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从金文资料入手，结合相关社会科学理论讨论了两周时期华夷关系问题。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对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华夏和夷狄族群关系的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指出地理气候因素是造成华夷关系演变的内在动力之一。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对先秦时期华夏族群发展壮大的脉络特征以及华夏早期的对外观念进行了梳理。

作者简介

　　冯盛国，男，1973年8月出生，陕西武功县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教师、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先秦史、伦理文化、青铜器和古文字的研究和教学。在《兰州学刊》《学术探索》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近年来主要从事华夷关系、周代社会生活礼仪和周代对外交往的研究。

序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先秦华夷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华夏族群形成时间问题的研究现状
二华夷关系和族群冲突问题研究现状
三华夷观念问题研究现状
第二节本研究的价值和创新
第三节本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一主要的研究理论
二主要的研究方法
三民族、族群概念辨析

第二章西周时期的华夷关系
第一节西周之前的华夷问题
一华夷与四夷问题的起源
二夏商时期的华夷关系
第二节西周时期的华夷关系
一华夷视野下周族渊源考略
二西周时期王朝与夷狄的关系
第三节西周时期的华夷文化与观念
一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与四夷文明对比
二西周时期华夷观念

第三章春秋华夷关系特点及成因
第一节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思想的出现
一西周灭亡后的族群格局
二春秋时期族群冲突阶段性特征
三 “尊王攘夷”局面的出现
第二节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的华夷关系
一齐国主盟下的华夷关系
二晋国特色的华夷关系
三秦、楚两国华夏化的历程
第三节春秋时期华夷观念的兴盛
一春秋华夷之辨主要内容
二区分华夷的标准——周代礼仪文化

第四章战国华夷关系的嬗变
第一节战国时期华夷演变态势
一战国时期中原华夏族群的概况
二北方游牧文化带的形成
三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比较
第二节儒墨两家的华夷思想
一儒家的华夷思想
二墨家的华夷思想
第三节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笼罩下的华夷观
一华夏族群的自我中心认知方式
二战国时期对于华夷世界秩序的构建

第五章两周华夷关系的形成和影响
第一节族群冲突的资源地理气候因素
一西周时期的族群资源争夺
二春秋战国时期生存空间争夺
三气候环境对游牧族群形成的作用
第二节两周华夷之辨的两个维度
一两周时期华夷族群的文明差异
二两周时期华夷族群的文化差异
第三节两周华夷观的特征及其影响
一两周华夷观的特征
二两周华夷观念的影响

