學會成員多為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如葉聖陶、夏丐尊、陶元慶、章锡琛、劉薰宇等。王伯祥也熱心參與活動，後與鄭振鐸、葉聖陶等被選為立達學會委員。這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傢槍殺工人顧正紅，打傷工人，激起人民的憤怒。5月30日，在共産黨領導下上海學生二韆餘人深人租界，聲援工人，要求收迴租界。英國巡捕逞凶，從而激起瞭人民更大的義憤，上萬人集中在南京路，要求釋放學生，高呼反帝口號，英巡捕又開槍屠殺，時稱“五卅慘案”。鑒於上海報紙不能伸張正義，由鄭振鋒、鬍愈之、葉聖陶等倡議創辦《公理日報》，王伯祥參與辦報，反帝意誌堅定。

1926年8月30日，鄭振鐸宴請魯迅，王伯祥、劉大白、陳望道、瀋雁冰、鬍愈之、硃自清等在座，賓主相聚甚歡。

1927年，北伐取得節節勝利，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革命形勢對蘇州造成瞭影響。王伯樣、葉聖陶等七人受蘇州市黨部委派，接管當地學校。不久，發生“四一二”大屠殺。蘇州教改夭摺。王伯祥和周予同、葉聖陶、鄭振鐸計劃主編的大型選本《中國文選》，也因故未能成書。但白色恐怖並未能使王伯祥和新文化運動及其成員疏遠。1927年鞦，王伯祥、葉聖陶、徐調孚、丁玲、鬍也頻前往浙江海寜觀錢塘江大潮，直至午夜。後來瞿鞦白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魯迅、鄭振鐸、茅盾、鬍愈之、葉聖陶等決定編輯他的《海上述林》，王伯祥參與集資齣版工作。

在商務印書館任職期間，是王伯祥學術上第一個豐收期。他在編寫曆史、地理教科書之餘，還完成瞭專著多種，並發錶瞭許多論文。他的研究，上起奴隸社會，下至現代，範圍廣泛。其中著名的論著有《我國三韆年來地方製度的演變》、《古史辯與經今文學》、《三國史略》、《四庫全書述略》、《清史稿述肊》、《辛棄疾的生平》、《鄭成功》、《太平天國革命史》、《中日戰爭》等。這些論著材料翔實，見解新穎，學術性很強。有的論著還蘊含瞭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在當時産生瞭良好的影響。

1932年春，王伯祥應開明書店之聘，離開瞭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創辦於1926年8月1日。

1937年3月，《二十五史補編》正式齣版，王伯祥時年四十八歲。

正當他設想再展宏圖之際，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使他壯誌難酬。對於日寇的侵略，他曆來就是反對的，而且早在商務印書館時他就和上海人民一樣曾身受其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瞭侵華的步伐，企圖占領上海，以它作侵華的南方據點。1932年１月28日夜，日寇由租界嚮閘北一帶發動瞭突然襲擊，並用飛機大炮狂轟濫炸，挑起瞭淞滬戰爭。王伯祥、葉聖陶的寓所都在閘北，他們攜傢帶口倉惶齣走。人去屋毀，葉聖陶的書籍埋在瓦礫灰屬之中，王伯祥的圖書則蕩然無存。劫後，周予同在一本舊書的題跋中記載此事說：“‘一二八’事發，伯祥兄藏書盡成灰燼，而同寓亦被劫掠”，“憤暴日之侵淩，憂民生之多居於東城小雅支鬍同。總管理處在西總布鬍同甲50號辦公，沒有生産部及文史、科技、刊物三個編輯室。

1951年年初，總經理範洗人逝世。傅彬然任協理，董事長邵力予參與開明方針大計的決定。日常事務由王伯祥、顧均正、唐锡光處理。在開明的公私閤營和與中國青年齣版社的閤並工作中，王伯祥態度積極，起瞭很好的作用。

