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写大师、名家写名家的传记经典。在许寿裳的学术成就中，公认极具价值的是传记文学研究和协作，他认为成功的传记文学描写入神，巨细毕现，能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时代和人物的相互影响。他的《章炳麟》和关于鲁迅的两部回忆录忠实地体现了他对传记文学的理解，是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书中收录了许寿裳根据鲁迅日记及其他资料亲自编纂的“鲁迅先生年谱”，同时也收录了作者发表于鲁迅逝世一年后品评传主旧体诗的《鲁迅古诗文的一斑》文章，评价公允深刻，是研究和了解鲁迅生平及诗文作品不可多得的珍稀参考资料。

内容简介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她凄风苦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传记，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运用报刊资料、回忆录、文物、生活等资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鲁迅传》是许寿裳回忆挚友鲁迅先生的作品集，完整收录了《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两部分内容。

　　作为鲁迅精神当之无愧的深刻的理解者，许寿裳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力图描述一个真实的鲁迅。

　　文笔淳厚，内容翔实，感情深挚，在鲁迅传记中首屈一指，是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入门书。作为鲁迅35年的挚友，许寿裳的回忆文章，对于研究鲁迅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乔丽华,女，上海人。200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研究馆员。多年来从事鲁迅研究及现代作家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2016年）、《藏家鲁迅》（2004年）等。

许寿裳（1883—1948），浙江绍兴人，现代著名教育家、传记文学家、鲁迅研究专家。

　　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不久编译馆裁撤后并入教育厅管辖，转往台湾大学任教。

　　与鲁迅相识于东京弘文学院，成为终身挚友。他曾先后介绍鲁迅到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育部工作。鲁迅去世后，许寿裳承担起了整理亡友鲁迅文字的重任。

　　鲁迅与许寿裳的关系，不仅是乡情、同窗之谊，更是鲁迅情逾兄弟的挚友，许广平当时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回忆之文，非师莫属！”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朱安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这本书定能成为常销的畅销书。书此为券。

—— 杨绛（2010年4月13日）

鲁迅研究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却一直冷落了朱安，真是不应该的。回避了她，对鲁迅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了。

—— 朱正

我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儿过于大胆的想法：鲁迅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朱安与许广平，若论谁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正是朱安，使鲁迅体味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断了他的后路，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

——陈丹青

没有死刑判决与长期苦役，无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父亲的专横狂暴，无以成就卡夫卡，鲁迅对朱安的*冷漠，对他自己无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这在他那里同样升华为创作热情。——止庵（作家）

有些食物，本来就不太爱吃，放在那里，渐渐有点变质，但因为是看重的人的馈赠，又舍不得扔掉，干脆等坏到不可收拾，心安理得地抛弃，这期间，总还会看到它们，看见它们平静地等待被自己抛弃。有点像鲁迅待朱安。

-------闫红

如果说朱安的悲剧表现为依附性人格，中国的男人们就不依附吗？我们有几个男人真的摆脱了形形色色或主动、或被动的人身依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仅需要女权运动，也需要男权运动。女人的敌人不是男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敌人是枷锁——各式各样的枷锁。

——萧三匝

在近现代史上，胡适和鲁迅互为镜像，因为相同的经历因为不同的过程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而鲁迅和朱安，也互为镜像，从鲁迅的人生可以映照朱安，从朱安的人生，也可以映照鲁迅。读完《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忍不住感叹：这一双可怜人。

——陈远

为朱安立传，当然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获取什么励志教诲，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随感录·四十》），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活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陈漱渝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wei yi的朱安传记，作者尽她所能，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朱安，一个让人无法再漠视的朱安。文笔旖旎、摇曳，文字美丽到让人不忍释卷，而情感的细腻、婉约，达到了一般女性都罕见的深度。感激她写出了这么好的传记，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有关鲁迅的一些隐秘的故事，了解了为人的不易，了解了人生的艰难。同时感受到了鲁迅的伟大，他的隐忍，他的绝望，他的坚持，他的为他人着想的伟大精神，和他的精神的传承。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青年文学评论家）

精彩书摘

洞房——母亲的礼物

“养女不过二十六”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我们不知道朱安的父亲朱耀庭究竟去世于哪一年，他终年尚不到50岁，从朱安的年纪推算，大概就在这期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也给了鲁迅一个拖延的借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于绍兴，终年68岁，鲁迅并未回国奔丧。1906年，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绍兴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而朱安已经28岁了。

　　朱家台门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朱安的远房叔祖朱霞汀及父亲朱耀庭相继去世，对朱家台门想必是不小的打击。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岁月，在那个年代，到了她这样的年纪还没有出嫁，处境无疑是很尴尬的。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明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在精美小鞋装饰下的一双缠得很好的双脚，既是女性美，也是阶层区别的标志。”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

鲁迅在日本时期，并没有特别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见，他见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够阅读，写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里，留辫子、缠足都是野蛮的土人的习俗，这使许多留日学生深受刺激。实际上，自康梁维新以来，国内也有逐渐形成戒缠足的舆论，放足思想已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或天足会，响应者也很多。但在内地乡野，此种陋习要革除并非易事，清末的绍兴显得相对闭塞，朱家看来也是个保守的家族。应该说，鲁迅劝朱家姑娘放脚读书，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真心希望缩短两人之间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写信，互相通通信，或许多少能培养出一些感情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朱安在这两方面都没能做到。

