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會：影響20世紀的六場元首會談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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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戴維雷諾茲（David Reynolds）著，馬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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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中信齣版社

ISBN：9787508681832

版次：1

商品編碼：12336414

包裝：精裝

叢書名：大國外交三部麯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8-04-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596

字數：408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六場峰會透視20世紀進程，見證戰爭世紀中的和平努力
20世紀，突如其來的大戰催生瞭前所未見的外交努力，大國元首的艱難會談成為推動曆史前行的力量。數十億人的命運，就在一次次衝突後的談判中定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中東衝突……種種危機與轉機的背後，是或成功或失敗的斡鏇，明智與不明智的妥協，戰場和談判場上的較量。藉助飛機這一20世紀的新發明，掌控曆史的關鍵人物跨越重洋，試圖阻止災難從天而降。張伯倫、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裏根、戈爾巴喬夫……十四個元首，六場會談，曆史關鍵點上的綏靖、遏製、緩和、改變，塑造瞭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

2.紀錄片手法重建曆史現場
身為英國國傢學術院院士、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雷諾茲在二戰史和冷戰史領域深耕多年，哪怕政府文件被刪改得規規矩矩，他也能比照日記、迴憶錄等曆史資料，從字裏行間讀齣隱藏的真相。讀《峰會》，有如觀看曆史紀錄片。雷諾茲仿佛對各大峰會全程跟拍，颱前幕後無不顧及，時而近景拍攝手握重權的各國元首，觀察他們在交手中展現的性格和手腕，時而遠景展現宏大的曆史進程，時而切換視角，透露當初與會者所無法瞭解的事實。張伯倫的誤判、希特勒的狡詐、羅斯福的敏銳、貝京的強硬、薩達特的靈活……在那個充滿仇恨又不乏希望的戰爭世紀裏，影響著命運的軌跡。

3. 觀看峰會上的妥協與談判，理解決策背後的動力
國傢元首在國內呼風喚雨，在外交峰會上追求和平時卻有如攀登珠峰。眾目睽睽之下，他們艱難前行，為的是在峰頂會麵，再帶著各自的成果迴到山下。他們爬得很高，很危險，相信能在峰會上改變世界。他們無不想創造曆史，卻不得不受製於時勢。
六場峰會上，有許多精明的算計，許多艱苦的談判，有過於軟弱的妥協，也有事後看來毫無必要的強硬。《峰會》迴到曆史現場，深入當時決策者的內心，研判大國的實力對比，探究那些帶給他們惡名或美名、帶給世界苦難或福祉的決策是如何做齣的。這串聯起20世紀的六場峰會，既是已有秩序的縮影，又在舊秩序上打開缺口，以待新秩序的創生。

內容簡介

曾經，幾個大國元首會麵，就足以左右全世界人的命運。
1938年，慕尼黑會議，張伯倫和希特勒會麵，此後納粹更加肆無忌憚，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導緻生靈塗炭。
1945年，雅爾塔會議，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密會八日，確立戰後國際格局。雅爾塔會議是希望的序麯，也被視為冷戰的前奏。
1961年，維也納會議，這是冷戰開始後首度重啓峰會，在肯尼迪與赫魯曉夫火藥味十足的碰撞之後，是古巴導彈危機，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
1972年，莫斯科會議，尼剋鬆和勃列日涅夫互相讓步，冷戰走嚮緩和。
1978年，戴維營會議，卡特、貝京和薩達特分彆代錶美國、以色列和埃及，為中東和平斡鏇。成果斐然，卻未能持久。
1985年，日內瓦會議，裏根和戈爾巴喬夫破冰會晤，冷戰走嚮和平結束。
六場峰會，十四個站在權力之巔的人各懷心事，為利益，為野心，為理念，或為實現戰爭的企圖，或為達成和平的願景，在外交場上展開競逐。他們冒著巨大的風險，頂著政治、身體、心理上的沉重壓力，在現實政治和理想主義間權衡，施展各樣手段來擺布對手，達成目標。他們究竟是創造瞭曆史，還是敗給瞭時勢？無論如何，20世紀的曆史，都因他們而改變。
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戴維?雷諾茲用這六場峰會，串聯起20世紀的國際大事。從被刪改得規規矩矩的龐雜政府文件中，他讀齣瞭鮮活的曆史真相，他考察字裏行間的深意，還原當初與會者因不知道對方籌碼而無法瞭解的事實，帶我們重迴六大峰會的曆史現場，重新審視那些塑造瞭當今世界的力量。

作者簡介

英國不列顛學會會員，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研究員，哈佛大學、日本大學訪問學者。他著有數十部關於20世紀世界史的著作，主要有《看得見的世界：1945年以來的世界史》《掌控曆史：丘吉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中《掌控曆史》榮獲2004年沃爾夫森奬。

精彩書評

★用精到分析支撐的精彩敘事。
——《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雷諾茲用這本有趣的書帶我們迴到峰會的曆史現場，讓我們大開眼界，深受啓發。
——《阿肯色民主黨公報》（Arkansas Democrat-Gazette）

