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岱年先生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科学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但因怀抱革命救国的理想而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没有成为物理学家。
　　他以无产阶级革命战J：砥砺自己，却不幸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他没有受过哲学的专业训练，但在戴帽改造的困厄中，为r服务于批判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奉命译述了大量相关的外文资料，也由此开始r他的学术生涯。
　　在革命、物理、哲学边缘的峰回路转中，他成为科学哲学家。
　　他是《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第31代裔孙，秉承祖训家风，一生表现了中华民族精英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
　　《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范岱年口述自传-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是范先生年近90高龄时的口述回忆，系统地回顾r他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和从事科学哲学领域译述、研究和组织工作的历史。
　　任人生的不同时段和轨迹的交集中，郭沫若、范寿康、胡愈之、束星北、许良英、张劲夫、杜润生、张明远、于光远、洪谦、科恩、卢嘉锡等诸多名人出现在他叙述的亲历故事中。

作者简介

　　范岱年（1926-），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浙江卜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主编等职。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科技史。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译（校）有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库恩等人的哲学论著，以及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多种著作。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
　　
　　熊卫民（1974），湖南南县人，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著（含合著）有《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传》“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反思科学技术》《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分子生物学在中国兴起的独特历程》等。

自序
引言

第1章家世
祖父范高平
父亲范寿康

第2章童年
上虞金罍小学
在珞珈山的幸福时光
父亲到政治部第三厅任职
逃难

第3章中学
迁到重庆
在重庆念初中
在贵州安顺念高中
闹学潮和退学

第4章浙江大学
从永兴到湄潭
在台北过暑假
于子三运动
考取研究生
加入地下党
科学时代社
陈仪和我父亲
李季谷先生

第5章在杭州党组织机关
军管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杭州市委组织部组织科
土改运动中的家庭成分
抗美援朝运动，青年学生参军
三反“抓老虎”
在中学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第6章在中国科学院机关
奉调进京
参加整党和丁瓒专案调查
早期的《科学通报》
钱三强入党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苏联科学院代表团访华
……
第7章右派经历
第8章调到哲学研究所
第9章主持《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第10章离休以来
第11章答问录
附录

