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2
★雷海宗作为民国时期西南联大的历史教授,其历史学的造诣完全无愧于大师的身份,属于不为大众熟悉的隐藏的大师。
★中国处于复兴的大潮流中,军事实力也在不断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前人对于中国兵制的思考与探索无疑是有益的财富。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雷海宗先生的多篇学术论文的合刊,是雷海宗先生的代表作。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这本书中,雷海宗先生全面论述了他对于中国兵制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全面了解中国兵制和“兵”的文化——也就是“武德”的历史的读本。传统的研究兵制的著作有很多,但雷海宗先生将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到研究之中,全面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兵的精神,也即武德的历史及其丧失的根源,并由此出发,探讨了整个中国文化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敏锐的预见了中国军队的复兴,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这本书还收录了《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雅乐与新声》《海军与海权》等文章,全面体现了雷海宗先生作为一代史学大家“通中外,贯古今,兼宏微,融史哲”的特点,对我们全面了解中外历史特点也具有丰富的教育和启发意义。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雷海宗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三十多年执教过程中,讲授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外国史学史、外国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种课程。编著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3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审定)等。另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等史学论文多篇。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
所谓“止戈为武”,历来被奉行为中华文化的“武德”而流传后世。以暴易暴,不能称之为“武”;只有阻止暴乱,恢复和平,才能称得上“武”。
但是,做得到“止戈为武”的,往往是将领,而不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拼杀的“兵”。在史书上,即使是对本国的百姓,能做到“秋毫无犯”的军队也是凤毛麟角,以至于史书要大书特书;而随意抢劫百姓财物,焚毁房屋,践踏农田乃至强抢民女的记载则是屡见不鲜。而百姓对于“兵”的印象也极差,以至于出现了“好汉不当兵”的说法,而各种文学作品中百姓更是与“兵”站在了对立面。结果,百姓不愿当兵,不能当兵,许多事情都要消极地等待外部环境(自然环境和人事环境)的变化。
这种消极的文化,雷海宗先生称之为“无兵的文化”。秦以前,各诸侯国的百姓尚能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拿起武器进行战斗(虽然范围仅限于“国人”等贵族阶层);秦以后,百姓则是“自扫门前雪”,至于保家卫国,那是“兵”的事情。如果“兵”战败了,溃逃了,甚至投降了,百姓也只能扶老携幼逃走,或是消极地盼望灾祸可以不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这种“无兵的文化”,虽然使中华民族多次在面对入侵时败北,但由于周边民族文化水平较低,即使他们进入中原,终究也会在中华文明强大的影响力之下逐渐被同化;而这正是中华文明没有像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那样断绝的原因。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当强大的工业文明以军舰大炮打开我们的国门后,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不再奏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再不及时抵抗,等着我们的,就将是真正的亡国灭种。
于是,在各种观念的交织下,中华民族开始反思自己,反思这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缺陷到底在何处。面对疯狂残暴的敌人,人们终于开始抛弃“自扫门前雪”的观念,主动拿起武器,开始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斗。此时,在中华大地上,“兵”与“民”才重新站成为一体,军事教育、征兵制才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家族利益在先,国家利益在后,甚至因家族利益抛弃国家利益的所谓“忠孝”,也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所代替。
如今,我们已经建立起完善的义务兵役制,“兵”也从百姓的敌人变成了人民子弟兵,无数的适龄青年纷纷踊跃参军,准备在国家需要的时刻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而各种救灾抢险、支援建设的场合,更是少不了人民解放军的身影。
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大潮之中,而作为复兴的基本的保障,中国的“兵”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让中国的“兵”真正为中国的盛衰而奋斗,是每个人都应思考的话题。作为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雷海宗先生以他独特的思路,剖析数千年来的整个中国历史,并从中找出这种“无兵的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作为推动民族复兴的主体,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令一般读者了解雷海宗先生的学术思想,也可以令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兵制和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兵 /1