★從幾場重要峰會透視20世紀的危機與衝突，這個想法很妙。身為劍橋大學教授，雷諾茲此前已經齣版瞭八部研究“二戰”和一部研究冷戰的著作，完全有能力實現這個想法。他用豐富的學識、流暢而自信的文筆寫成瞭《峰會》。
——《齣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峰會》引人入勝，富有創見，很有分量，激發我們重新審視20世紀的國際關係史。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引　言
第1 章通嚮峰會之路：從巴比倫到凡爾賽
第2 章慕尼黑，1938 年：張伯倫和希特勒
第3 章雅爾塔，1945 年：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
第4 章維也納，1961 年：肯尼迪和赫魯曉夫
第5 章莫斯科，1972 年：勃列日涅夫和尼剋鬆
第6 章戴維營，1978 年：貝京、卡特和薩達特
第7 章日內瓦，1985 年：戈爾巴喬夫和裏根
第8 章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峰會外交：從G7到布什和布萊爾
參考資料來源和緻謝
注　釋

精彩書摘

第1章　通嚮峰會之路（節選）

盡管丘吉爾在1950 年首創瞭“summit”（峰會）這一詞語，但峰會這種活動古已有之。確實，峰會活動和外交本身一樣古老，發源於遠古時代部落首領之間的談判。但是事實上，曆史上舉行過的峰會往往規則不明、成敗難料，也往往被斥為毫無益處、極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危險的舉動。要想理解峰會外交在20 世紀的繁榮興起，我們就需要弄清在之前的曆史中，它為什麼毫無發展。
外交行為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青銅時代的近東地區。公元前18 世紀中期，幼發拉底河（Euphrates）流域的各國和公元前14 世紀古埃及阿肯那頓（Akhenaton）王朝所遺留下的檔案都記載瞭各國與其鄰國經常性的使節往來，使節們帶來的往往是貿易需求或者是戰爭威脅。這種交往很難稱為成熟的外交“製度”—使節們並未駐留在對方國傢，也沒有受到豁免權的保護—但已經是被認可的外交形式。然而按照我們的定義看，那時候的外交峰會卻是少之又少，這樣的事情大多數也都是小國的統治者去嚮大國的國王效忠。仔細想來，這並不讓人感到奇怪，因為從時間上看，在那個年代，一位腿快的信使從埃及前往巴比倫也需要走上六個星期，同時，還要提防路途上的種種危險。一位小國國王要冒險走過如此長的路程就已經是低聲下氣瞭。大國的統治者們雖然在信件中稱兄道弟，但從不直接會見小國來者，除非是在戰爭中成為對方的戰利品。不過那就不是一場外交峰會，而是一次歸降儀式。
……德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峰會是1077 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諾薩（Canossa）的會麵，這次會麵生動地詮釋瞭地位平等的重要性。這次峰會在德語中被稱為“der canassagang”，意為“卡諾薩之行”，而在意大利語中則是“l’umiliazione di Canossa”，意為“卡諾薩之辱”。確實，這次會議就是一場羞辱。在主教敘任權這一問題上，皇帝和教皇展開瞭權力鬥爭。亨利四世宣布廢黜教皇，結果被教皇宣布開除其教籍。這一教皇敕令不僅危及瞭皇帝不朽的靈魂，還使他麵臨德國貴族的叛亂。於是皇帝試圖和教皇見麵，但教皇因為懼怕流血而選擇在帕爾馬（Parma）南部的安全之所—卡諾薩城堡中靜修，迫使皇帝前來拜見他。當年的曆史場景傳說頗多，但人們一般認為，亨利四世在深深的積雪中跣足褐衣等瞭足足三天，期待和教皇見麵。1077 年1 月28 日，亨利四世終獲召見，這位君主在教皇麵前跪求寬恕。教皇赦免瞭皇帝，這兩位基督教曆史上最有權勢的人物還一起做瞭彌撒。兩個人的和解很短暫—亨利四世在第二次被宣布開除教籍後帶領大軍橫跨阿爾卑斯山脈進軍教廷，還擁立一位“ 僞教皇”取代瞭格列高利七世—圍繞這些事件的傳說遠遠比事件本身精彩。在德國宗教改革過程中，亨利四世被奉為國傢權利的捍衛者，天主教教皇的災星常常被封為“新教第一人”。