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点国史：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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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耀敏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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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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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4831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4721

包装：平装

丛书名：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8-06-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312

字数：190000

正文语种：简体中文

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对国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转折点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

12节点，浓缩新中国国史精萃;

1984年之里程碑意义——经济体制改革成绩初显，“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

一日轻松读国史：感名家学术精粹，品朴实畅达文字

内容简介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本丛书分别选取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这些年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本书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1984年前后中国发展的历史：阐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这些方针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客观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发展变化和历史成就。

“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一年一本，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这一年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其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论述其在新中国65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丛书共12卷，分别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

《大业宏图——1954年的中国》

《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

《关山飞渡——1962年的中国》

《激荡岁月——1976年的中国》

《伟大转折——1978年的中国》

《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

《迎风破浪——1992年的中国》

《继往开来——1997年的中国》

《众志成城——2003年的中国》

《奥运腾飞——2008年的中国》

《筑梦辉煌——2013年的中国》

作者简介

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经营管理人才工程，荣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第十二届韬奋出版奖”等。
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重大、重点研究课题十余项，著有《中国经济史》《跨世纪的农业》《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等著作，主编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六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中国经济》（日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等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近百篇。

精彩书摘

第一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祥地

◎与贫困奋斗几十年，依然贫困

◎小岗人的选择

◎安徽农村的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农村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发祥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的第一次革命；而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为标志和突破口，蓬勃展开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的第二次革命。农村总是最早点燃中国社会变革的火种。

改革之所以发祥于农村，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力太落后，农民太穷，穷则思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种植业是农业的主体，粮食生产又是种植业的主体。所以粮食的生产与供应对于我国来说至为重要，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的指示器。

粮食生产攸关我国的稳定与安全，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粮食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粮食生产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粮食总产，都有相当幅度的提高。我们确保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其增长幅度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例如，1957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505万吨，1978年的粮食总产量为30477万吨。但在同期，我国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总数也大幅度增加。粮食和人口基本上是以同样的速度在增长，粮食紧张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例如，1957年的人口总数为64653万人，1978年的人口总数为96259万人。1957年人均占有粮食为300公斤，1978年人均占有粮食还是300公斤。也就是说，虽然经过21年的努力，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并没有提高。

粮食首先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粮食总量不足，粮食的人均占有水平很低，使我国长期陷于粮食供给不足的困境，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国有几亿人口从事粮食生产，但是我国的粮食问题却没有真正解决。

原因还得从农业自身去寻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工业化战略之下，农村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发展状态，严重滞后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我国农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十分有限。“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民从集体分配中得到的人均年收入一直在60元左右。1976年农民人均分配只有62.8元，其中现金仅占23.7%，即每人只有14.9元。贺耀敏等：《市场经济新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这只是平均数，相当多的贫困地区还不足此数。农民手中握有货币量的多少，是农村购买力的标志。农民手中的货币如此之少，等于堵截和关闭了我国工业品的农村市场，限制和隔断了城乡经济的联系。由于我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低，文盲、半文盲众多，广大农村在狭小的自然经济范围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无力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越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越是贫穷。

农民陷于贫困，集体也不富裕。1978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纯收入中扣除国家税收和分配给社员的部分，集体提留103亿元，其中公积金74.84亿元，公益金18��12亿元。当年全国有481.6万个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的集体提留为2137元，其中公积金为1762元，公益金为375元。也就是说，一个生产队一年能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仅有1762元，这就是一个生产队的经济实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有些地方不要说扩大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导致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局面的根本性原因，就是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和计划经济体制日趋僵化。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阶段，为了人为地加快工业化进程，就必须提高资本积累能力和更为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在内无充足基础，外无大量外援的背景下，只有把集中农业剩余资金作为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的主要手段。而在农业剩余资金集中的方式上，我国又不具备通过经济诱导方式，即通过金融机构动员储蓄的民间积累方式来实现，因此，只能通过经济强制手段，即通过国家行政力量和财税系统，集中剩余的国家积累来实现。在我国，这种经济强制又主要是通过设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实现的。据测算，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工商部门实现的量是：1952年17.9元，1957年23元，1978年25.5元，1984年10元。累积下来，从1952年到1984年的32年间，我国农民无偿地向国家提供了8000亿元左右的积累资金。杨江：《建国以来十大经济热点》，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而1984年我国国有企业的工业固定资产总值也大约是8000亿元。这一事实表明，我国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民兄弟的脊梁支撑起来的。

