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此时的心情，已经异常地平静。三年海南受迫害的生活，那些艰难困顿，那九死一生的遭际，如潮水般哗哗地涌过——都过去了，都远去了。他在离岛登船前，盘桓数日，向海南的朋友们，向那里的父老乡亲，依依做最后的告别。他知道，今生今世，可能再也不会回到天涯海角了。海峡的对面，便是雷州半岛，是徐闻的古老“汉港”——早在西汉，路博德将军平定南越，开通海上丝路，那里已经是重要的枢纽港了。桅樯林立，灯火点点，驶近被称为“三墩”的三个小岛，港湾和城堡已经在望。

他在船上，也可能在踏上雷州半岛，下榻在驿馆时，挥笔写下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沉浮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没有埋怨、没有懊悔，身世悲惨的沉浮，宦海险恶的风波，他已经看得很淡了。他已经失去了很多，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他对艺术与人生的不倦追求，使心渐渐向自然与神明皈依。

宋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京城流放到湖北黄冈。哲宗元右年间被召回，任起居舍人等职，后来又离开京城，出知杭州、颖州、定州，但从绍兴元年（１０９３年）新党再度上台时起，新一轮对“元祐党人”进行的大规模迫害就开始了。苏东坡自然不能幸免，放逐迁徙，“穷途”似乎没有尽头。

苏轼晚年，如不系之舟，不断间断放逐流浪，而且一次比一次远，一回比一回严酷。苏轼在命运的打击下，在惨风苦雨之中，依然保持了达观心态，真是十分不易——这时，反倒不同于流放黄冈，作《寒食诗帖》时的悲苦郁闷，都渐渐消散了。

你乐观也有罪，你睡得香也惹别人生气，这就是政治。

据说苏东坡谪居惠州时，生活还算淡定。监视他的人把他写的《纵笔》一诗偷偷抄录下来，呈送到朝廷，“改革派”宰相章惇经常亲阅那些密报，享受乐趣和快感。当他读到苏东坡写的“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时，很不舒服，勃然变色，怒而曰：“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把苏轼从惠州再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

到海南时，被列入黑名单的苏轼已经是年过六旬的孤身老人了。宋代，海南生产落后，生活极其艰苦，就像他在诗中写的“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他们是把苏轼往绝路上整的。

苏轼初到儋州时，住在昌化军衙门的官舍，生活条件尚可。风吹草动之际，一些文人和官员，又变又叛，成了鹰犬，并以打击别人、落井下石邀功。朝廷一名官员到广西，听说苏轼的生活尚可后，便差人渡海，把他从官舍逐了出来。于是，一个担任过副总理级高官、名满海内大学者，竟落到居无定所的地步——这一切都考验着一个人生命忍受的限度。

幸亏，苏东坡名满天下。当地老乡和十多名学生一起，帮他在槟榔树下建起了几间茅屋，使老人和一直相伴他到此的儿子得以遮风避雨。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是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苏东坡依然热爱生活，有他自己的爱好和情趣。茅屋落成之日，他摘叶书铭，记其处为“桄榔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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