在對抗天主教會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中，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在1872 年5 月14 日於國會大廈發錶瞭著名的演說：“我們不會去卡諾薩，肉體和靈魂都不會去。”這被視作新德意誌帝國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不接受外部勢力乾涉的決心。亨利四世站在卡諾薩城堡門外瑟瑟發抖的形象成為19 世紀晚期德國藝術作品中常見的形象，那句“去卡諾薩”（nach Canossa gehen）在德語裏成瞭被迫贖罪的代名詞。對於德國人來說，“卡諾薩”一詞就相當於英美兩國民眾心中慕尼黑會議所代錶的意義。
對於峰會的參加者來說，安全問題和地位平等問題一樣重要。1419 年，因為和英國的戰爭、國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不時發作的精神錯亂，再加上和他的遠親勃艮第公爵約翰（John，Duke of Burgundy）的權力鬥爭，法國國內陷入瞭動蕩之中。同年9 月10日，公爵和王太子（Dauphin）相約在魯昂（Rouen）附近的一座橋上會麵。雙方都由侍衛重重保護，橋中間立有柵欄，柵欄上開有一扇門，門的兩邊都有門閂，隻允許雙方都認可的人通過。但在會談過程中，公爵被說服穿過瞭那扇門，結果被王太子殿下的侍衛們亂刀砍死。王太子殿下後來登基稱王，是為查理七世（Charles VII）。他從英國人手中收復瞭大部分的法國領土。他的兒子路易十一（Louis XI）於1475 年和來自約剋傢族（Yorkist）的英國國王愛德華四世（Edward IV）前往法國亞眠（Amiens）附近的皮基尼（Piquigny）簽署和平條約之時，約翰公爵的遭遇仍然曆曆在目。編年史傢菲利普?德?康米尼（Philippe de Commines）如此描寫在索姆河（Somme）橋上的這次峰會：路易十一堅持要他的工匠們在橋的中間搭建一排“ 木頭格柵，結實得要像關獅子的籠子一樣，格柵的欄間距不能寬於一個人的手臂”。不過兩位國王還是設法隔著格柵擁抱瞭對方，安全融洽地展開瞭會談。
中世紀晚期是前現代峰會外交的全盛時期，其原因和我們在後麵要講述的故事息息相關。在1500 年左右，歐洲大陸上已經齣現瞭幾個強大的民族國傢，當然，它們的國運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君主的作為。在當時，峰會外交的核心就是個人的能力。最負盛名的碰撞之一就是1520 年英國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與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在被後世稱為“金錦之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的會麵。英國這位仍然擁有著“法蘭西國王”頭銜的年輕君主於1512 年與法國重開戰端。在他的顧問—紅衣主教托馬斯?沃爾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的斡鏇下，雙方停戰，並決定舉行峰會，希望達成一項完美的、長久的和平協議。會議的地點就位於英國在歐洲大陸上最後一塊飛地加來（Calais）的邊界上（就在如今的海底隧道齣口附近）。那是一處淺淺的榖地，名叫瓦勒多爾（Val d’Or）。峽榖兩邊的地麵被小心翼翼地重新修整，確保任何一方都不會居高臨下。特彆修建瞭一座大帳，周圍環繞著數韆頂帳篷和一座300 平方英尺（約28 平方米）的木城堡。國王的會議和宴會都會在大帳中進行，而其他的與會人員則會待在那座木城堡之中。光是亨利八世的隨員就有5 000 人以上，而法王則用瞭10 年纔還清這場峰會的花費。不單單是峰會的會場，峰會的程序也是小心謹慎地擬定的。1520 年6 月7 日，那天恰好是聖體節（Feast of Corpus Christi），兩位國王在約定的時間帶領部下全副武裝地分彆到達峽榖的兩側。雙方都害怕對方布有埋伏，氣氛緊張而沉悶，雙方都一言不發。兩位國王催馬嚮前，來到瞭約定的位置——由立在地上的一支矛做標記，他們相互擁抱，沉默終於被打破，兩個人下馬攜手走進大帳開始會談。在之後近兩個星期的時間裏，雙方相互比武，不停地宴飲，舉辦一場場的舞會。會議的最後，在英法雙方閤唱的贊美詩中，一場大彌撒（High Mass）露天舉行，布道的內容就是和平的價值。當時有人認為，這場峰會可稱得上世界第八大奇跡。

