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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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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04756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4899

包装：平装

丛书名：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6-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60

字数：169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本丛书分别选取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这些年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本书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2013年前后中国发展的历史。全书一共有“从严治党”“改革进行时”“绿色行动”“文化及其他”四章客观清晰地反映了2013年这一历史节点前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变化及重大意义。本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将研究性成果以讲故事的形式诉诸文字，可读性强。

“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一年一本，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这一年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其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论述其在新中国65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丛书共12卷，分别为：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

《大业宏图——1954年的中国》

《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

《关山飞渡——1962年的中国》

《激荡岁月——1976年的中国》

《伟大转折——1978年的中国》

《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

《迎风破浪——1992年的中国》

《继往开来——1997年的中国》

《众志成城——2003年的中国》

《奥运腾飞——2008年的中国》

《筑梦辉煌——2013年的中国》

作者简介

刘国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图书审读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三科教材审查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曾任《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兼社长、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魂》杂志常务副主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主编。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独著）、《中国共产党治国社会方略研究》（独著）、《美丽中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解读》（合著）等专著9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旌勇里国史讲座》等著作10部，发表论文260余篇。

精彩书摘

第一章从严治党

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习近平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宝贵经验和一贯方针。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八项规定”，吹来一股新风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

◎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

◎“打铁还需自身硬”

◎自觉执行有关规定，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解决“破窗效应”

◎抓大不放小治标为治本

◎任重道远

（一）“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

2012年12月4日，距离党的十八大闭幕才一个多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注定要载入史册，因为会议做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党内外、国内外立即引起极大反响。规定要求：

1.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2.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3.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4.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5.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

6.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7.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8.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接着“八项规定”的，是2013年1月中央出台的六项禁令：

1.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各地各部门要大力精简各种茶话会、联欢会，严格控制年终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单位之间不搞节日慰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举办各类节日庆典活动。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单位内部一律不准用公款送礼、宴请。各地都不准到省、市机关所在地举办乡情恳谈会、茶话会、团拜会等活动，已有安排的，必须取消。各级党政干部一律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宴请，未经批准不准参与下属单位的节日庆典活动。

2.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各种提货券。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下基层调研等收受下属单位赠送的土特产和提货券。各级党政机关要严格纪律要求，加强管理，杜绝在机关收受和分发土特产的情况发生。

3.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把关，严于律己，要坚决拒收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借机敛财。

4.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各地各部门不准以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不准违反规定印制、发售、购买和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卡）；不准借用各种名义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不准用公款组织游山玩水、安排私人度假旅游、出国（境）旅游等活动；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公车、在节日期间公车私用。

5.严禁超标准接待。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参加会议、检查工作等，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要求执行。

6.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赌博的严重危害性，决不组织和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

“八项规定”一出台，立即引起媒体和网民广泛关注和热议，受到支持和拥护。

（二）从历史经验的高度看懂作风建设

决定一出台，立刻得到积极的响应，各地区、各部门纷纷采取措施，贯彻落实。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上，会期压缩了，发言简短了，鲜花没有了，排场不见了。接着，各省区市乃至地方基层的各种总结会、表彰会的会风也都为之转变。以会风带动领导作风、工作作风都开始求新求变，一股清新的风气拂面而来。

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作风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命。在党的建设发展史上，每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或者重要历史阶段，总是要整顿党的作风，以期使党员干部的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使党的组织更好地肩负起完成历史使命的重任。这已经成为一个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地由在根据地、局部执政上升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地位的变化，必然导致党内思想的变化，思想的变化一定会体现在作风上。首先就是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开始滋长。有的党员革命意志消退，贪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不愿再艰苦奋斗；有的党员争名誉、闹地位，个人主义膨胀；有的党员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严重，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群众，引起群众的不满；还有少数党员意志薄弱，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腐化堕落。

其次是组织不纯的问题。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村包围城市，长期的革命实践造成党组织近80%的支部在农村，而且大部分在老解放区，工厂、矿山、企业支部只占3��7%。为了解决党组织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党加大了建党力度，加快发展党员。1949年一年就新增党员140万，相当于每三名党员中就有一名是新党员，成为中共组织史上发展党员最快的一年。新党员给党组织带来新鲜血液和新的气氛，但大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鱼龙混杂的现象。过去入党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随时有被捕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入党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意味着牺牲。革命胜利以后，入党就和名誉地位联系在一起，一些投机分子看到入党有利可图，就挖空心思钻进党内，造成党的组织不纯。