精彩书摘

　　《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范岱年口述自传-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1935年，我五妹福棣出生。这年冬天，北平学生发动了要求抗日的“一二·九”运动。大姐订阅的《大众生活》周刊刊登了学生游行示威的照片。我们虽然不太了解，但对学生勇敢的爱国行动是很钦佩的。
　　1936年春，我上初小四年级最后一学期。3月底，我母亲在分娩时血崩身亡。那天上午，我们正在上课，家里来人通知，母亲逝世，要我和两个妹妹立即回家。回到家中，见母亲已撒手人寰，永远离我们而去，我们万分悲痛。
　　我母亲一共生了12个孩子。我有三个哥哥小时候就死了。母亲是在生第12个孩子的时候去世的。她生得太多了。在那天晚上，我和哥哥都睡不着，都在低声抽泣。母亲的葬礼很隆重。遗体停放在大厅中，从头七到五七，都有祭奠活动，请和尚、道士来做道场，父亲在五七前从武汉赶回。出殡时很热闹，有和尚、尼姑、道士、军乐队相送。
　　母亲一辈子很辛劳。虽然家中有几位奶妈、女佣和一位男长工，但她要主持一系列家务。每到逢年过节，都要清扫庭院，拜神祭祖。春天毛笋上市，要晒大量笋干菜。夏天要晒字画、皮衣。秋天要请师傅来做绍兴老酒。冬天要请师傅来做要吃一年的绍兴年糕。过年阶段，阴历十二月二十三，送灶神上天；二十五，请财神菩萨；三十，迎灶神。家中平时比较清静，但在祖父母或父亲回来时（一般在暑假），家里就来许多宾客，有来看祖父或父亲的，有来陪祖母打麻将的，有向父亲推销字画和古玩的，等等，常常一顿饭要开好几桌。有时候，子渊公公（经亨颐）和他的画家朋友来了，就要准备好酒和纸、砚、笔、墨，请他们挥毫作画、题词。所有这一切，母亲都要妥善安排。
　　我们孩子也每年都有很多活动。大年初一，孩子们都穿新衣，出去拜年，男孩子还要去范家祠堂拜祖先，按家中男丁人口，领回馒头。清明要到山上上坟，这时葱绿的山上，到处是鲜红的杜鹃花。晒笋干菜时，孩子可以吃新煮出来的鲜嫩的笋片。端午节，孩子脸上要涂上雄黄，吃粽子。七月的鬼节晚上，到城隍庙看绍兴戏（不是越剧，是绍兴高调），开演前，有一些戏子要骑着马，到城郊坟头把鬼魂请来。中秋节，吃月饼，赏月。做老酒时，孩子们就吃新蒸出来的酿酒的糯米饭（加点白糖）。做年糕时，人们会将用糯米饭新夯成的糕团捏成各种动物形状，热腾腾的糕团包麻酥糖，十分好吃。年底送灶神时，吃带尾巴的汤圆。除夕，放爆竹，玩到午夜，吃一碗鸡汤、黄芽菜心煮的年糕汤，就枕着压岁钱人梦了。有一年暑假，胡子婴带着她的女儿章国湘来上虞我们家。章国湘穿着皮鞋、裙子，比我们上虞的孩子洋气多了。
　　我小时候，还玩过不少玩具，但大多已经印象不深了。只记得三年级时的春天，我们班的同学每人都拿一个装香烟的纸盒子，养了一二十条蚕。幼蚕本为黑色，我们用桑叶将它们喂成白胖胖的大蚕，然后蚕上山结茧，变成蚕蛾破茧而出，产出黄色的蚕卵。我们由此了解了蚕成长的全过程。有时候，兄弟姐妹都到别处去玩了，我就一个人在楼上摆弄自己的一小箱书，望着南边残颓的城墙和南山，听着呜咽的喇叭声，独自遐想。
　　在我母亲的丧事结束后，我父亲就回武汉大学教书去了。暑假他经宁波回来。在宁波，经他老师张葆灵先生介绍，父亲同唐志英（后改名紫樱）女士结婚。继母很年轻，只比我大12岁，比我大姐只大3岁。祖母和大姐早得到消息，就事先教育我们，要像对待自己亲生母亲一样尊重继母。不久，父亲同继母回到了家乡。继母是宁波人，念过高中，结婚以后主要是持家做家务，蛮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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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我是一个普通人，学术上也没有什么成就，我觉得自己不值得搞什么口述史。后来看到龙应台谈建立国民记忆库，她认为：“每位国民的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回顾我一生，前23年，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后66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所以我决定搞我的口述史。这项工作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也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在这部口述史中，有两人的对谈，也有个人的记述，形式不太统一，在对谈中，有些话也是冲口而出，没有深思熟虑。不过这是我个人亲身的经历，绝大部分是真实的历史，可能有个别地方，因记忆有误，与事实有出入。
　　我是一个边缘性人物。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但我没有做过物理学研究，没有写过物理学论文，只是翻译过一些物理学家的哲学和科学著作，写过个别物理学家的传记。所以，我只是走在物理学的边缘。
　　我到1948年10月才参加革命，离杭州解放只有半年。以后参加民主改革，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初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1979年改正，恢复党籍。工作到1987年底离休。所以，我在革命队伍内，在共产党内，也是一个边缘人物。
　　我在1963年才开始从事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工作，1980年以后，开始有关科学哲学的工作。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训练，所以我也是走在哲学的边缘。近年来，我通过学习冯友兰、我父亲范寿康、李泽厚、陈乐民的著作，通过学习从康德，到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的哲学著作，感到有必要将从康德到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的批判哲学同中国的传统哲学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通向人类永久和平之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对康德哲学、分析哲学、现象论哲学、批判哲学、结构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我都只有粗浅的了解。想做深入的研究，因为年事已高，时不我待，只能望洋兴叹。
　　纵观我的一生，我做的大部分工作，还是翻译工作和编辑工作。从1980年到1988年，我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副主编，实际负责杂志社的工作。通过这个杂志，我们促进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史在中国的发展。但是，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始终是我国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由于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对世界的未来我无法进行预测。我只能表达一个老人的愿望。
　　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
　　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希望中国能成为世界上一个促进和平的国家，为消灭恐怖主义，销毁和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为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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