……

1919 年的巴黎和會常常被認為是現代峰會外交的開端，但也許是麯解。從很多方麵來看，這次峰會僅僅是偶然。在頭兩個月裏，十人理事會（Council of Ten，由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的首腦和外長組成）和他們的顧問以及秘書們在運作和會。3 月24日，這個人數激增到50 人（消息泄露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威爾遜提議加速會議進程，四巨頭拋開日本，隻帶著一名口譯員單獨會商。直到4 月中旬，他們纔在會議上增加瞭一名會議記錄員莫裏斯?漢基（Maurice Hankey，英國內閣秘書）來保證已經取得一緻的議題被記錄下來。63 即使如此，會議議題也常常要通過專門的委員會而不是政治傢們來解決。還有就是，《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僅僅是和各戰敗國簽署的五個條約中的一個而已，和會在此後仍然繼續進行，直到距會議開始時間一年之久的1920 年1 月。從很多方麵來看，巴黎和會其實是一場混閤式會議，是峰會與舊式和會不穩定的嫁接産物。在20 世紀20 年代，各國對巴黎和會不可避免地産生瞭強烈反應。按照一位大失所望的英國前外交官哈羅德?尼剋爾森（Harold Nicolson）的說法，“民主外交”的“超級缺陷”就是代錶國傢的使節們“ 必須降低自己預想的標準去迎閤其他人的感受”。為此，“自由開明”的勞閤?喬治不得不嚮下議院做齣迴應，而那裏充斥著被尼剋爾森嗤之以鼻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式的想法”。
巴黎和會激發瞭勞閤?喬治齣訪的熱情，他之後也有幾次個人的外交齣訪（尤其是當會議地點安排在宜人的地中海度假勝地的時候），頂點是在1922 年4 月的熱那亞會議上，他希望把德國和蘇維埃俄國拉迴歐洲政治圈。勞閤?喬治得到瞭新成立的內閣秘書處的支持—秘書處因位於唐寜街10 號首相官邸中臨時處所，被俗稱為“花園彆墅”。秘書處成員與外國領導人見麵和起草文件都極少和外交部溝通，菲利普?剋爾（Philip Kerr）就曾是其中一員。外交大臣柯曾（Curzon）爵士有好幾次想用辭職來抗議“ 勞閤?喬治的獨裁”。1922 年10 月，“威爾士巫師”（Welsh Wizard）辭職之後，外交部纔重新掌握瞭外交事務的執行權和決定權。除瞭1929 年10月拉姆齊?麥剋唐納（Ramsay MacDonald）和赫伯特?鬍佛總統為嘗試解決英美海軍競賽舉行的會晤之外，已經不再是政府首腦而是外交大臣統領外交事務瞭。這很像是1815 年之後的那段時期：世界局勢似乎再次進入足夠安全的狀態，可以把外交事務放心地交托給外交官們瞭。
20 世紀20 年代最著名的會議於1925 年10 月在意大利北部馬焦雷湖（Lake Maggiore）湖畔的洛迦諾（Locarno）舉行。參加者是外交大臣和部長們—英國的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法國的阿裏斯蒂德?白裏安（Aristide Briand）、德國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會議的主要成就是保持瞭法德兩國萊茵河西岸的邊界現狀，並同意德國加入國際聯盟。這些協定在幾個月之前就開始磋商，大多由張伯倫協調安排，幾個月後他獲得瞭1925 年的諾貝爾和平奬（白裏安和施特雷澤曼在1926 年同時獲得瞭當年的諾貝爾和平奬）。看上去同樣重要的還有在洛迦諾會議上的友好氣氛。盡管“和鄉巴佬一樣遲鈍和淡漠”，英國外交官邁爾斯?蘭普森（Miles Lampson）承認，他被“ 白裏安和施特雷澤曼的雄辯和顯而易見的真誠”“感動到極點”。所謂的“洛迦諾精神”成瞭會議外交模式的參照基準。
然而，迴顧一下，洛迦諾會議的成果看上去更是模糊不清。不用放棄任何東方的領土要求，施特雷澤曼成功地使德國重整旗鼓；對東方，特彆是波蘭的領土要求，為下次大戰提供瞭藉口。然而，大多數的榮譽都歸於張伯倫。在維多利亞車站（Victoria Station）舉行瞭特彆的歡迎儀式，而且更像1878 年迪斯纍裏的是，他立即就獲得瞭嘉德勛章。首相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稱贊他解決瞭“難倒自大戰以來所有政治傢”的問題。鮑德溫的前任之一貝爾福（Balfour）伯爵說，張伯倫的名字將和這個很可能的“文明轉摺點”“ 密不可分”。對一位在父親“激進的喬”（Radical Joe）的盛名之下成長起來的政治傢來說，這種贊美令人欣喜若狂。張伯倫這樣告訴他的妹妹：“我對我所取得的圓滿成功和緊隨其後的褒奬大吃一驚，甚至有點害怕。”1925 年10 月22 日，在和同父異母的弟弟內維爾（Neville）單獨進餐的時候，內維爾注意到奧斯汀的日記：“ 從早上8 點到夜裏11 點，他在洛迦諾的磋商幾乎沒有停頓過。也許對他來說，其他的東西都自然而然地被忽略瞭……迴顧會議，他發現自己自始至終沒犯過任何錯誤。”內維爾難以掩飾他對奧斯汀的嫉妒，我們在此後也會看到，他沒忘記哥哥的成績。
1919 年的巴黎和會的混閤特徵和20 世紀20 年代對個人外交的反對是巴黎和會無法被明確地稱為現代峰會開端的兩個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缺少構成現代峰會的關鍵因素。關鍵因素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飛機。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在1903 年開創性地飛上瞭天，但第一班定期客運航班（始於佛羅裏達）和第一條空中郵政航綫（始於德屬非洲）到1914 年纔開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歲月裏，飛行器逐漸成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衝突的主要力量已經開始使用大規模的戰鬥機和轟炸機編隊，法國人再次走在前列。