一、春秋 /3
二、战国 /9
三、秦代 /17
四、楚汉之际 /22
五、西汉初期 /26
六、汉武帝 /31
七、武帝以后—光武中兴 /45
八、东汉 /50
九、后言—汉末至最近 /64
无兵的文化 /67
一、政治制度之凝结 /71
二、中央与地方 /77
三、文官与武官 /80
四、士大夫与流氓 /83
五、朝代交替 /89
六、人口与治乱 /92
七、中国与外族 /99
中国的家族制度 /105
一、春秋以上 /107
二、战国 /109
三、秦汉以下 /121
四、结论 /129
中国的元首 /133
一、列国称王 /135
二、合纵连横与东帝西帝 /139
三、帝秦议 /143
四、秦始皇帝 /145
五、汉之统一与皇帝之神化 /148
六、废庙议与皇帝制度之完全成立 /157
七、后言 /161
中国文化的两周 /163
一、正名 /167
二、中国史的分期 /179
三、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比较 /20
中外的春秋时代 /209
一、春秋形成 /211
二、特征 /214
三、结论 /219
历史的形态与例证 /221
一、埃及文化 /232
二、希腊、罗马文化 /234
三、欧西文化 /237
四、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 /241
附? 录
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251
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节选)/263
殷周年代考 /277
序论 /279
西周年代问题 /282
殷商年代问题 /288
殷周年代问题旁论 /292
结论 /293
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 /295
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 /305
一、古书中所见的古代气候与农事 /307
二、古书资料的解释 /309
三、较为温湿的古代华北 /319
四、今日的情况与前景 /327
五、重建沟洫问题 /331
雅乐与新声 /335
海军与海权 /347
一、海洋与海权的意义 /350
二、海权的因素 /353
三、海权小史 /361
四、空军与海权 /366
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只看目前,我们是在抗战中建国。但若把眼光放得远大些,我们今日显然地是正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崭新文化。从任何方面看,旧的文化已没有继续维持的可能,新的文化有必须建设的趋势,此次抗战不过加速这种迟早必定实现的过程而已。我们近来时常称今日为“大时代”,真正的意义就在此点。
此次抗战有如塞翁失马,在表面损失的背后,隐藏着莫大的好处。自抗战开始之后,著者对它的最后意义,时常拟题自问,自供的答案也日愈清楚。假定开战三两月后,列强就出来武力调停,勉强日本由中国领土完全退出。那与目前这种沿江沿海与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线全因战败而丧失的局面,孰优孰劣?答案是战败失地远胜于调停成功。假定开战不久,列强中一国或两国因同情或利益的关系而出来参战,协助中国于短期内战败日本。那与目前这种沿江沿海与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线全因战败而丧失的局面,孰优孰劣?答案是战败失地远胜于借外力而成功。假定战争初开或开战不久,日本又发生一次大地震,较1923年那一次尤为严重,都市全部破坏,轻重工业整个消毁,全国公私一并破产,元气丧失到不可恢复的程度,因而被迫不得不无条件地向中国求和。那与目前这种沿江沿海与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线全因战败而丧失的局面,孰优孰劣?答案是:战败失地远胜于因敌遭天灾而成功。假定我们有一位科学天才,发明一种非常的利器,能使我们于一两个月之内将日本的实力全部歼灭。那与目前这种沿江沿海与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线全因战败而丧失的局面,孰优孰劣?答案是:战败失地远胜于靠特殊利器而胜利。假定日本因国内与国际的种种顾忌而不敢发动此次的侵略战争,容许我们再有十年的准备,以致我们与敌人势均力抵,能用外交的压力或战场上短期的正面决战强迫它退出中国。那与目前这种沿江沿海与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线全因战败而丧失的局面孰优孰劣?这个拟题的诱惑力,诚然太大;与上面的几个假设相比,的确是一个深值考虑的出路。但我们仍不妨狠心而大胆地回答把眼光放远放大些,战败失地还是胜于外交压迫或短期决战的胜利。
我们为何无情的摒弃一切可能的成功捷径,而宁可忍受目前这种无上的损失与痛苦?理由其实很简单:为此后千万年的民族幸福计,我们此次抗战的成功断乎不可依靠任何的侥幸因素。日本速战速决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速战速胜的战果是不应该的。即或可能,我们的胜利也不当太简易地得来。若要健全地推行建国运动,我们整个的民族必须经过一番悲壮惨烈的磨炼。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蚀,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
“新生”一词含意甚广,但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武德”。非有目前这种整个民族生死关头的严重局面,不能使一般顺民与文人学士从心坎中了解征兵的必要。好在我们沦陷的区域甚广,敌人的疯狂残暴逼得向来自扫门前雪的老百姓不得不挺身自卫,不得不变成为个人,为家庭,为国家民族拼命的斗士。同时为应付势所必然的长期战争,未沦陷的后方又不得不加紧推行战前已经开端而未完成的国民兵役制度。所以全国之内可说都在向普遍征兵的方向迈进。此中虽然因二千年来的积习太深,不免有许多障碍与困难,但经过此番波动,自卫卫国的观念必可渗入每个国民的意识中,将来彻底实行征兵,可无很大的困难。
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悴文德的劣根性。一个民族或个人,既是软弱无能以致无力自卫,当然不会有直爽痛快的性格。因为直爽痛快不免与人发生磨擦,磨擦太多就不免动武。但由弱者的眼光看来,动武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只有专门使用心计了。处世为人,小则畏事,大则畏死。平日只知用鬼鬼祟祟的手段去谋私利,紧急关头则以“明哲保身”的一句漂亮话去掩饰自己的怯弱。这种人格如何的可耻!这种人所创出的社会风气如何的可鄙!上面所列的一切恶德,都是由这种使用心计与明哲保身的哲学而来。此次抗战有涤尽一切恶劣文德的功用。我们若求速胜,岂不又是中了旧日文人侥幸心理的恶毒?
