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完整地收录了谭显炎撰写、尤今整理的《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二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展开惨无人道的侵略，谭显炎加入由中英两国联合组成的136部队，成为该部队第一批秘密潜入马来亚的抗日志士。回忆录所写即他在马来亚从事抗日活动的真实记录。他以“生蹦活跳”而又富于条理的文字，带领读者，步步惊心地走入处处都是致命陷阱的抗日活动里。

第二部分是《父亲的战后岁月》，尤今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多个角度抒写她父亲（谭显炎）的性格与为人，具体刻画出其勇敢、正义、重情的形象。尤今文笔细腻，许多生活的细节在她温馨的描绘下，充满了感人的力量。

作者简介

尤今，原名谭幼今，新加坡华文女作家。原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现专事写作。1991年，获首届“新华文学奖”。1996年，获首届“万宝龙—国大艺术中心文学奖”。2009年，荣获新加坡文化艺术界荣誉奖项“新加坡文化奖”。2014年，尤今游记《心也飞翔》获“新加坡文学奖”。尤今的作品，散见于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地，至今已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183部。目前为中国上海《新民晚报》、广州《家庭》杂志，新加坡《联合早报》《学生周报》及文化杂志《源》撰写专栏。其作品文风细腻，感情真挚，文笔优美，现实生活在她笔下犹如一面清澈澄净的镜子。

精彩书摘

第九章　文学的导师

发现

那是一个星期天，汹涌澎湃的阳光处处弥漫，刚起身不久的我，坐在桌边，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慢慢啜饮。当我把那软滑如绸的香醇奶茶连同烟气一起吞咽下喉时，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冒出了浓浓的茶味，那种感觉，棒极了。

就在这时，津津有味地读着报纸的父亲，忽然带笑说道：

“咦，怎么成保小学有一个人竟然和你同名同姓呢？”

我一听，窗外的太阳，“咚”的一声跳进了我的胸口，我冲了过去，看。果然，“谭幼今”那三个字，端端正正地印在报纸的一隅。啊啊啊，平生第一次，我感觉到阳光不但是温热的，而且，还是璀璨的耶！

刊登在《南洋商报》“小小园地”的那篇习作，篇名是《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是我在一个多月前投寄出去的。

这原是一篇课堂习作，在班上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又被当成范文念给同学们听，我得到了极大的鼓励，于是，便利用零用钱买了稿纸，又静静地把作文一字一句整整齐齐地抄在稿纸上，然后，贴上邮票，再悄悄地把这一份秘密的希望放进了邮筒里。

一切的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

偷偷，是因为我怕失败。

我担心这一切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的“镜中花、水中月”罢了！在那个凡事敏感的年龄，是经不起“失败”所带来的失落感和挫折感的。

接连下来的一串日子，我只能用“忐忑不安”四个字来加以形容，每一回翻看报纸之际，双手都是颤抖的。逐回翻，逐回失望；人，就在满怀希望和满腹失望之间苦苦纠缠。失望了几次之后，渐渐的，心情就好似稀释了的咖啡，淡了、淡了，最后，完全放弃了。然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太阳完完全全被乌云覆盖之后，居然还有“破云而出”的机会！

那是我平生第一篇转化为铅字的稿子。

那一年，我11 岁，就读于成保小学五年级。

在我的文字生涯里，这是举足轻重的一桩事。

重要，是因为它让我父亲清清楚楚地发现了我的兴趣和潜能。当他拿着报纸认认真真地读着他女儿的这一篇习作时，他心里也下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影响了我长长的一生，也让我衷心铭感一世。

那是一个教育转型的时代，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更为了孩子的前途，热爱方块字的父亲，不得不忍痛作了一个果断的决定，他先后把我的姐姐伊文和我的弟弟国平由华校转到英校去，而幺弟国帆更是在入学时就报读了英校。

独独我，他让我留读华校。

试想想，当年我还是一个毫无自主权的小孩子，如果父亲下定决心把我转到英校去，我除了点头服从，还能做什么？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是蠹虫，而方块字是我赖以活命的桑叶，唯有钻进桑叶里，我才能找到快乐，我也才能找到生命的根源。

父亲在我十一岁那年便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做了一个极其睿智的决定。

“发现”，使父亲赋予我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有些为人父母者，不善于“发现”，或者说，不愿去“发现”，往往只一意孤行地把孩子强行按入他们设好的模子里：孩子明明是方形的，他们却要孩子变成圆形；孩子明明是三角形的，他们却要孩子化为椭圆形。孩子在削足适履的过程里，得挨受流血流泪的痛苦且不说，最糟的情况是，孩子或许因此而会有个扭曲不成形的“三不像”人生，肯定不快乐。

父母如果发现孩子是个椰子，就让她自自在在地做个快快乐乐的椰子吧！椰子，有着坚实的外表、嫩滑的果肉、清甜的果汁，那是任何其他水果所无法取代的，那是椰子独树一帜的特色。千万、千万不要去逼那个自我特征强烈的椰子变成一粒奇货可居的榴梿呵！它变不了。