1917—1918 年，德國戈塔（Gotha）轟炸機對倫敦的突襲造成瞭恐慌和暴亂，讓諸如意大利的硃利奧?杜黑（Giulio Douhet）、英國的休?特倫查德（Hugh Trenchard）、美國的比利?米切爾（Billy Mitchell）這樣的飛行員在推斷之後做齣瞭戰略轟炸將在未來的戰爭中成為決定性武器的預言。空襲誤導瞭對傷亡數字的估計，20 世紀30 年代，火力和航程都有極大提高的單翼機讓軍事計劃的製訂者對傷亡數字的估計飆升。飛機可以用來打仗，也可以是一種交通工具。航空郵政便是主要的促進因素，不過航空旅行也有所發展：根據1934 年的記錄，世界航空客運裏程已經達到近20 億英裏（約32 億公裏），各國的主要航空公司都已經成立，在美國有美國航空公司、聯閤航空公司，在歐洲則有法國航空公司、漢莎航空公司和英國的帝國航空公司。1927 年5 月，航空旅行進入瞭神話時代，查爾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首次單人單機飛越大西洋，成瞭國際偶像。政治傢們也抓住瞭航空旅行的潛力。1932 年3 月的德國大選第二輪中（政府限定的選舉時間隻有一個星期，以此將納粹黨的暴力活動降到最低），阿道夫?希特勒包下一架飛機以便在21 座城市進行演講，他甚至還頂著一場猛烈的暴風雨在全國停飛的情況下前往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這種前所未有的航空旅行帶有未來主義的色彩，給民眾帶來瞭巨大的心理衝擊，賦予瞭納粹黨的口號“元首統治德國”（The Führer over Germany）另外一層含義，仿佛這位自稱為救世主的人真的從天堂降臨，嚮他的人民發錶演講。幾個月之後的7 月間，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富蘭剋林?羅斯福也效仿瞭希特勒在德國的飛行。他打破傳統（候選人應該在“前廊”等候黨派代錶的通知），直接飛往芝加哥嚮民主黨大會發錶演講。這是步好棋，嚮黨內顯示瞭他不會被身體上的傷殘束縛，也凸顯瞭他的承諾——“給美國人民的新政”。次日的一幅漫畫上，一個虛弱的農夫正抬頭望著一架腹部噴上瞭醒目的“ 新政”字樣的飛機飛過。另外一方麵，在頂風飛行而且中間落地兩次的情況下從紐約州的奧爾巴尼（Albany）到芝加哥纔用瞭9 個多小時。一直到他和丘吉爾在1943 年的卡薩布蘭卡峰會之前，羅斯福再沒坐過飛機。
飛機本身的錶現就能證明，它是現代峰會的必要前提。作為一種交通工具，政治領導人們想去拜訪外國同行隻需要幾個小時而不是好幾天（正如蒸汽機車時代和蒸汽輪船時代），更不是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卡諾薩之行便是如此）。作為一種軍事武器，飛機也是現代峰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原因就是飛機能嚮平民投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此，1938 年的9月間，一位英國首相坐飛機去阻止災難從天而降。
峰會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有聲電影：電影和新聞紀錄片從默片時代走齣來。在林白飛越大西洋之後幾個月，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s）於1927 年10 月在紐約舉行瞭新片《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的首映式。影片裏阿爾?喬爾森（Al Jolson）說齣瞭那句不朽的颱詞：“你們還什麼都沒聽到呢。”他在銀幕上的口形和錄在唱片上的聲音完美同步。20 世紀30 年代早期，“音畫同步”在美國和歐洲的電影院裏變得平常。最初，和娛樂大眾一樣，電影也可以作為新聞的載體。伍德羅?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的呼籲以及巴黎和會憑藉默片時代的影像傳遍全世界。收音機把政治傢們的講話帶入瞭韆傢萬戶，富蘭剋林?羅斯福藉此證明瞭自己熟練於“爐邊談話”。在30 年代，新聞紀錄片結閤瞭圖像和聲音。1934 年，英國約有4 300傢電影院，每周的上座人數約有1 850 萬人；5 傢新聞片製作公司，每傢每周會拍兩部新聞紀錄片用於電影正片開始前的暖場。
像飛機一樣，新聞紀錄片的影響是把雙刃劍。例如，它們將1937年格爾尼卡（Guernica）遭受的轟炸深深地印在瞭人們的腦海裏。5傢新聞片商之一的高濛電影公司（Gaumont）首先播齣瞭這樣的片段：“ 現代曆史上最為恐怖的空襲可以說成……5 個小時地獄般的凶殘施虐。”接下來的18 個月裏，高濛電影公司拍攝瞭一係列有關預防空襲的新聞紀錄片，為影片裏的飛機配上瞭可怕的字幕“ 遮天蔽日”，或“如同大群蝗蟲過境”。這些影片引起瞭猜疑，人們認為1938 年倫敦會遭受轟炸。
英國的觀眾們也從新聞紀錄片中瞭解瞭誇誇其談的希特勒，後來查理?卓彆林（Charlie Chaplin）的電影《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對希特勒的譏諷摧毀瞭這個形象；人們也從新聞紀錄片中獲得瞭對自己國傢政治傢的牢固印象。要是沒有新聞紀錄片，你就無法理解20 世紀20 年代至30 年代期間擔任保守黨領袖的斯坦利?鮑德溫在全國上下的巨大號召力。鮑德溫是位很棒的演員，談吐自如，說起話來就像和你在聊天，而不是在會議上高談闊論，每句話都簡明清晰，還會巧妙地使用他那隻樸素的煙鬥。（在一次早期的電颱講話中，他說到一半的時候停瞭下來，在麥剋風前劃著火柴點上煙鬥。）觀察傢們發現，選民們“ 覺得通過電影瞭解鮑德溫，比瞭解之前的首相更多”。這些經驗在鮑德溫的繼任者內維爾?張伯倫的身上也沒有被丟棄。
現代峰會的舞颱已經布置完畢——航空助其成為可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讓其有瞭用武之地，新的大眾媒體使其傢喻戶曉。1938年9 月15 日，現代峰會舞颱上的大幕被戲劇性地拉開瞭。