但我们绝不是提倡偏重武德的文化,我们绝不要学习日本。文德的虚伪与卑鄙,当然不好;但纯粹武德的暴躁与残忍,恐怕比文德尤坏。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社会不能有光明磊落的风气;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此点若不能达到,将来我们若仍像以往二千年一样去度纯文德的卑鄙生活,还不如就此亡国灭种,反倒痛快!
初级教育与军事训练都当成为每个国民必有的义务与权利。义教是文化的起点,军训是武化的起点。两者都是基本的国民训练。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整个中国的面目就要改观。当然在面积广大、边防极长的中国,恐怕非有一个常备军甚至职业军不可,但这只能作为征兵的附庸,必须由征兵训练中产生。所有的兵必须直接出自民间,兵与民必须一体,二千年来兵民对立的现象必须彻底打破。由此次抗战的英勇,我们可知中华民族虽然很老,但并不衰,仍是第一等的兵士材料。这是征兵制能够成功的绝对保障,也是新文化必定实现的无上把握。
兵的问题,牵动整个的社会;兵制与家族制度又是不能分开的。中国历来讲“忠孝”,认为忠与孝有密切的关系:在家孝,在国必忠。但这大半是理论。实际上,为家庭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社会的利益,在以往几乎成了公认的美德。二千年来无兵的文化,全都由此而来。所以旧日夺人志气的大家族,必须废除。反之,近世欧美的小家庭也不是绝对无疵的办法,因为小家庭无形中容易培养成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风气,发展到极点,就必演成民族自杀的行动一—节制生育。这恐怕是许多古代文化消灭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今日西洋文化的最大危机。中国于战国、秦、汉间也曾一度遇到这个难关,所幸太古传下的家族观念始终没有完全消灭,汉代的人口政策大体成功,所以此种恶风来能普遍地流行,民族的生机未被不可挽回地斩断。我们今日能如此英勇地抗战,就是受此种强度的家族观念之赐。否则我们的民族与文化恐怕也早已与埃及、巴比伦或希腊、罗马同样的完全成为博物馆中的标本,欲求今日流离颠沛的抗战生活,亦不可得矣!这个问题,比兵的问题尤其难以应付。兵的问题是一个可以捉摸的问题,可以用法令解决。家庭生活虽有利益的关系,但情感的成分甚大,不是法令所能随意支配的。舆论的倡导,学人的意见,社会领导者的榜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力量。我们虽不必仍像从前以无限制的多子多孙为理想,但像西洋上等社会流行的独身与婚而不育的风气,却必须当作洪水猛兽去防御。所幸此种现象,在中国尚未成为固执的风气。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大小家庭的问题,不是节制生育的问题。大家族与小家庭的调和,虽不免困难,但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近年来,中国实际正在向这方面进行。现在的趋势,是在大家族的观念与形式仍然保留之下,每个成年人都去过他独立的生活。旧日老人专权的家族制,当然不能再维持,因为那是使社会停顿与国家衰弱的势力。但西洋的个人完全与父母兄弟隔绝的办法,也万不可仿效;因为无论短期间的效果如何,那到最后是使社会国家破裂与民族生命毁灭的势力。中国自古以来善讲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无论在其他方面是否仍当维持,在家族制度方面却无疑的是绝对需要继续采用的。我们若要度健全的生活,若要使民族的生命能万古不绝,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是一个必不可缺的条件。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尽,最后的解决仍有待于来日与来人。
建国运动,创造新生,问题何只万千?但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的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但我们万不可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此次的复兴建国,是人类史上的空前盛事,因为从古至今向来没有一个整个文化区组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的现象。罗马帝国或秦汉以下的中国皆为大而无当的庞大社会,绝非春秋战国或近世欧美的许多真正统一的一类国家。所以我们是在进行一件旷古未有的事业,绝无任何类似的前例可援,其困难可想而知。抗战开始以前,著者对于第三周只认为有实现的可能,而不敢有成功的希望。抗战到今日,著者不只有成功的希望,并且有必成的自信。以一年半以来的战局而论,中华民族的潜力实在惊人,最后决战的胜利确有很大的把握。我们即或承认最坏的可能,最后决战我们仍然失败;但此次抗战所发挥的民族力量与民族精神仍是我们终久要创造新生的无上保障。