教诲

在立化中学就读中四那一年，我的笔触，伸向了小说。

《凄风苦雨》就是我尝试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内容写的是一名渔夫的妻子，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带着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地等待丈夫归来的故事。

文章的第一段，是如此写的：

“一道激速的电光，飞快地将天空划分为两半，但迅速地又为黑暗所淹没了，接着，是一阵震魂摄魄的雷吼，大雨倾盆而下，如瀑似帘，不见咫尺。雨水夹带着凛冽的寒风，沿着茅屋的缝隙，源源流进屋子里，使这所小小的茅屋涨满了侵心蚀骨的寒意……”

充满悲情的故事由此开展。

当时，躁动的灵感，就像是决堤的洪水，鲁鲁莽莽地在稿纸上横冲直撞，泛滥成河、成江、成海。

这篇小说，以头条的方式刊登于《海星报》副刊《新绿园地》。

我的整张脸，溢满了过节的那种兴高采烈；眼里流淌出来的甜意，一直、一直溢到心窝深处；而比兴奋更为激昂澎湃的，是那种仿佛站在高处的得意与满足。

我满脸笑容地把《海星报》拿去给父亲看。

父亲一看，胖胖的脸，霎时便闪出了喜悦的亮光，他接过了报纸，立刻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先是扫读，接着，是细读，读得非常仔细、非常用心。然后，脸上的笑意，像是陈旧的漆，一层一层地剥落、剥落。

他放下了报纸，看着我，语调严肃地说道：

“这是一篇失败的作品。”

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父亲竟会说出如此具有杀伤力和打击性的话，整个人像是被冰雹击中的叶子一样，立刻憔悴了。

父亲不管我脸上骤然长出来的疙瘩，继续说道：

“你今年才16 岁，人间的疾苦，你不懂；渔家的生活，你也完全没有经验，但是，你这篇小说，通篇写的竟然是你毫不熟悉的渔家痛苦，读起来，就像在稿纸上放置了一块纱布，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朦朦胧胧的，不真切、不真实。”

我沉默着，但是，心里却毫不服气地反驳道：

“没有真实的经验，难道不可以靠想象吗？”

父亲好似洞悉了我的想法，侃侃续道：

“文学，贵在真实。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写渔家生活，你就必须是渔夫或渔妇，不是的。但是，最基本的，你必须在渔家待上一段日子，观察他们的生活、洞悉他们的心理状况，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呀！唯有真实地反映现实，写起来才能丝丝入扣，也才能深刻地触动人心啊！”

说着，父亲把手上的《海星报》端端正正地折起来，递还给我，说：

“你要永远记得，写实的作品，就好像是扎根在泥地里的鲜花，活生生的，有色泽、有亮光、有温度；然而，没有真实做基础的纯粹虚构的作品，却像是瓶子里的塑胶花，死板板、冷冰冰、硬邦邦的。”

当时，我必须承认，心里很不高兴。我觉得，这个给女儿泼冷水的，不是好爸爸。孩子有表现，好爸爸是该给她送糖果的；但是，他竟、他竟送我黄连！

我郁郁不乐地回返房间。

但是，说也奇怪，这篇曾经被我一读再读而每回读着时都以为自己站在云端的作品，现在，在浑身被淋得湿漉漉的当儿再去重读时，我竟读出了“塑胶花”那生硬的味道。

年少无知的轻狂，在那一刻，死了。

父亲，在我创作生涯起步的当儿，煞费苦心地用语言的大锤击碎了我思想里某些尖利的石块，为我铺平了以后的道路。

自此，我不再费心去做那劳什子的塑胶花了，我化身为“文字的农夫”，悉心培植扎扎实实地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鲜花。

我刻意多长了一双耳朵、一双眼睛，耳听八方、眼观四面。

蓄意地听、刻意地看，渐渐地，我欣喜地发现，太阳底下，日日都有新鲜事。见人之所未见，固然可以写人之所未写；然而，我更大的惊喜是，发生在大家眼皮子底下的同一件事情，在用肉眼去看的同时，如果能够用心眼去体会，却常常能发现一些蕴藏在深处的亮点；而亮点，往往可以赋予作品以隽永的灵魂。

写实，成了我创作永远的座右铭。

从人物上、事物上、食物上、景物上，我都能够发掘出许许多多新鲜的亮点，我也因此而有着写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在文字的园圃里，我快乐而尽情地种着玫瑰、菊花、郁金香、向日葵、康乃馨……我勤勤勉勉地浇水、施肥、除虫，让它们绽放出应该有的光彩与亮泽。