当时党内的状况难以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新社会的任务，党中央决定开展整党，也就是通过整顿党的作风达到整党的目的。整风运动自延安时期开始，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有效方法。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地整顿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在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对全党整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指示，目的在于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各地各级党组织在整风中，通过学习文件，讨论政策执行情况，检查思想和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将由上而下地整顿领导和由下而上地检查工作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50年的整风运动，历时半年多（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的整党运动则是在后来的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1952年“三反”运动中开展的）。这次整风运动，尽管时间不长，但却是在扩大党的组织基础和党员队伍，适应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转变的历史关头，密切结合民主改革和恢复生产的各项工作进行的，使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巩固和加强，党的决定得到各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不仅为在广大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做好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全国执好政，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迈出重要一步。

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大跃进”造成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使得经济全面紧张。“浮夸风”“共产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干部的作风严重脱离实际。错误的发生，在毛泽东看来，直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党内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1961年1月9日，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胡乔木起草了草案，毛泽东改写后于27日正式下发。“三大纪律”是：①一切从实际出发；②正确执行党的政策；③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解释第一条时说，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八项注意”是：①同劳动同食堂；②待人和气；③办事公道；④买卖公平；⑤如实反映情况；⑥提高政治水平；⑦工作要同群众商量；⑧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其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加上的。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问题发言权没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的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组织调查组或亲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都纷纷效法，深入到县、社、队了解实情。全党干部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讲实话，办实事，着手解决最困难也是最现实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国民经济在短短几年中得到恢复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建设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一方面，党组织严重不纯和党的优良作风遭到严重削弱，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好的作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殆尽。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新入党的1000多万党员之中许多人“派性”严重，甚至不知“党性”为何物，连“文化大革命”前入党党员的党性也不同程度地遭到损害。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国门开放，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随之而入，封建传统中的糟粕也有所抬头。部分党员、干部，甚至还有一些老党员、老干部，也很快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走私贩私、造假售假、诈骗、收受贿赂、炒买炒卖外汇，跌进了经济犯罪的泥淖；有的贪图享乐，丧失了国格人格；有的以权谋私，或为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有的大吃大喝，用公款请客送礼；甚至有些党员干部、党政机关目无党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等。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

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为适应新形势，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确定为整党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先后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等党规党法，对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进行了认真的查处。1980年11月，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上，陈云同志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这是总结我们党执政30年和其他各国执政党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经典性的政治论断和理论论断。这一论断，抓住党风问题的本质，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此后，这一政治论断就作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指导方针。邓小平还就党的高级干部待遇问题、子女问题、特权问题专门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力戒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这次整顿，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党风逐步好转，党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紧紧抓住党风问题，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并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对于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实现国内安定团结，乃至于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使党真正肩负起使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为搞好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和历史鉴证。

新世纪，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不同思潮相互激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环境也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使党的队伍状况相应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员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党面临着新挑战和新考验。

......

前言/序言

总前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际，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从事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士理应做到的分内之事。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把党史、国史的学习提到各项事业前进的必修课的高度，这还是第一次。《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正是落实习近平这个号召的具体行动。它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用它的品位在“读点国史”中尽一份社会责任。

这套《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引起社会加速发展并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个年份为时间节点，一年一本，各自成卷，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从完整的纪年看，1950年无疑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这一年，我们的共和国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社会、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国家关系，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受到中国的历史巨变。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变迁还在后面。在共和国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元初始，万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业宏图”，皆因这一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提出划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实践基础。这一年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第一年，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56年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一年。

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其中既充满艰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十年间，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未使“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国内形势困难曲折，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中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中苏两党分歧加剧，国际共运的争论和分歧达到新阶段。用“关山飞渡”来概括这一年，较为贴切。

1976年可谓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至此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四人帮”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损失惨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人民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终于再次赢得胜利。噩梦醒来，艳阳高照。所谓“激荡岁月”，暗含这一年各种矛盾胶着、较量，经历着动荡和激变，代表着正义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的那样一种状态。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经历伟大转折的一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为肃清“左”的影响，为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域全面开始了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伟大转折”成为新的起点。

1984年，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4亿吨，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政社分离，建立了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这一年，可谓“春潮涌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确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改革开放跃上新台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迎风破浪”，驶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往开来”的重大问题。

2003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中、从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获得重要启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发展观的重大进步，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我们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成功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举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部署。

2013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值得书写，不仅因为这一年是新一届政府产生之年，而且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纪律切实需要加以整顿，党内腐败蔓延正在侵蚀党的肌体，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让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太多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的代价，必须下大决心转变。这一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的征程上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人民永续辉煌的不竭动力。

尽管有人把国史看作是中国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觉得国史与历代中国断代史还是有所区别的。中国是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史籍经典延绵不绝，史志资料浩如烟海。按照中国史学的一般传统，是后人记前人事，盖因后人看前人更客观，档案文献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尽然。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书中就曾记录了不少当时的人和事，无怪乎有人干脆称《史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今天人讲今天事，当代人修当代史继承的就是中国史学的这一特殊传统，尽管在秉笔直书、正视历史真相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距离和难度的。但本套丛书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幾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

这套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会轻易受干扰和动摇。笔者相信这些著作会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