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平》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陈扬勇两位周恩来研究专家主编，共有三册，即《艰苦卓绝周恩来1898—1949》《开国总理周恩来1949—1965》《砥柱中流周恩来1966—1976》。全书以历史的眼光，综合大量研究成果，真实记录了周恩来的一生。全书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及红墙摄影家杜修贤海量的历史照片中甄选出200余幅图片，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

《砥柱中流周恩来（1966-1976）》是《周恩来生平》系列的第三本，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陈扬勇两位周恩来研究专家主编。全书以历史的眼光，综合大量研究成果，真实记录了在1966年至1976年这个共和国极为特殊的岁月里，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在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周恩来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等等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还原了一个动乱岁月里堪称中流砥柱的周恩来形象。全书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作者简介

南山（陈扬勇），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长期从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和著作编辑工作。参加《江泽民文选》、江泽民《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周恩来经济文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李鹏论科教兴国》、《李鹏论可持续发展》、《李鹏论宏观经济》、《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等著作的编辑，参加《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大事记》等著作的编撰；参加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使命》、《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思想历程》等的撰稿与拍摄，参加中国道路课题组研究工作，共同撰写了《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市场经济篇）》等著作。专著《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研究》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有《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走出西花厅——周恩来视察全国纪实》、《周恩来外交风云》。

南哲（杨明伟），南开大学哲学硕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宣传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生平研究工作，以及现实文献的编研工作。先后参加过《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传》和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等的撰稿。著有《周恩来》（中华名人丛书）、《世纪伟人周恩来》、《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至1965》、《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中外领袖之间》、《陈云晚年岁月》、《周恩来外交风云》（合著）、《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合著）等。主编或参与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周恩来生平》、《走向新中国——中共五大书记》、《关键在党——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记事》、《科学家论语》、《中国共产党90年评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1 艰难之中抓生产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迂回抗争。

1966年，国民经济刚从三年“大跃进”的危机中挣脱出来，好日子没过几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国民经济跌入灾难的深渊。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实现其通过天下大乱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置人民要吃饭、生产要发展这一基本常识于不顾，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共和国的每次经济劫难，最苦最累的都是周恩来。这一次更是空前绝后。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坚持不懈地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作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舒一口气了。到1965年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代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要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的。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周恩来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1966年9月4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

《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民委员会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页《要事汇报》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担心会冲击生产的预感，如今已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针对这种势态，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8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串联运动开始危及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红卫兵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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