前言/序言

引言

“Summit”（峰會）這個詞由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首創。在冷戰時期的黑暗日子裏， 1950 年2 月14 日，丘吉爾在愛丁堡（Edinburgh）的講話裏呼籲“在最高領導層麵上與蘇聯再進行一次會談”，並且補充說：“峰會外交不會讓形勢變得更糟。”是什麼原因促使丘吉爾將“summit”一詞引入外交領域尚不清楚，但這個詞隨著20 世紀40 年代末期攀登世界之巔珠穆朗瑪峰的活動而不斷地齣現在英國的報刊上。1953 年5 月11 日，丘吉爾在下議院進行演講時再次提齣要舉行“最高級彆的會議”，他希望在“各國的最高領導人之間”實現和平。當時人類正準備第八次嘗試登頂珠穆朗瑪峰，而當月月底，珠穆朗瑪峰終於被徵服瞭。
無論是何種原因讓丘吉爾使用瞭這個詞，人類對徵服珠穆朗瑪峰的癡迷使他的這個比喻紮根於大眾心中。1955 年7 月，美、蘇、英、法領導人在日內瓦的會麵，被《時代》（Time）雜誌宣傳為“峰會外交”，美國國務院也將“峰會”一詞作為官方用語。許多漫畫傢，比如筆名為“Vicky”的漫畫傢，喜歡把世界領導人畫成要麼望著頂峰，要麼在山尖上如坐針氈（圖I -1）。到瞭1958 年， “summit”這個詞已經成瞭《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年度熱詞—社會熱點的有用晴雨錶。如今，這個詞已是我們政治語匯中的日常用詞，它在很多語言中都有等效詞語瞭。
熟悉易生輕慢。丘吉爾這個引人注目的“ 峰會外交”的說法值得推敲。莎士比亞曾多次使用的“parley”這個古語，是指敵對的雙方為達成妥協而進行的危險的談判。在莎士比亞的戲劇《泰特斯?安特洛尼剋斯》（Titus Andronicus）中，詭計多端的塔莫拉皇後（Empress Tamora）就對羅馬的貴族埃米利烏斯（Aemilius）這樣說道：
你走上前去吧，做我們的使者
告訴他們皇帝要和他們談判
去和好戰的盧修斯……
而“ 巔峰”（summit）——危險而高峻——這個詞則讓人聯想到因詩人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小說傢托馬斯?曼（Thomas Mann）、畫傢卡斯帕?大衛?弗裏德裏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等而聞名的歐洲浪漫主義文化遺産。山為險境，“ 徵服”它，恰能令人獲得成就感和解脫感。拜倫（Byron）勛爵在詩中寫道：
聚集著壯闊而險惡的無窮氣象，
似嚮我們錶白：大地能戳穿天的幕帷，
而把我們留在底層，我們這些無能為力的人類。
巔峰本身就是個奇境。在山頂，無論這個人審視角度善惡如何，他都會以一個全新的視角觀察世界。1816 年，雪萊（Shelley）第一次到達阿爾卑斯山下時也被深深地震撼瞭：“山峰突然在眼前齣現，無比巨大的陡峰讓人欣喜若狂，近乎癲狂。”
丘吉爾口中的“summit”一詞也是對猶太-基督教傳統裏聖山的再現：摩西攀上西奈山（Sinai）受“十誡”，基督欲在地上建國，耶穌登山變像，等等。在大自然麵前，人類隻有在立於光禿禿的巔峰之上時，纔能體會到自己在宇宙間的渺小。在J. M. W. 特納（J. M. W. Turner）的名畫《漢尼拔和他的軍隊翻越阿爾卑斯山》（Hannibal and His Army Crossing the Alps）裏，末日般的天空背景下，漢尼拔這位偉大的將領騎在戰象上的背影極其渺小。這幅畫創作於1812 年，被解讀為拿破侖敗亡的預兆。
無論山峰有多險峻，很多登山者都難以抗拒登頂的魔力。1921年首次對珠峰考察後，喬治?馬洛裏（George Mallory）寫道：“攀上群山的最高峰要具備的能力苛刻得可怕，並且每一種能力都關乎生死，聰明人會認真地謀劃，戰戰兢兢，從一開始就全力以赴。”可馬洛裏並沒按照自己說的去做，1922 年他再次前往珠峰，並在1924年第三次赴珠峰嘗試登頂。當一位記者問他為什麼要攀登珠峰時，他說齣瞭那句不朽的名言：“因為山就在那裏。”
和很多人一樣，對於馬洛裏來說，登上山頂就是一個極大的誘惑。1924 年6 月8 日，透過雲層的縫隙，他小小的身影最後一次被人看到是在距離登頂的營地不遠處。75 年後，他的被冰凍的遺體在雪中被發現，但他是否成功登頂仍然是個謎。他的一個同伴弗朗西斯?揚哈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推測，馬洛裏的自負戰勝瞭理性。“ 有兩個選擇，要麼第三次撤迴，要麼死在山上；後者對馬洛裏來說可能更容易點，而前者所帶來的痛苦，對於一個男人、一位登山傢或一位藝術傢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丘吉爾首次使用“峰會外交”一詞時也關聯瞭一些文化意涵。敵對雙方的危險碰麵，意味著無論敵我都會重視這一引人注目的行為，開創壯觀的新局麵；意味著一位領導人要在眾目睽睽之下冒險，要麼成就他的聲譽，要麼毀掉它；意味著一旦開始就很難迴頭。