长期保持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必将极大地挫伤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此，国家先后推行了农产品统购派购政策和建立受国家控制的农村经济组织。其结果，国家对工业和城市的偏好使工业部门得到大量剩余，城市经济相对于农村经济得到明显发展，而农业和农民的大量剩余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和行业的情况下艰难维系。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国农民和政府应该怎样处理这一现实问题呢？

问题能否解决，总是取决于解决问题的条件是否成熟。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有两方面的条件推动着我国农村可以摆脱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是政治上的条件。即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党有可能改变新中国成立30年来日趋严重的“左”的错误，下定决心彻底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与失误，实现我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折。历史也正是这样，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我们党开始了彻底纠“左”的思想解放运动，提出并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为农村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经济上的条件。历经磨难的我国农村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是问题如山，困难重重，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农民生活没有明显改善，农村经济陷于困境。全国农村交完征购粮后，余粮人均不足300斤，全国约有两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群众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能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要求，关系着农村的稳定。这成为我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和农民吃饭问题的当务之急。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兄弟悄然无声地开始了撬动中国持续几十年的改革行动。

安徽省走在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最前列。

安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长期以来都在88%以上。农民的状况如何，对于安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关系极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快。但是从1958年之后，由于“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导致安徽农业连续3年减产，农民生活极端困难。196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郊区蜀山公社新庄生产队进行田间管理责任制试点。3月20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介绍了安徽“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到这年秋末全省有85��4%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试行一年即被当作“单干风”而强行纠正。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农民群众的探索被终止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重新陷入困境。到1977年，全省人均粮食占有量仅342公斤，比1955年人均还少18公斤，农民人均分配收入仅60元。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已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严重障碍，安徽农民不得不再一次探索农业的发展道路。

1977年6月，万里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万里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拨乱反正，使安徽的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开始得到全面纠正。他回忆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0%。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而北京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官老爷，还在大喊大叫‘把普及大寨县推向高潮’‘决战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一再强调这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不是瞎折腾嘛！”《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页。11月，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提出：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1978年2月，省委重申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这些文件和决定一和群众见面，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拥护。此后，安徽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进行了艰巨而成功的探索。

安徽省固镇县曹老集公社刘台生产队早在1977年就悄悄搞起了责任制，名字叫“不动磙子作物包产到户”所谓“不动磙子作物”是指山芋、花生、烟叶等，脱粒不需要用石磙。。1978年春，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兴起了包产到组，当年还在全椒、芜湖等地1200多个生产队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承包制。但规模大、影响大并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农民全面改革的是六安地区肥西县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和滁州地区凤阳县的大包干责任制。

1978年安徽省恢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直接动因是从借地给农民进行秋种开始的。这一年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这使农村秋种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耕地龟裂，小麦、油菜种不下去。省委经过调查研究，号召全省农民千方百计地每人种半亩“保命麦”。并明确指出：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耕种，还鼓励社员开荒种麦，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分配征购任务，即实行“借地度荒”的非常措施。

六安地区肥西县山南区是旱情严重的一个区。山南区黄华大队群众表示，实行“三包到底、责任到人”的老办法，就能把小麦种足、种好。区委领导默许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个队就搞了起来。每个劳动力包种1.5亩小麦，每亩给生产费3元，每亩定产200斤，记200个工分。群众非常拥护这种做法，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许多社员在牛都犁不动的田里，硬是用大锹翻地，有的在晚上点着煤油灯干，一连在田里奋战三四个昼夜，把小麦种下去了。到11月底，全区共种了10万亩小读点国史：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