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既有极富创造性的进口替代型城市、产业多元化的城市，也有众多产业单一、缺乏的落后地区。给落后地区提供贷款、拨款和补贴，引入大型企业，常常被视为其经济面貌的手段。然而，本书却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些手段并不能为落后地区培育出进口替代型的城市。它们除了暂时性地贫穷以外，只会造成有惰性的、不均衡的以及永远依赖其他地区的经济模式，无助于创造能够实现自我运转的经济。所以，本书认为，这些被经济发展遗弃的地区只有依靠彼此间活跃的贸易往来，才能走出停滞的局面。此外，作者还提出了一种断裂发展模式的设想，观点独特，讲述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雅各布斯‘城市经济’三部曲”是对城市研究、社会学、经济学都有突出贡献的学着雅各布斯的野心之作，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从城市经济，到国家财富，再到经济的本质，形成了系统的关于这一话题的颠覆性论述，解答有关城市和经济的所有重要问题。除本书外，还包括《城市经济》和《经济的本质》。

章蠢材的天堂

章回到现实

第三章城市的

第四章供应基地

第五章被遗弃的地区

第六章技术革命和圈地运动

第七章产业迁入地

第八章涌人没有城市的地区的资金

第九章被发展遗忘的地区

第十章落后城市彼此需要的原因

第十一章城市反馈机制的缺陷

第十二章导致城市经济衰退的政策

第十三章困境

第十四章漂移

致谢

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美国加拿大学者、作家、社会活动家。

她的学术研究对城市研究、社会学、经济学都有突出贡献。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成为城市规划领域划时代的经典。此后，她笔耕不辍，出版了《生存系统》《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等重要著作。她那些划时代的观点和理念，指引了世界各地众多的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直到今天仍有着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雅各布斯还是一位始终充满热情的社会活动者。“她热爱集会，喜欢走上街头，喜欢加入那些热情的人群。”1961年，她参加了抵制格林威治村城市重建的活动。1968年，她因参加抵制曼哈顿下城区高速公路的建设（导致成百上千的家庭和商业机构被迫迁移），而以“暴乱”和“故意伤害”的罪名遭拘捕。同年，简·雅各布斯又和苏珊·桑塔格、艾伦·金斯堡一起因反征兵而被捕……正因为雅各布斯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和积极参与，拉塞尔·雅各比在《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将她列为美国“值得珍惜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2006年4月，简·雅各布斯逝世，享年89岁。

几年前，我忘记了是由于怎样的缘分，我在谷歌搜索中开始阅读简·雅各布斯的文章，并被她感动，被这样一位曾饱受失业折磨并由自学而取得举世敬重的家庭妇女写出的林肯那样朴实而深刻的文字感动。

——汪丁丁（经济学家、北京大学）

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像简·雅各布斯那样挺身而出向权力讲授真理，勇敢地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呢？如果说民众与权力和资本的这场较量是一场稻草和骆驼的的话，稻草的命运也并不一定那么悲观，因为简·雅各布斯让我们看到了稻草是如何压倒骆驼的！

——冯果川（知名建筑师）

并无故作高深的方法，一切皆出自作者的眼睛与心灵，但它以其精妙的研究，让我们明白城市的生命和精神来自何处。

——威廉·H.怀特

在和城市有关的所有议题上，简·雅各布斯都是极有发言权的分析家。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简·雅各布斯又一次证明，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犀利的观察家之一。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简·雅各布斯始终满腔热情地捍卫社区。现在，她扩大了关于社群的观念，论及普遍的文化……我们应该驻足停留、屏息聆听。

——《新闻周刊》（Newsweek）

简·雅各布斯是如此的明晰。她以开阔宽广的视野和简洁优雅的文字解读着我们周遭变化中的世界。她的观察依然产生着广泛的共鸣，依然如此凝练。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简·雅各布斯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她是当之无愧的圣哲。

——《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

第一章蠢材的天堂

20 世纪中叶，一度看起来混乱无序、难以控制，令人不快的经济学给我们带来了所有人需要的东西：制造繁荣并使之持续的方法。经济学家和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领导人想出了诸多理论，以驾驭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机遇与灾难。这些思考似乎富有理性和预示性，并带有统计分析的证据，政府则以此为借口把发展所需要的目标、技术和资金集中起来，以期实现它们的目标。

出于这样的理想，赫鲁晓夫在出访联合国后急切地提出，到1975 年苏联经济将超过美国，从而“埋葬”西方。在美国，肯尼迪总统和随后接任的约翰逊总统及其谋士们就像绝大多数美国人那样，认为这个国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经济霸主地位将毫无疑问地延续到遥远的将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想当然地以为，调控经济的财政手段，甚至经济自身的波动都将消失——不会再有经济大萧条，很快也不会再有经济衰退。而英国也在自以为是地构建先进合理的、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福利体系，希望令所有人都获得工作和尊重，并能不断国民的生活水准。欧共体在美国的一体化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创建了适合于欧洲大陆的一体化方式，并在其初始的几个成员国之间运行良好。有六七个美洲国家也开始着手采用这种模式。欧洲边缘的一些穷国后来也加入了欧共体，以便分享整个共同体巨大的、一体化的、安全而富足的市场资源，它们满心期望能实现经济的繁荣。1944 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将加拿大元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货币牢牢地拴附于美元的基石之上。苏联则牢牢稳定了苏联集团（Sovietbloc）的各国货币对卢布的汇率。这样的货币管理方式很好地控制了贸易伙伴之间货币价值的波动，从而减轻了债务国的痛苦以及跨国公司和旅游业的担忧。落后国家的群众和统治者，包括那些刚刚独立的国家和还在致力于独立的殖民地，也无不热切地期待某个发展模式能为自己带来财富和进步，它们的期望随后落到了那些提供贷款或拨款的发达国家身上。就这样，落后国家或贫穷国家这种说法被从经济学家、公务员、银行家和编辑们的词库中取消，代之以“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和“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在速记的时候则分别缩写为DCs 和LDDCs。