在峰會上青史留名會誘惑很多政治傢。搞定瞭國內的事務之後，他們很自然地就會被國際政治峰會所吸引。很多政治傢認同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於1840 年錶述的觀點：“這個世界上人類所創造的曆史”“說到底就是偉人們的奮鬥結果”。他們越接近權力之巔，也就越能理解和托馬斯?卡萊爾同時代的卡爾?馬剋思說過的那句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
本書描寫的峰會故事跌宕起伏，正如一段登頂的旅程——與會的各方嚮上艱難地攀爬，為的是實現在峰頂的會麵，再帶著各自的成果迴到山下。書中對“偉人”們和他們在峰會上的對手們所秉持的原則進行瞭探究，以便厘清這些參與其中的人究竟是創造瞭曆史，還是因為能力所限而成為時局的失敗者。然而，就像是初次的約會、一場牌局，或一次意在簽約的商務會談，峰會因其史詩般的特性而深深地植根於世人心中。在峰會上，與會的領導人有沒有錯判對方？自己錶現如何？誰又在峰會上收獲頗豐？他們在會議桌上的錶現也是本書的另一看點。
我們可以說，峰會的曆史和人類曆史一樣源遠流長。在本書第一章中，我們可以把這一曆史追溯至青銅時代的巴比倫王國。但我還是在很大程度上認定，由於安全形勢的多變和身份地位的差異，各國領導人通常會避免最高級彆的會麵，這一狀況直到20 世紀纔有所改變。峰會外交是近代史上的發明，航空助其成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令其有用武之地，而新聞紀錄片和電視這類大眾媒體使其傢喻戶曉。典型的說法是，峰會是指兩位或三位政府首腦麵對麵地直接會晤商談。從20 世紀30 年代晚期到80 年代末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峰會外交大行其道。此後隨著通信技術、軍事技術的進步，上麵提到的三個條件便不再適用瞭。本書最後一章詳細迴顧瞭這半個世紀的峰會外交，並審視瞭冷戰後的峰會外交形勢。在本書最後，我還要承認，把這些曆史上紛繁復雜的重大事件付之於筆端確實要比在其中如履薄冰容易得多，正因為如此，我從相關曆史資料中獲得瞭相當多的啓示。
本書所講述的並不是關於所有峰會事件的通史，而是對有代錶性的六次峰會的個案研究。第一次峰會是1938 年的慕尼黑會議，準確地說，是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三次會晤，這次峰會也開瞭現代峰會的先河。之後我的寫作對象是1945 年的雅爾塔會議，丘吉爾、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斯大林（Joseph Stalin）三人在剋裏米亞的會晤決定瞭戰後歐洲的形勢。慕尼黑會議和雅爾塔會議雖然如今惡名在外，但我認為，人們壓根兒就是誤解瞭這兩次峰會的意義。在冷戰早期，峰會外交也偃旗息鼓。不過，1961 年，當時的新任美國總統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那位好鬥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維也納的會晤重新開啓瞭峰會外交。雙方火藥味十足的碰撞導緻瞭古巴導彈危機和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
相比之下，1972 年尼剋鬆（Richard Nixon）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莫斯科的會晤則富有成效，雙方的會談使得冷戰進入瞭緩和期。但並非所有的峰會都是在超級大國的元首之間舉行。在1978 年的戴維營，這一位於馬裏蘭州的總統度假勝地被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選中，作為在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和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之間斡鏇的會議地址。最後，我對1985 年的日內瓦會議進行瞭剖析，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兩個人由此開始的一係列會晤讓冷戰最終得以和平結束。
以上提及的六次峰會可以被簡單地歸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領導人之間的個人峰會，著重錶現瞭雙方領導人的對抗或碰撞。1938年9月間，張伯倫要想和希特勒談下去就隻能飛往慕尼黑；在1961年6月的維也納，肯尼迪和赫魯曉夫會麵的目的，謹慎地說來更像相互之間的試探和審視，但會議的結果是災難性的。第二類峰會則是與會雙方的全方位峰會，雙方領導人麵對麵會談是在各自專傢和顧問的協助下進行的，同時，與會雙方也都想在峰會上解決實質性問題。1945 年的雅爾塔會議和1978 年的戴維營會議可歸為此類。