　　在当时，朱安的年纪确实很大了，朱家本来已经忧心忡忡，偏偏有传言说鲁迅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而且还有人亲眼看见他带着儿子在神田散步。这使朱家十分惊慌，也最终促使鲁瑞下决心把鲁迅召回国。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得托人打电报给大先生，骗他说我病了，叫他速归。大先生果然回来了，我向他说明原因，他倒也不见怪，同意结婚。　　　

　　因为鲁迅迟迟不归，使得周朱两家的长辈都很焦急。不得已鲁瑞略施小计，托人打电报谎称自己病危，让鲁迅速归。同时开始重修家中的房屋，准备为鲁迅办婚事。

　　　三弟周建人当时18岁，在离家很近的塔子桥边的马神庙里的小学教书，母亲是否曾托他写信或打电报给大哥呢？遗憾的是在他的回忆里全然没有提及。据他回忆，1906年夏初，他从学堂回到家，看见家里来了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这时他才知道，母亲急于修理房子，是因为准备给大哥办婚事了。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忆：“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点中了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中书内阁，以及纳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人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周冠五《我的杂忆》，《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第245页。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的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假装大脚的新娘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七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也许，就是在长达七年的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她记住了长辈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耻辱。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这或许也注定了她日后凄风苦雨的一生。

　　参加婚礼的有三个台门里的本家，还有其他一些客人，老台门的熊三公公是族长，这天前来主持拜堂。对旧式婚礼种种繁琐的仪式，鲁迅均一一照办，没有任何违抗。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家里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鲁迅对鹿地亘私下的谈话，见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

　　结婚当天，周家少爷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头上的假辫子，对此，鲁迅的从弟周光义曾有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六月初六这一天，新台门周家办起喜事来。早上，新郎本来是剪掉辫子的，如今戴着一顶罗制的筒帽（有点像后来的拿破仑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服装用套袍，外面罩上纱套，脚上穿着靴子。礼堂不知道什么道理设在神堂下。新娘从花轿里走出来，看去全身古装，穿着红纱单衫，下边镶有棉做的滚边，下面是黑绸裙。一对新夫妇拜堂过后，被老嫚旧时越中陋俗，堕民只能从事贱业，不得与四民通婚。女性堕民俗称“老嫚”，从事逢年过节到主人家道道喜，逢有庆吊诸事去帮帮忙之类的营生，从中得到若干赏钱、赏物。等人拥挤的送进楼上的新房。”

　　周光义出生于1906年，系周椒生长孙、周仲翔长子。周椒生是鲁迅的堂叔祖，曾把鲁迅、周作人等介绍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鲁迅结婚的场面显然是周光义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或者是按照旧式婚礼的通常情况推想出来的。鲁迅装一条假辫子的事，给参加婚礼的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记得很清楚。鲁迅到日本不久就剪去了辫子，然而在婚礼上却须一切照旧，要装上一条假辫子，戴上红缨大帽。这对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鲁迅来说，无疑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而大家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装大脚。据鲁老太太回忆，鲁迅曾从日本写信回来，要求朱家姑娘放脚：“大先生不喜欢小脚女人，但他认为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并不以小脚为辞，拒绝这门婚事，只是从日本写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周冠五在《我的杂忆》里也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从鲁迅这方面来说，最初似乎也试图和未婚妻有所沟通，缩短彼此的距离，可是朱家并没有理会他提出的条件。朱安的态度一定令他深感失望。

　　　鲁迅留洋多年，接受了新学的洗礼，不仅自己剪了辫，也很反对女人缠足。这一点朱家也明白，于是这天朱家特意让新娘穿上大一号的鞋子，假装大脚。多年以后鲁老太太回忆婚礼的情景，说了这样一件事：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说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这些话，但愿这门亲事顺利。婚后没几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读书。

　　朱家族人对当年婚礼上一些小小的闪失也始终耿耿于怀：“鲁迅结婚那一次，我家和周家是亲上加亲（周玉田是朱先生朱先生指朱鹿琴。的亲姑夫），我不仅去做了送亲的舅爷，还接连的吃了好几天喜酒。那天晚上，新郎新娘拜过了堂，双双被人送入洞房，当新郎走上楼梯的时候，宾客拥挤，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又有一个贺客，被招待住在一间装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后，讲话欠检点，向我说他在昨夜遇鬼。你想，这人冒失不冒失！”

这是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多年以后的忆述。在朱家人看来，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家贺客说话欠检点，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家人看来，新娘鞋子掉下来，是很不吉利的。据周光义说，身为新郎的鲁迅，那时看上去是个英俊的青年，脸上生着白白的皮肤，身材比新娘高一点。而新娘显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长的马脸，别的外表的缺点似乎没有。这样的两个人，在老辈人眼里至少是可以过日子的，他们两个为什么婚后过不到一起？双方的家长都想不通，只好归因于婚礼中一些不好的兆头，互相埋怨，互相责怪。

新婚之夜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

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据他的回忆：“这年夏天，鲁迅先生从日本回来与朱女士结婚的。这一次时间很短，我与鲁迅先生也没有讲话，他当时的穿著怎样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却还记得。鲁鲁迅传+朱安传随书附赠精美贴纸(套装共2册)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