实现这一切——穷国能够实现富裕、富国能够继续维持——的良方，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当美国和苏联政府争相提供经济援助来拉拢穷国的时候，它们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式，而是同样都争着援助水坝、道路、化肥厂和灌溉系统。波兰政府所推动的经济项目主要由联邦德国和美国的银行家资助，这些银行家并不赞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所有制，大概波兰的其他很多计划他们也不赞同。不过，波兰人的种种构想，包括经济应该如何发展、为此需要什么资源以及如何赢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有这些对资本主义的银行家来说却都相当熟悉，符合他们的常规和逻辑。

在理论上这一切都符合逻辑，而在现实中它们却很少能得偿所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发展模式频遭挫败的纷乱时代。

从波兰、伊朗、乌拉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那样彻底的灾难，到爱尔兰、加拿大、意大利南部、南斯拉夫、古巴和印度那样令人失望的现状，分别反映了两种类型的失败案例。

苏联到20 世纪80 年代仍无法满足本国的食物需求，也难以为本国人民和生产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更谈不上体现其在计划体制和经济表现方面的优越性。实际上，那时的苏联在经济上已开始扮演令人担忧的“殖民地”国家的角色，因为它越来越依赖于向高度发达的国家出口自己的自然资源，然后进口精密的工业制成品，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用于开发自然资源的机械。成为经济上的殖民地当然不会是“五年计划”的目标，但是事态发展的结局就是如此。

英国一开始主要试图依靠所谓的需求政策来扭转颓势，但毫无效果。之后它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仍然没有作用。于是英国在此后又转向了所谓的供给政策，也同样遭遇失败。无论如何尝试，就像在没有经济理论指导和统计研究的旧时代不断衰败的许多帝国一样，大英帝国依旧在无情地向下滑落。

而在美国，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它的制造业逐渐地、稳步地萎缩，残存的部分与蓬勃发展的日本和欧洲相比在技术上也显得落伍。美国的工业一度曾引领全球的繁荣，而此后生产效率却逐渐下降。只有军事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了国家保证技术工人的饭碗、防止经济崩溃的依靠。

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经济上的失望和混乱形成的同时，同样存在着经济的发展——显著的是日本，还有以前属于落后区域的一些小型经济体，特别是被称为环太平洋经济圈（Pacific Rim）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不过，成功与失败一样让人困惑，因为任何根据成功经验总结出来的措施和政策，常常会在其他地方招致失败。鉴于这样的困境，经济学家们又回到了文化领域：日本人很聪明、工作勤奋，擅长团结作战；（中国内地之外的）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的家族成员会互相帮助，提供资金融通；相反，英国人则抛弃了成就事业所需要的美德；等等。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有一定观察力的旅行者就能做到。

宏观经济学——关注整体问题的经济理论——是研究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知识的一门学科。它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它的深信不疑和大力推行被大家公认为是件好事。我们通常以为，粒子物理学和空间探索的试验异常昂贵，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与银行、企业、政府和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投入宏观经济理论试验的花销相比，这方面的费用根本不算什么。这么巨大的花销简直不可理喻，从来没有一门科学或一门假想的科学会被如此骄纵，也从来没有哪种试验会在事后留下如此多的残骸、不快、夸大的希望和疑惑，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人们甚至开始怀疑，这些残骸是否还有希望补救。即便可以，它们也肯定难以恢复原状。

如果能正视现状，那么失败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矫正。然而，即便委婉地说，对于现实的认真观察也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强项。例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实际结果与发展专家们从中得出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即能略知一二。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经济体由于饥荒、流行病、地震、潮汐、洪水或火灾而受到破坏，那么，未受影响的经济体可以帮助人们和企业恢复过来。例如，次世界大战之后，来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帮助欧洲国家及其企业在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了起来。战争带来的破坏是极大的，而援助的范围和规模也同样可观。如果没有在战争中未受损失的美国所提供的机车、卡车、发电机、水泥厂、轧钢机、化肥、拖拉机、机械工具、放射仪器、药品、课本、电话交换机、冷藏机械、推土机、管道、水泵、缆绳、切割刀具和更多的物品，这种经济复苏肯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战后的贫困将延续很多年。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马歇尔计划成了一个“奇迹”，它提供的设备起到了帮助治愈和恢复的作用，成功地将援助与欧洲本身的生产结合在了一起，使欧洲大陆迅速从战后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其速度和成就都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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