第六章结语

参考文献
引用书目简称对照表
后记

精彩书摘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
　　三“尊王攘夷”局面的出现
　　春秋前期由于戎狄的入侵，严重威胁华夏族群的安全。因此，华夏诸国之间既存在利益的斗争与霸权的争夺，又要共同对抗戎狄的入侵。而齐、晋等霸主之国地位的实现往往与领导诸夏小国对抗戎狄有着密切的关系。
　　周王室东迁后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晋国和郑国，即“晋郑是依”。后来周、郑交恶，在�涓鹬�战，周桓王被郑将祝聃射中肩膀，使周王颜面扫地，周王作为王朝秩序维护者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郑国一度成为霸主。公元前706年，齐国被北戎侵扰，也要请郑国出兵方才平息。虽然郑国在郑庄公在位时期曾经一度强大，干预周王室的废立事务，但是在郑庄公去世之后，郑国就开始走向衰落。
　　春秋时期第一个真正的霸主，就是齐桓公。齐桓公任用著名的政治家管仲为相，开始了一系列改革。管仲是春秋早期杰出的政治家，在治理齐国方面，功勋卓著。其事迹见于《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大匡》和《国语·齐语》的相关记载。管仲的改革是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全方位的变革与创新，使得齐国迅速国富民强。在辅佐桓公时期，管仲主张团结诸夏国家，当其他国家面临戎狄侵扰时，齐国能够出兵相救，并且尊奉周王的权威。齐桓公二十二年（前664），山戎侵略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鲁相会于济水，谋伐山戎。在《左传·庄公三十年》中云：“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固也。”①《史记·齐世家》云：“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②
　　公元前662年，狄人向南侵扰，进攻邢国。第二年，齐桓公听取管仲之言发兵救邢。不久，狄人又发兵进攻卫国。由于卫国政治腐败，卫君唯喜养鹤，让鹤乘大夫之车，国人愤怒，不愿为其打仗，卫君临时拼凑军队与狄人开战，大败之后，卫君被杀，卫国灭亡。宋国救出卫遗民七百多人。这时齐桓公派儿子公子无亏带领三百乘兵车和三千名甲士帮助卫国戍守曹邑，又送卫夫人乘车和重锦三十匹。郑国命大夫高克带兵驻守黄河之上，以防备狄人。公元前659年，狄人又攻击邢国，齐桓公邀宋、曹两国联合救邢，在邢人溃逃之后，诸侯军队逐走狄人，将邢国迁到夷仪，也就是今天山东聊城。齐桓公后来又将卫国安置到楚丘城，今河南滑县东部一带。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齐桓公驱逐狄人，救邢、存卫，对于保卫华夏族群起了重要作用，也为齐桓公成为最早的诸侯霸主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南方日益强大的楚国，在春秋早期也被诸夏之国视为夷狄之邦。公元前659年，楚国再次发兵伐郑，齐桓公联合宋、郑、曹、邾等国诸侯在荦，即今河南淮阳西北，共图谋救郑国。此后，齐桓公先后于公元前658年与宋、江、黄等国会盟，赢得了这些中小诸侯国的支持。其后，又在阳谷会盟，与宋、江、黄等国商议共同伐楚。在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曹联合攻打蔡国，以敲山震虎，在取得胜利之后，就长驱直入楚国，进行征伐。于是就发生了见于《左传·僖公四年》所载齐楚使者之间的精彩对白，“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接着管仲向楚国提出不向周天子进贡和杀死周昭王的两大罪状。“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日：‘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①可见在对待楚国时，齐国就是把自己当作华夏诸国的领袖，代行周王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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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冯盛国博士的《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即将出版，其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文写作过程中的甘苦，我也十分明了，盛国嘱我为其书写个序，作为指导老师，我欣然应允。
　　中国历史上习惯把西周、春秋和战国称之为“两周”，时间长达八百多年。八百多年的两周时代是华夏民族形成最为关键的时期，但这也是华夷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古今学术界所盛称的“华夷之辨”之主要问题也在这一时期。鄙人以为华夷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秦汉之后的华夷之辨简单化，因为经过编户齐民之后已经高度行政区划型的郡县制之下，在编户齐民之内且经过政治教化就逐渐“华夏化”了。《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说：“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所能化，故不臣也。”《白虎通》此所言正是秦汉以来的夷狄情况，并非两周时期的夷狄。在二十五史中，夷狄也真是“与中国绝域异俗”“内中国而外夷狄”；被称为“夷狄”的往往是处于华夏之外的外国、外族，所谓蛮夷戎狄的居住地在行政区划的地图上也往往一目了然，臣服的少数部族也是“羁縻州”之类，也绝对在华夏的“中国”之外。然而，两周时期的华夏诸国与四方的夷蛮戎狄则杂然而居、犬牙交错。而且先秦时人们聚族而居，居住在中原的华夏诸侯部族之中也常有戎狄蛮夷“插花”而居的情况。春秋后期东都洛邑之西伊阙之南便有“阴地之戎”（即“陆浑之戎”）；卫国都城之下便有“戎州”之戎，以至于卫庄公登城望见“戎州”之居，惊叹地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左传·哀公十七年》）这种华夏与戎狄杂居的状态为“华夷之辨”带来了辨识上的困难。
　　其二是两种时期的“华夷之辨”常常是既有“文明”的判定标准，也有“文化”的判定标准。“文明”标准的使用与判定是比较固定且比较容易。《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衣服异宜。惰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这种东夷南蛮“有不火食者”，西戎北狄“有不粒食者”且有“衣皮”“衣羽毛穴居”的现象，都是从文明层次而言的，这类“华夷之辨”则是容易辨析的。而从文化层次去辨析“华夷之辨”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文化层次的“华夷之辨”常常是变动不定的。西周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宗法组织结构最健全、完善的社会，周初的封邦建国，也是以姬姓为主的。据《荀子》讲，周初分封七十一诸侯国，姬姓就有五十三国，占绝对多数。然而，《春秋》一书严夷夏之别，“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而在《春秋》及其三传中，就把姬姓的吴国摈弃于“诸夏”之外，视之于夷狄而耻与为伍。《春秋》记述有三次吴国与诸侯的会盟，其体例皆为“会吴于某地”。《春秋·成公十五年》记述鲁国、晋国、齐国、宋国、卫国、郑国、邾娄等国各派使臣“会吴于钟离”，《公羊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襄公十年》记述鲁公、宋公、卫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大子光“会吴于祖”，《毂梁传》云“会（吴），又会，外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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