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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作品，全新再版

走到日本，走回中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可以为错。

一个文化旅人在亚洲思考作为方法的日本。

在这本小书里，主要集合了我这几年学术论文之外的部分文字。对于我，它们比我的学术论文更为重要。那是因为，在写作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无视现成的规矩，锤炼自己“自由的习惯”——只是在无视成规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和这个世界面对面地凝视，才能感觉到心灵面对世界的开放，感觉到思维伸展自己的枝条，接受这个世界的光热和营养。

——孙歌

内容简介

本书是孙歌1980—1990年代访日期间所作的学术评论、文学评论及杂感类文字的结集，其中多篇曾在《读书》上发表。无论是对日本思想史的辨析与梳理，还是对日本文化的切身体验，都体现了作者思想的深度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作者对日本文化的深度解构带有浓浓的90年代日本社会的气息，通过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与梳理，以及在日本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观照，可以帮助读者在更广泛、更深入的领域内了解日本文化，甚至东方文化或亚洲文化。除却作者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性文字，还包括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随笔，文字精炼有味，思考角度新颖独到，能给读者带来丰富的知识性阅读之享受。

正如作者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可以为错，有意义的正在于对文化的探讨与求索。本书所收的文字都是从她当初的不规则思考开始的，其“无法归类”的杂文特质也成了作者日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独特风格。

作者简介

孙歌

东京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大出版社，2017）等。

目录

前面的话

作为方法的日本

在异质空间中思索“空间”

亚洲意味着什么——读《在亚洲思考》

在历史中寻找什么——再读《在亚洲思考》

普遍性的载体是什么——三读《在亚洲思考》

再生于现在的历史

论坛的形成

翻译的思想

反复读库恩

读《洗澡》

语词，不只是语词

期待与期待的落空

文学批评的立足点

第三种文学?——从日本的向田邦子说起

东方女性的文化立场——论向田邦子

“后现代”：苦果，还是甜枣——日本的大众文学

日本式洁癖的文化意义

谈谈微观研究

两秒钟与七年

喝酒与做学问

与日本青年对话

浓雾与火山岩的启示

京都奈良行

需要女权还是男权——日本家庭管窥之一

山村留学——日本家庭管窥之二

山口百惠现象

言语共同体(外五篇)

“他人”与“其他人”

片假名的功用

“表日本”与“里日本”

谎言的功效

在真与假之间

邻居老妈妈的自然感情

作为象征符号的上海

旅行者

迷途不知返

精彩书摘

前面的话

断断续续、曲曲折折地，我在自己的旅途上走着。

在地理位置上，我只走到了邻国日本，然后再走回来——在现今的中国人那里，相对于去欧美来说，去日本只是一种不算出国的出国；事实上，当我日益深入日本文化的时候，我也的确感到了在庞大的世界格局之中，寻找日本资源的工作是如何地受到这种“近距离”的阻隔。

在精神世界里，我走得也极其有限。回过头来翻捡这些年零零星星的手稿，我才发现我只是在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思考和阅读，而且从来不曾有过改天换地的抱负，不曾有过大悲大喜的经验，也不曾试图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

翻看这些自己写就的文字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年里，我只是像一个笨拙而执拗的旅人一样，不停顿地寻找着什么。

也许就因为如此吧，当朋友建议我将这本小册子命名为“旅行者”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尽管最后我接受了另一位朋友的建议，为了避免对于鲁迅《过客》的效颦而为本书确定了另一个名字，但是，这本书仍被我视为这些年里自己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留下的足迹。

几年以前，在一个年末的冬夜，我偶然在一个饭店门口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正手执蜡烛唱着圣诞歌。一种对于生命的温暖感觉在我心底升腾起来，而同时我隐约地感觉到，那美丽的歌曲并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那美丽的歌。

我想，那无所归属和无所拥有的寻觅感觉，是旅行者所特有的。

我一次次地追问自己：你在寻找什么?

这本小书里有我寻找的轨迹，却没有我寻找到的结果。在精神世界里，我流浪着，却并不寂寞。当我发现人可以透过表象驱使心灵去体验和思索这个世界本身的时候，归宿已不再重要。而与此同时，在精神世界里，我找到了如许众多的良师益友，他们告诉我，精神世界的道路无穷无尽，你要走的，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条，而不可避免的宿命在于，你的路只能你自己走，没人陪伴，也没有现成的路标和成规。

我明白，当我面对这一宿命的时候，这没有归宿的旅行就会一直延伸到我生命的尽头。而当我懂得了也接受了这一宿命的时候，我真的成了旅行者。这个世界太大，旅途上看到的风景也并非都那么赏心悦目；然而重要的是，在寻寻觅觅之中，眼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走下去的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在我面前展开的，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天地!

我想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像伍尔芙当年所说的那样，消除一切障碍地、自由地去想，而且，“就事物本身想”。

在这本小书里，主要集合了我这几年学术论文之外的部分文字。对于我，它们比我的学术论文更为重要。那是因为，在写作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无视现成的规矩，锤炼自己“自由的习惯”——只是在无视成规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和这个世界面对面地凝视，才能感觉到心灵面对世界的开放，感觉到思维伸展自己的枝条，接受这个世界的光热和营养。

