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夕，流言蜚语充斥巴黎街头巷尾，各个阶层的人都被裹挟其中。法国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着眼于普通民众，通过研究当时的日记、警察报告、手抄新闻、回忆录和巴士底狱档案，她发现在18世纪后半叶，巴黎公众已经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对他们的城市所发生的事情表达明确的意见，而政府一方面认为民众不够成熟、冲动或无知，另一方面通过密探系统对于民众舆论进行严密的监控。在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前，巴黎的普通民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化，进而从崇拜国王转为处死国王？这种精神变化又是如何发生发展，直至深入人心？这正是本书着力阐述和尝试回答的问题。

作者简介

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Farge），法国历史学家。曾任职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中心，从事社会史、心态史研究多年，关注18世纪法国民众身份、两性关系与历史书写等问题。视角独特，善于解剖社会边缘人群，注重分析其群体与个性特征。已有30多部专著问世，代表作有《档案的诱惑》《群众的逻辑》《脆弱的生命》等，曾与米歇尔·福柯合著《家族的混乱》，并有多部作品译成英文。由于在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她于2016年荣膺国际享有盛誉的丹·大卫奖。

精彩书评

她的作品极具原创性，向我们展现了几乎不为人所知的18世纪巴黎大众生活的一个侧面。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它结合了详实的描写和充满洞察力的评述。同时，它又非常生动活泼：部分是因为恰当的引用，部分是因为作者对材料的回应以及她细腻的写作方式。

——彼得·伯克，英国历史学家

法尔热是一个动人的、近似诗人般的作家，她完成了一项令人叹服的成果……她的主要动力不是设计世界历史图式，而是赎回和恢复被遗忘者的声音。

——乔尔·雷尼，哈佛大学

精彩书摘

前言

在18世纪，轻率的、反抗的、狂怒的抑或辱骂性的言论四起，形势严峻。国王大肆追查，试图把言论囚禁于监狱的高墙之内。于是，它们要么虚耗在警方的审讯记录上，要么被记录在某条关押的命令中。历史学家捕捉到了它们，并声称：它们是有意义的。于是，他们追逐着被追查的言论，并构建起人们所说的“精神实体”。这是最后的陷阱吗？是捕捉过去、充满幻想（总之是诗意的）的历史学家的众多化身之一吗？他们曾经错过了那些言论，但现在，正费力地将它们从故纸堆中摘录出来，希望归还它们被国王夺走的那么多年的自由。

当然，这是个梦想，但也是一种信念。靠近那个时代各种事件的言论发生之地，研究那些流窜于街头巷尾的观点，可以构建出故事的情节。如果没有人用心去收集它们，四散的言论将永远保持沉默。当然收集它们，不是为了给它们建个博物馆，而是透过它们看似无足轻重的外表，去找寻那些或反抗或赞同的深层意味，而这些都是从那些从来没有被征求（亦未授予）过话语权的人们口中迸出的。

完全重现那些无名之辈的批判之辞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很清楚自己时常会遇到言论的缺失。这样的言论是无法复原历史的，尽管研究者努力在原始资料中寻找，希望它们历经岁月依然鲜活生动，但言论依然是个谜。如今只模模糊糊地确定那些躁动、呼吁和感慨，还有那些秘密对话或公开言论存在过，并且造成一些（有迹可循）的行动，以及历史上无数重要的时刻。有时，沉默的资料中会打开一个缺口，言论被记录下来，通常是因为那些言论引发了公愤或是勇闯某个禁区。这可能是某些忠于职守的警方密探从公共场所打听来的八卦；或者是某些对激烈而颠覆性的运动充满好奇的专栏作者报道的对话；也有可能是被他人检举、被判违法的言论，其始作俑者会遭到追捕；还有那些涂写在墙上的字迹和散落在地的传单上的文字。

整个18世纪，言论都折磨着当局。关于这一点，当言论是表达反对意见时，大家都能理解；然而，当它们看起来毫无意义，甚至是在歌功颂德时，当局依然备受折磨，这就很让人吃惊了。“支持的话语”所带来的困扰并不亚于“反对的话语”：这是严重损害君主制最深层的思想之一，按照这一思想，庸俗且易冲动的民众根本就无权妄议时事。万一有什么公共事件必须征得民众的同意，一般也是通过常规的礼仪、节日庆典、宗教仪式或是惩戒性的方式来实现的。

这些言论，对各种好的、不好的事件发表意见，表明客观存在且显而易见的事实：巴黎人民并不盲目地接受他们生活的现状。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对民众恐惧至极的君主政体看来，人们对事件的看法，以及对所见所闻发表的言论，居然毫无意义。我们应该调查这一领域，揭示话语管控的意义所在。重新收集这些言论并非易事，因为它们已经分散在不计其数的资料中，可是一旦找到，就可以提出各种相关的问题：它们的历史、存在的理由、话语的动机以及随着时代与事件而形成的不同转变。18世纪正如其他世纪一样，充斥着谣言。这是一个特例吗？可以说这是公众舆论或是某些政治立场的表达吗？这个提问是很大胆的，可能给人抓住时代错误的把柄，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男男女女都是国王的臣民而非政治主体。然而，这也是最实在的问题，不是为了再次找寻世纪末那场奠基性事件——法国大革命——的根源，而是为了将言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运动之中。表达出来的言论与广泛传播的舆论，在言与行的间隙中产生距离、制造歧义并且组织起某些新事物。故而，要在它们产生的地点以及它们涌现的中心牢牢地掌握它们，这样我们才可以读到：“新事物的形成，福柯所说的‘时事’出现了。”

18世纪的时事是由一介草民在炽热的公共空间发出的、经常被惩戒的言论构成的。我们都知道，小说家们喜爱这些生动的言语，以此表现不为人所知的悲剧或卑微的放弃。我们知道他们想通过对话的艺术让人认知这一“鲜活的实体”，尽管艺术从来就不能改变实体。把这美好的任务留给他们去完成吧。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努力剖析话语以提取其意义，他们特别渴望为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俗事命名，那些日常的言论往往一说出口就消失了。但就是它们，插入原先密不可分的时代之间。这个插入的空隙产生了时事。应该这样说：“他曾为粗鄙的话语困扰，他必须把它们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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