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有一个精灵古怪的柯西莫男爵。少年时期，柯西莫为逃避父亲的苛责，追求自由，逃到了树上，并在此生活直至终老。无独有偶，作家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也写到了一个爬在树上观看武斗的少年王二。革命名义下的野蛮拼杀，在王二眼中，仿佛成了兴高采烈的游戏。他给武斗双方运送过弹药，设计过投石器，但他的态度始终戏谑而冷静，甚至有点残忍。他拒绝将武斗的行为与革命的话语威权联系起来。这个反讽意味的情节深刻消解了“文革”的符号魅力——那些青春无悔的誓言、为革命献身的激情，还有酷烈的肉身献祭，不是“神圣而崇高”的悲剧，而只不过是“历史的诡计”，是孩子眼中荒诞滑稽的狂欢。而它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那个藏身树上的少年，似乎拥有新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那就是拒绝宏大概念的束缚，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诗意的自我实现。这个树上的坏孩子，在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又化身为“绿毛水怪”的苦命情人、云南热风雾瘴里的狂野少年、黎明荒岛呐喊求生的巨人、隋末洛阳城的数学流氓、唐朝凤凰寨的裸体节度使薛嵩，等等，从而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谱系——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坏孩子们”，是独立于新时期文学审美规范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然而，“坏孩子”藏身浓密的树叶间，观察人世百态，将沉重的反思化为轻逸的狂想，也留下了很多神秘之处。王小波是如何“炼”成的？这些奇怪的小说和杂文，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又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有的学者将王小波的小说创作归纳为知青文学；有的认为王小波是王朔式反讽的继承和深化者；有的则认为王小波开启了中国新自由主义浪潮；还有的则将王小波与卡夫卡、海子甚至福柯等文学和思想资源相联系。而对王小波的文学史评价，至今争议仍很大，有的批评家认为，王小波是当代文坛堕落的反思之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小波根本不算大作家，对中国文坛也没什么影响，充其量不过是写性爱而闻名，后因非正常死亡而引发反响的作家。而知识青年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与主流文坛的冷淡，形成了情绪化的对峙。媒体对自由主义资源的话语塑造，寻找权力对抗谱系的大众焦虑，都不断放大了王小波的影响，也使“真实”的王小波，仿佛树叶间隐藏得越来越深的孩子，更难以被我们真正认知。用李银河的话说，是否喜欢王小波，已经成为“接头暗号”。这个说法乍一听有趣，仔细想想，却有点“黑话”的嫌疑。王小波不是“文学超女”，也不是“文坛余则成”，而这些将文坛与王小波简单对立的说法，虽满足了某些愤世嫉俗者的自我想象，却缺乏学理性的说服力。

如今，这个“羞涩邋遢”的坏孩子，已经离开人间十几年了，而有关他的争议和误读却从没有停止过。王小波仿佛成了“无边的王小波”：既被崇拜着，也被消费着；既被垄断着，也被娱乐着；既被神化着，也被曲解着。如何“把王小波还给王小波”已经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命题。房伟的《王小波传》，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王小波的一条不同路径。这本传记通过大量采访、回忆、论述等资料，加上作者的独特心得，描述了当代最有争议性、最富才情的作家王小波的一生。该书有文化传记的宏观视野，以“革命北京”到“后革命北京”的时空过渡为背景，以饱满的激情、丰富的资料和别致的视角，全面展示了王小波的生命细节、文学特异性、精神成长历程，及他与中国当代文化史的隐秘联系。作者以极具眼光的“叙事角度”，呈现了王小波“特立独行”的养成史。传记对王小波的不同生长环境进行了精彩分析，指出王小波之所以形成其特殊的文学价值观和表述方式，就其背景而言，是“革命北京”向“后革命北京”文化转型的产物。作为一名50后作家，王小波也是“红旗下的蛋”。他的精神成长史，既是“革命北京”这一红色帝都的产物，又是它的叛逆者。王小波是不同于王朔、姜文的另一种“大院子弟”。这个“大院”不是军队的大院，而是教育部、人民大学这样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大院”。他的文化传承中，苏俄文化的影响很少，而欧美经典文学，特别是马克?吐温这类讽刺文学的影响却很多。经历过“文革”的荒诞、知青生活的磨砺，王小波在留学美国后其自由主义思想方才在文学创作中“培养成型”。王小波的深刻也在于，他在“后革命北京”的氛围内，依然看到了“文革”荒诞逻辑的联系性，并努力地以反抗体制的奥威尔式的执拗将批判进行到底。这本传记丰富了我们对于王小波的认识，澄清了误读与误区，努力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王小波。在当下的王小波形象建构中，他被刻意打造为一个“文坛异端”的神话：他穷困潦倒，文学成就得不到承认，被文坛排斥；他是天生神童，是受难的“曹雪芹”或“卡夫卡”。然而，通过大量资料考证，作者在这本传记中告诉我们：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获奖前，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辞职的动机也很复杂，后来虽无固定收入，但也并非穷困潦倒；王小波甚至一度想涉足出版、电视剧编剧，甚至软件设计等行业；王小波进入文学体制的努力以及他与文坛的恩怨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这里既有文坛对他的冷漠，也有文坛精英对他的帮助。