把自己过去的足迹奉献给读者，或许意味着自身的解脱——为了往前走，我们只能把那些美丽和不美丽的都搁在身后；而在解脱之前，我还得有所交代，那就是这些文字的来历。

1988年，我第一次造访日本，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室丸山升教授麾下做研究；于是便有了这本书里第三部分的一些随感文字。今天看来，这些文字极其幼稚和表面化，正如同那时候的我；但是我仍然选了一部分在此，与其说是为了纪念我与日本结缘的起点，不如说是为了感谢促使我这样做的师长和友人。当时任《文学研究参考》编辑部主任的傅德惠女士，日本实践女子大学的阿部幸夫先生，还有以丸山教授为首的中国3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不仅使得我阴差阳错般地进入了日本异文化，而且使得我在其后的近十年里再也无法回头。这一部分中还有几篇近几年写下的随笔，它们本来是用日文写作并在日本发表的，感谢朋友的催促，怠惰的我得以把它们译出编入这一部分，但愿它们可以算是对当年那些幼稚但真切的“第一印象”的一个延伸。

本书第二组文字是我在那一时期以来的另一个侧面，我希望它们中相对好些的部分可以称得上是批评文字。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写作真正的文学批评，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选在这里，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小结，还是对今后的一个设计，我也不十分清楚。

第二次长期访日是在1994年，这一次，我和从前的友人仍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却疏远了他们所在的日本中国文学界。与此同时，我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他们专攻中国或日本思想史以及其他专业，身处于我所陌生的另一个世界。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也开始了自己在异质空间里艰难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结果之一，便是本书中的第一组文字。这些书评是我以外行的身份对于我所不熟悉的领域乱插嘴的产物，但是这种“乱插嘴”，在我却并不轻松。促使我这样做的，仅仅是一个朴素的愿望：我希望在更广泛也更深入的领域内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知识界，也了解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贡献，从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的知识处境。

然而在这些经历之后，我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的现实：我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

我不是一个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我似乎也不再是中国文学研究者。我的思考和研究变得无法归类，不仅跨越了学科的限度，甚至也跨越了国界的限度。换言之，我逐渐开始自觉地面对一个悖论：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在异文化的语境中寻找的，不再仅仅是“他山之石”，更重要的是，我求索的或许就是“错”本身。

那一切，都是从这本小书所收的文字开始的，都是从我的不规范思考开始的。在我，最初并非有意为之，不料走到了今天，它变成了我的路。

本书中由日文译出的几篇小文有一定的改动，那是为了更适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用中文写作的部分，除掉二三处技术性错误，我只对《第三种文学》一文中有关日本文库本的不准确说明进行了一点必要的订正。除此而外没有进行任何改动。不给孩童的脸上添上胡须，是结集时的道德责任，即使鲁迅先生不教诲,也是该遵守的。

孙歌

1997年岁末于北京

前言/序言

再版序

这本小书，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它是我从文学研究开始转向思想史研究时的记录，也是我在学术起步时期的真实写照。时隔多年，我依稀记得这些习作结集成册时的心情，只是在忙碌之中，这心情也早已被尘封。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厚意，《求错集》再次出版，搅动我早已忘却的记忆，也带给我一个自我反思的机会。

这本小书，辑录了我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时期写作的一部分文学和思想评论，也包含了我在日本访学时期的零散心得。和所有年轻学人一样，那时我也寻找着自己的路。只是，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在学术起点上就缺少“体制化”的条件，也缺少学科化的意愿，所以，正如初版的序中所说的那样，我成为“流浪者”。

流浪到了今天，它变成了我的工作方式，归属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无所归属反倒成为习惯。虽然在现实体制中这种无所归属带来了很多不便，但精神上的流浪其实也帮我避开了很多麻烦。毕竟人的一生短暂，这个世界和人类历史又实在广大多样，即使穷尽一生，有限的精力也无法应对如此丰富的对象，那么，何必计较自己的归属问题呢?

虽然我早已不再写作文学评论了，却在精神上依然把文学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写作这本书中较早篇章的80年代末，我已经开始阅读竹内好，而在这本书结集的90年代末，我也已经完成了竹内好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精神上的蜕变时期。时人似乎喜欢把文学与思想、政治分开，我也曾一度觉得“文学研究”与“思想论述”井水不犯河水；然而竹内好纠正了我的这个潜意识。他的《鲁迅》告诉我，文学不等于思想，也不等于政治，但它不仅是思想的源泉，而且是现实政治的一种精神形式。这是因为，文学是强韧的“生活者”的精神家园，比起任何仅仅依靠逻辑推进的抽象思维形式，文学更能有效地直面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通过竹内好，我方才了解到，如果缺少了思想的深度，那么文学研究处理的可能只是“作品”，并非“文学”。与此相对，是否“离开”文学研究其实也不构成问题，竹内好所追求的那个文学精神，正是人类精神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基点之一，只是，由于现代学科建制画地为牢的过度训练，使得人们或多或少地失掉了辨认这个基点的能力而已。

从事思想史研究之后，我开始了解到竹内好定义的那个“文学”的重要。它并非具体的学科训练，而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发现与创造的能力；它绝非直观意义上的“想象力”或者“感受力”，而是一种在对象之间不可视的动态关系网络中提炼原理的能力。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我相信，并非所有思想史学者都需要依靠“文学”来培养此种能力，有很多渠道殊途同归地指向这同一个目标；只是在我这里，早年的文学浸染似乎成为唯一的营养源。时至今日，为了培养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学”能力，我仍然坚持在写作枯燥的学术论文的同时写作随笔或评论，不是为了调剂，而是为了打磨自己对现实状况的穿透力。

今天回头再看这本小书，自然不免因其幼稚而感到汗颜；然而我仍然同意了出版社热情的提议，让这本小书以其原样再度付梓。或许，为了走向成熟，不断回到自己的原点进行反思，也是一种必要的程序。

孙歌

2017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