1953年，王伯祥應鄭振鐸之邀，到文學研究所（原屬北京大學，後屬中國科學院，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何其芳與鄭振鐸密切配閤，高瞻遠矚，四方求纔，努力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陸續應邀入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組的還有俞平伯、錢鍾書、餘冠英、孫楷第、吳世昌、吳曉鈴、力揚、範寜、陳友琴等，濟濟一堂，如魚得水。從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王伯祥一生最愜意的時期。他親眼看到國傢由貧弱走嚮富強，精神振奮，政治熱情高漲。他是中國民主促進會成員，在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期間，不顧年老體衰，到四川等地考察，議政言治，不掩善，不虛美，實事求是，與共産黨肝膽相照。在政協會上，他和周總理祝酒的鏡頭，令人至今難忘。王伯祥到文學研究所時已六十四歲，此後十餘年間，他在科學研究上也做齣瞭突齣的貢獻，編著瞭《史記選》、《增訂李太白年譜》，參與瞭古籍《四庫全書總目》的整理。《史記選》是文學研究所編選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的一種，與《詩經選》、《漢魏六朝詩選》、《唐詩選》、《宋詩選注》、《唐宋詞選釋》等一樣都是名傢名選。《史記選》的工作開始於1953年，王伯祥為瞭迎接司馬遷誕生2100周年紀念，夜以繼日地著書，終於在1955年8月定稿。選注曆時雖僅兩年，但實際上是融人瞭王伯樣一生研究《史記》的心血。迄今為止它仍是國內外齣版的《史記》選本中學術水平最高的一種。這部書前有《序例》，它係統地論及作傢的生平、《史記》的偉大史學成就、偉大文學成就、深遠的影響以及版本知識等，是一篇有獨到見解的《史記》論，也是一篇富於啓示性的《史記》研究指南。王伯祥編選這部書特彆強調它在傳記文學上的文學性。他說：“在司馬遷以前，沒有專寫個人的傳記。他獨能窺見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體，若把它分係在‘以事為綱’的記載上就算瞭事，那就破壞瞭這個整體，無異支解瞭這個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種多樣的方式來寫傳記。就這一點看。可以說司馬遷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第一個發見‘典型人物’的人。”（《序例》注）基於這一認識，他的書“隻選瞭描寫生動而故事性較強的記敘文二十篇，凡是‘錶’‘誌’和其它偏重年代、世係或議論的‘紀’‘傳’概從割捨”（《序例》）。從他選的《項羽本紀》、《陳涉世傢》、《留侯世傢》、《陳丞相世傢》、《孫子吳起列傳》、《商君列傳》、《平原君虞卿列傳》、《魏公子列傳》、《範睢蔡澤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田單列傳》、《刺客列傳》、《淮陰侯列傳》、《季布來布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汲鄭列傳》、《遊俠列傳》、《滑稽列傳》等篇來看，確實篇篇都是文藝珍品。本書注釋，詳贍準確，涉及音讀、字義、語匯、地名、人名、宮名、器物名和典章製度。很有特色。《增訂李太白年譜》是王伯祥擬編唐詩選而做的一項準備工作，學風嚴謹，反映瞭編者的科學精神。《四庫全書總目》是一部至今還有價值的、大百科全書式的書目工具書。它是清代學者為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存書及存目所作的內容提要。《四庫全書》收書3461種，存目6793種，二者共10254種。這些書基本上包括瞭乾隆以前經、史、子、集各類書的重要著作。要為萬餘部書的提要斷句，沒有淵博的知識和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研究是不行的，所以中華書局特彆約請王伯祥擔任。這部書影印齣版後，深受學術界好評。此外，王伯祥還編輯瞭自己的題跋集《庋稼偶識》，校點過王夫之的《黃書》、《噩夢》、《思問錄》、《俟解》和嚴衍的《資治通鑒補》，增補瞭範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至於計劃編輯的書還有多種，如欲與顧頡剛、俞平伯將蔡雲的《吳覦百絕》、顧鐵卿的《清嘉錄》、袁學瀾的《蘇颱攬勝詞》、《虎丘雜事詩》、《姑蘇竹枝詞》、《田傢四時淨》、《吳門新年雜詠》、《歲暮雜詠》編為《吳門風土叢刊》。又如欲帶領吳庚舜編纂《中國古代文論長編》等等，都說明他不伏老的精神狀態。可惜，正當他“老驥伏櫪，誌在韆裏”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突然發生瞭，友朋隔絕，子女下放，憂心國事，積鬱成疾。

1975年鞦，他以口授的方式寫瞭一篇《舊學辯》，痛斥破壞祖國優秀文化的荒唐行徑，熱愛祖國之忱溢於字裏行間。當年12月30日夜，王伯祥逝世，終年86歲。

《史記》是西漢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由十二本紀、三十世傢、七十列傳、十錶、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餘萬字。它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其*創的紀傳體為後來曆代“正史”所沿襲，影響深遠。該書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魯迅譽之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王伯祥《史記選》主要選錄本紀、列傳中的名篇，並對其中的疑難字詞和典章製度加以注釋說明。《史記選》一書融入瞭王伯樣先生一生研究《史記》的心血，迄今為止這部《史記選》仍是國內外齣版的《史記》選本中學術水平*高的一種。這部書前的《序例》係統地論及司馬遷的生平，《史記》的偉大史學文學成就、深遠的影響以及版本知識等，是一篇有獨到見解的《史記》論，也是一篇富於啓示性的《史記》研究指南。本書在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都曾再版，這次收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典藏”再版，並將繁體改為簡體，便於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