我唯一、唯一不种的，是文字的罂粟。

前言/序言

缘起父亲和136部队

1942 年2 月，日本蹂躏的魔掌伸向了新加坡。在新加坡沦陷前，林谋盛和庄惠泉等一批活跃的抗日分子迅速撤离新加坡，他们在新加坡河渡口上船，一波三折地抵达了印度。

当时，由新加坡撤退至印度的英国军官巴素·古费洛上校（Basil Goodfellow）、戴维斯上尉（John Davis）与布伦上尉（Richard Broome）正计划筹组一支特别部队前往马来亚，从事敌后反抗的秘密活动。他们认为要在马来亚登陆后潜入森林，欧洲人由于肤色的问题，一旦露面便危险地“露馅”了，所以，这项探刺敌后情报的重大任务，必须要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华人参加。他们在印度与林谋盛密谈之下，发现大家对策划反攻马来亚的计划都有着强烈的共识。

在多方奔波与沟通之下，1943 年1 月，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终于在重庆签署了协定，共同组织136 部队，总部就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总负责人是巴素·古费洛，顾问是戴维斯与布伦，马来亚区正副区长则由林谋盛和庄惠泉分别担任。

双方的协议是：中国政府（国民党）指派人员前往印度接受军事训练，之后，潜入马来亚从事敌后秘密活动；英国政府则提供经费，负责调派、运送、指挥、部署等等事宜。

136 部队分别在德里、本那、加尔各答及锡兰海军基地等处进行严峻的训练。第一批十余人，由林谋盛率领，飞赴加尔各答，然后改乘车到本那接受训练。

训练的内容，以现代游击战术中的“黑色技艺”（Black Arts）为主，包括各种武器的正确射击与使用，还有，各类偷袭与破坏的方式等等。受训期由半年至八个月不等。

艰辛、艰苦、艰难已极的训练过程结束后，队员便被送往加尔各答，等候调派以潜入马来亚从事秘密活动。

136 部队人员，以“龙”为徽号，第一批受训者称为“龙一”，第二批受训者称为“龙二”，以此类推，总共六批。由1943 年5 月至1945 年6 月，龙队成员分成多次，乘坐潜水艇，潜入马来亚从事敌后工作，总数40 余人。

父亲谭显炎于1918 年出生于怡保，成长于怡保。当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疯狂大侵略后，这位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筹赈会的义务筹款活动。22 岁那年，他结识了一名来自中国的罗姓朋友。罗先生到各地去举办时事展览会，展出大量日本入侵中国后滥杀无辜的照片，那种令人发指的兽行、那种人神共愤的残忍，使父亲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抗日活动，他于1940 年飞赴重庆接受军训，立志拿起枪杆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加入了136 部队后，父亲谭显炎是“龙一”的成员，也是第一批潜返马来亚从事敌后抗日工作的人。

戴维斯在《攻不破的山林城堡》一文里，提及挑选第一批136 部队特工人员在1943 年5 月11 日潜返马来半岛时，如是写道：

“我们决定派出一支六人队伍，分成三条小船南下，每条船两个人，总共需要五名华人和一名欧籍人。我和布伦及林谋盛共同挑选最优秀的五个人。当时，我们挑选了亚韩（谭显炎）、亚清（李汉光）、亚吴（吴在新）、亚英（龙朝英）这四个华人，另外一名是加尔各答的海员，名叫亚彪。这支队伍就这样组成了。”

关于136 部队所负的特殊任务，戴维斯在同一篇文章里，也有很清楚的阐述：

“136 部队在马来亚的任务，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开始时，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敌后进行破坏，所以，训练都集中在这一方面，随处都有炸药供练习之用。后来，马来亚沦陷了，再也没有情报来自该地，因而收集情报便成了首要之务；不论情报是来自特别行动部署组、秘密谍报组或是其他出处，都是非常珍贵的；而当我们潜入马来亚时，最为迫切的，就是设法去了解马来亚的实况。等我们同印度方面联络上以后，136 部队的着重点就从谍报工作转变成抵抗日军和对日作战了。”

更明确地说，136 部队受训人员共分两类：一类为军事情报员、一类为电讯员。他们的任务包括了收集军事、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情报，再利用无线电把情报传回给印度的联军总部；此外，他们的任务也包括了与活动于马来亚森林里的人民抗日军携手合作，给他们提供军火、医药、粮食等等，为日后的反攻做好一切部署工作。

由许云樵教授主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 － 1945）》，其中一篇《新马华人的敌后反抗》里，有以下一段文字：

“136 部队所遣派来马来亚的人员虽为数不多，但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优秀分子，智勇兼备，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加强军火配备，增进物资供应，训练作战技术，沟通各方情报，使游击队充分发挥其制敌效果，先使敌士气崩溃，俾正规军登陆反攻，收事半功倍之效。”

父亲谭显炎在马来亚形势险峻的美罗山上渡过了出生入死的两年零三个月，死神时刻在觊觎，但他每天都坚持了写日记的习惯。

《马来亚敌后工作回忆录》这份由父亲谭显炎撰写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因此得以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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