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王小波进行重新梳理和定位，也是这本传记的野心所在。早在王小波刚崭露头角的时候，他就有“文坛外高手”的称呼，去世后，又有诸如“浪漫骑士”等定位。然而，盲目贬低或抬高王小波都不合适。房伟在传记中为我们“重建”的王小波，是一个既与“新启蒙”有关系，又与之有区别的形象。正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以“迟来的追认”改变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我们也期待着王小波的传记通过对他作品的重读、对其个人生活与当代历史语境隐秘关系的考察，揭示其作为优秀作家的特异性。王小波秉承新启蒙有关“人性尊严”的理想主义质素，又从欧美自由主义中汲取了营养，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和“个人主义”大旗下，既表现了以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为特征的解构精神，又表现出对“个性自我”的肯定。王小波对体制化权力关系的严峻批判，也使得这种建构与解构的“双重变奏”，既有别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边缘化姿态，又有别于80年代由政党与知识分子共同发动的新启蒙运动。王小波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既存在于其思想的实质，也存在于他死后的追认与再想象。王小波的存在，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反思意义。王小波的自由主义，与90年代以来体制内知识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显然也存在差异性。王小波属于20世纪90年代，又在文坛的时代审美规范之外，这一点有些类似残雪。但真正的大作家就是这样，他们深深地内在于时代，又时刻地警惕着这个时代庸俗的审美惯性，从而超越时代之上，形成真正的时代反思。王小波的成名与传播，有赖于传媒、文学市场和社会科学类知识分子，他不是传统文学圈子和体制培养的产物，因而产生了新的思想和文学表现形式，仅就这一点而言，对当下雷同化与均质化盛行的文坛而言，就有重要启示作用。

讲到传记，还要说说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建构与经典化问题。中国人的传统文学观念总有“今不如昔”的复古倾向，似乎“老”的东西就一定经典。与此相对立，则是“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想，新的一定比旧的强。历史早已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偏颇之处，当代文学的症候性问题之一就在于，诸多批评家整日忙碌于“追新逐后”“代际划分”“思潮命名”，在喧嚣与热闹之中，既有真知灼见的好作品，也留下了大量意气之争与浮泛之作。这一方面强化了当代文学的现场感，也增加了当代文学自身经典化建设的难度，淡化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意识。有些学者因此指责当代文学不具备“经典性”。其实，文学的经典性，是由文学现场批评、文学史建构、文学理论归纳等几方面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那些意气之争与浮泛之作，也有着广泛的文学史参考价值。当代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七十余年，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文学经典意识的不足，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一直很滞后。当然，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已开始了这样的努力，如当代文学编年史的编写、当代文学资料汇编等资料建设都十分有益。但作为经典化的重要一环，当代作家传记的写作，却显得不足。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家仍然在世，他的创作还在发展，不好轻易定论，当然是重要原因，作家本人及其家属顾及隐私而更愿意树立“完美”形象的心态，也影响了当代作家的传记写作。很多当代作家传记，都写成了作家“艰苦奋斗”的励志史和“高大上”的道德颂歌。即使已经去世的著名作家和诗人，如顾城、海子、路遥等，我们虽看到过一些不错的评传，但文学资料和文学史建构意识俱佳的传记还是十分匮乏。当然，当代作家传记，涉及意识形态、作家沟通、版权纠纷、取证困难、资料辨伪等诸多问题，难度颇大。同时，传记写作耗费金钱和时间巨大，出成果速度慢，容易遭受质疑，也导致很多学者将当代作家传记写作视为畏途。其实，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深刻性、复杂性，一点也不逊色于现代文学。比如说，当代传奇作家张贤亮逝世，其人其文，如果能有很好的传记出版，将会对当代文学史建设有很好的作用。

房伟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喜爱王小波。他的《王小波传》在资料搜集上下了不少功夫，在广泛收集各类媒体报道、亲友文章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还到王小波下乡插队的山东牟平等地进行了实地采访，奔波于济南和北京之间，取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如很多王小波的同学、亲人、知青队友、朋友、相关文化界人士的录音和录像采访。他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台湾大学等地寻找了很多旁证，如“文革”初期人民大学红卫兵武斗与王小波作品的关系、王小波获《联合报》小说奖的具体评奖经过及内情等，这都丰富了该书的资料，增强了传记的可读性。应该说，就当代作家传记写作而言，房伟的尝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这本传记也还有不少有待加强的地方，但一个70后青年批评家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其精神资源的隆重致敬，仍是可贵而真诚的。

不久前，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了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王小波生前对莫迪亚诺也非常推崇，他甚至不惜在长篇小说《万寿寺》开篇就引述莫蒂亚诺《暗店街》的话：“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如同《暗店街》失忆的私家侦探对记忆的寻找，《万寿寺》的王二也在唐传奇和现实的双重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小说的结尾很伤感，也极具寓言性。记忆恢复的王二，重新被“嵌入”清醒的日常生活：“当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可以说，如同莫迪亚诺的记忆迷思，王小波一生都试图以“有趣和美”的朦胧狂想，对抗被控制的命运记忆，对抗无聊、无趣的现实。那么，王小波的文学世界有什么呢？在《我的精神家园》，他鼓励读者用童心来思考问题，追求智慧和美，摆脱世俗功利的困扰，脱离宏大概念的诱惑，才能看到生命的超然与文学的意义。他想象的“人文之路”是这样的：“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能够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的，我们保持沉默。”王小波曾因话语的压迫，沉郁地安于“沉默的大多数”，当他开口说话，却以美和想象的“树上的世界”，对抗无趣无聊的“现实世界”。而对王小波的世界，我们能说出的，也只是一部分，他的隐秘心灵与文学理想，需要更多的发掘与考证，也需要更多的领悟与思考。只有这样，这个逍遥在树上的叛逆少年，才会从文学疆土的心灵之树上爬下，悄悄走入更多读者的心灵。

（作者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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