我们生为今日的中国人,当然是不免痛苦的,但也可说是非常荣幸的。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新旧交替,时代当然混乱;外患乘机侵来,当然更增加我们的痛苦。但处在太平盛世,消极地去度坐享其成的生活,岂不是一种太无价值、太无趣味的权利?反之,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无论何人,若因意志薄弱或毅力不坚,逃避自己分内的责任,把这个机会平白错过,把这个权利自动放弃,把这个使命轻易抹煞,岂不是枉生人世一场!
历史过去释义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普遍称为“过去”。
对于过去,无论我们详知或略晓,普通的感觉总以为过去本身是简单的,只是从前曾经发生的种种事物而已。但实际问题并不像一般人,甚至许多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若细加推敲,追问从前发生的一切究竟如何,问题立刻就来了。并且是愈钻研,发现问题愈多。太复杂的问题不必讲。专就根本的名词言,我们用“过去”或“历史”一词时,实际就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而用时又往往把两义混用而不自觉。这种不自觉的混淆,是许多误会的来源。
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二为相对的。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经发生的独特事,而不问它与再远的过去或再后的未来的关系,把它看为超然而独立的既成事实,那个过去是固定的,是已定的,是一成不变的,是万古如此的,是绝对不可挽回的。例如长平之战,秦败赵,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汉武帝征服南越,设置郡县;唐太宗威震四方,称天可汗——凡此种种都已过去,就已经过去的方面言是永不会再改变分毫的,已经如何,就是如何,任凭后人的如何赞成或如何反对,也不能再把这些事实取消,修改或增删。但这种绝对的过去观,是完全抽象的纯理智的看法。当为一种哲学的见解则可,作为一种文学的慨叹对象也可,然而这却并不是普通历史学的历史知识。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是瞻前顾后的。一件事实对于已往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影响,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所仍有的意义,都必须研究清楚,那件事实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才成为历史学的事实,才有意义,才是活的,但一谈到活的意义,与此时此地此人此景有生动关系的意义,问题就复杂了。没有任何一种事实能有百世不变的意义。此代认为第一等重要的事,彼代认为无足轻重。此地认为可赞的事,彼地认为可憾。此人认为平淡的事,彼人认为意味深长。我们生于现在,创造未来,这是人所共晓的,一般所不注意的,是我们也创造过去,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都是那一时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见、环境、情绪等所烘托而出的。以上种种,没有两个时代完全相同,所以同一的过去,也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
……
有人或者因此而要对历史学发生疑问:是否历史学根本为主观的,为不可靠的,为这派事实的。由一方面看,也未尝不可如此说。但由另一方面看以上的相对过去观,也不过是说历史学是活的,是人生的一部,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也是我们今日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其实何止民族的历史如此,个人的历史又何尝不如此。我们写个人以往的经验,经验本身一成不变,一去永不复反,不只在客观上任何的经验不能重演一遍。时过境迁,过去的情绪,感触,思想,好恶等都已消灭或变质,今日又有不同的情绪及其他种种。用今日的不同人格,去追忆过去的另一种情景,其意味远非过去的意味,其中不知有多少增减,修改,与有意无意的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历史版狼图腾重放光彩)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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