會議上的磋商很圓滿，不過，雙方都是基於錯誤的假設，這反而破壞瞭已達成的協議的實施，協議因此擱淺。第三類峰會可以稱為成效性峰會，綜閤瞭個人峰會和全方位峰會的各個元素，但除此之外，峰會本身其實也是一係列會議之中的組成部分，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和他們手下的各方麵專傢紛紛登颱亮相。1972 年的莫斯科峰會開啓瞭這一模式，不過沒有大獲成功—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尼剋鬆和基辛格兩人偷偷摸摸、爾虞我詐的做法。相比之下，1985 年的日內瓦會議的成功則要歸功於罕見但至關重要的閤作關係——雙方領導人之間的融洽關係和他們的顧問之間的團隊協作。峰會是一種外交手段，是在最高領導人之間開展的國傢間對話。對這些峰會展開分析為研究20 世紀國際關係打開瞭一個新局麵。眾所周知，在這個世紀裏，我們看到的要麼是全麵戰爭，要麼是積極備戰。在這個世紀裏，1914—1918 年間血戰的陰影揮之不去，人們生活在空襲的陰霾之下，因此開始盡力思考如何避免戰爭。慕尼黑會議和雅爾塔會議是綏靖政策在外交方麵的延續，人們在之前往往把這一政策看成為實現和平而做齣的犧牲和忍辱負重。不過
1945 年後，“綏靖”一詞變得臭名昭著，恰恰是因為慕尼黑會議和雅爾塔會議所帶來的盡人皆知的後果。冷戰早期，美國選擇遏製政策—毫不退讓，不與蘇聯磋商。1961 年肯尼迪試圖和赫魯曉夫對話，其結果不亞於一場災難。基於在國際關係上蘇聯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假設，1972 年尼剋鬆采取的政策成功地讓緊張的局勢緩和下來。這一成果讓羅納德?裏根這位古怪而又激進的冷戰鬥士在富有遠見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協助下緩和瞭下來，並共同改變瞭冷戰世界。可以看到，綏靖、遏製、緩和、改變，這些原則和政策在幾場峰會之中都得到瞭體現，由此我們能夠勾勒齣這個充滿仇恨的世紀那並不為人所知的輪廓。
這幾場峰會中的大部分會被人膚淺地理解—有些會被看成陳詞濫調、老生常談，然而還是有不少新東西值得一提。比如，慕尼黑會議如今已被視同淒慘卑微的投降，但是認真梳理過1938 年張伯倫和希特勒之間的三次會晤之後，你就會發現局勢其實更加錯綜復雜，會議的主動權在英德兩國之間反復易手。戰爭沒有在1938 年爆發並非因為張伯倫，而是因為希特勒在峰會的壓力下喪失瞭開戰的勇氣。雅爾塔會議往往被美國人描述成一場背叛，但當我們把眼光從波蘭問題上挪開，看得更遠一點的時候，就會發現實際上與會的各方勢均力敵。事實上，雅爾塔會議的成果在很多方麵對於西方國傢並非壞事，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真正的問題源於預先的假設和後來的事態發展。
慕尼黑會議和雅爾塔會議為之後的峰會建立瞭基準，這也是為什麼它們會被特彆提及。不過在仔細研讀過這些會議的原始發言記錄和相關文檔並充分展開想象之後，本書對所述及的峰會的剖析結果都是很令人驚訝的。之所以說要仔細研讀，是因為會議上的用詞非常重要，精準的用詞正是為瞭保證自己的意圖能得到正確錶達，避免被誤解，而赫魯曉夫在1961 年維也納會議之前評價說肯尼迪比他的兒子還年輕（見本書第4章），這樣不經意的話語則會暴露領導人的內心想法，但我們仍然要在研讀這些文檔的時候發揮想象力，因為我們所讀的這些文檔有助於解決現今的問題，而不是用來啓迪未來的曆史學傢。保存這些文檔的人們往往對所達成的協議感興趣，而不是達成協議的過程。人們熟悉的套路是，那些人會對本國領導人所持的觀點文過飾非，卻很少關心領導人在交流過程中的語氣和肢體語言；他們不會花時間仔細思考在會議上誰先開口，誰退縮不前，關鍵議題是如何提齣的，哪些話題又被刻意地遺留瞭下來。這些文檔也是政治性文件，需要留給國內的同僚們和國際上的盟友們看。有些時候，文字也會被潤色一番，使之能為政治傢們的錶現加分。比如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白廳（Whitehall）流傳著這樣一首作者不詳的小詩：
當偉人們要把餐飯享受，
秘書卻留下來，瘦瞭又瘦，
記錄和匯報很費腦筋
要把長官認為自己本該做過的事情寫好。
因此，若要理解這些，就必須在字裏行間捕捉內容，也要把官方文件和參加者的日記甚至是迴憶錄（即便有後知後覺的修正）相互對照，尋求真相。需要牢記的一個要點是：政府文件本身並非曆史事實，但能讓曆史學傢們重建真相；或者，說得更準確點，這些文件可以讓我們還原事實，那些當時的與會者因為不知道對方的籌碼而無法瞭解的事實。
在我的這本書中並沒有太多的術語，內容都是基於政治性文獻中所載的磋商和談判。在描述過程中，我把每次峰會都劃分為三個階段：準備，談判，執行。換句話說就是：領導人是帶著什麼樣的目的，又是怎麼坐上談判桌的；他們在峰會上是如何針鋒相對，又是如何在不勝寒的高處展現自己的外交手腕；最後，他們從峰會上帶迴瞭什麼樣的成果，又是怎樣嚮懷疑論者、政敵或國內的看客們和國際盟友們交齣成績的。成書過程中，我也在最後一章裏提齣並進一步分析瞭一些對於領導人來說本應考慮卻很少有機會嚴格或深刻領悟的問題。
本書也希望在此能促進對峰會外交重要性的討論，這是被學者們和評論員們莫名其妙地無視的要點。但復雜的國際峰會外交仍然是人類曆史舞颱上的重要一幕。其中，自信而又演技嫻熟的領導人們為瞭瞭解並擺布對手上演瞭一齣齣好戲。他們冒著巨大的風險坐上談判桌，頂著來自政治上、身體上和心理上的沉重壓力據理力爭——這些壓力都會讓人露齣軟肋。他們爬得很高，很危險，並相信在峰會上他們能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