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思想贯穿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但这种道德思想的起源在哪里，这种思想的目的是什么？是人类在几百万年前迫于恶劣的生活坏境而成形的，还是在晚近时的一种文化发明？在经过自然选择的历程之后，人类大脑是否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在生理机能上已经做好了规避道德怀疑主义同时强调道德现实主义的准备？道德能否在基因层面上找到自洽的解释——帮助我们祖先繁衍更多后代的一种工具？这种解释是否又会降低道德在我们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本书以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入手，回应了这些极具争议的问题，结合实证科学和哲学探讨试图证明人类道德的先赋性，解析人类的道德和道德感是如何在自然选择和社会互动中演化的。

作者简介

　　理查德·乔伊斯（1966-- ），

　　1998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谢菲尔德大学、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任教和研究。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乔伊斯在元伦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蜚声全球，他是反现实主义的道德怀疑论者，坚定地捍卫着道德虚构主义和道德怀疑主义。主要作品包括《道德的神话》《道德的演化》等。

精彩书评

　　道德的本质就是当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时可以问心无愧。人类是一种根据情感做出决断的生物。而道德常常被视为人类本性的对立面：道德的作用就是抑制人类的欲望。道德感会随着人类社会一起演化。从演化的视角，理查德?乔伊斯给出了一套极富启示意义的答案，从道德的角度定义了“我们”是谁，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重要。

　　——欧文·弗拉纳根（杜克大学哲学系教授）

　　为什么人类不仅仅会相互帮助，并在相互伤害的时候感到痛心疾首？为什么人类会在帮助或者伤害他人的时候做出特殊的道德判断？再没有比理查德?乔伊斯在这本书中给出的解释更清晰和振聋发聩了。他的答案将会挑战其他哲学家，并将讨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沃尔特·西诺特—阿姆斯特朗（达特茅斯学院哲学系教授）

精彩书摘

　　第二章

　　道德的本质

　　2.1　更新世的爱

　　尽管对于我们祖先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我们仍然所知甚少，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早在几百万年前，每个人都在其婴儿时期得到了照顾。人科动物两足直立行走，大脑体积较大，这两个特征加重了婴儿的无助处境。（现代人有三分之二的神经在婴儿出生之后生长，因为能通过人类盆腔的大脑体积有限。）因为我们的人类祖先是哺乳动物，婴儿依靠哺育喂养。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意味着，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亲属必须密切地参与到帮助新生儿的任务中，即母亲。父亲的参与达到什么程度则可能存有争议。如果假设猩猩与我们的祖先（500—700万年前）比较相似，那我们就必须推断，是母亲主要承担了养育幼儿的负担，而父亲的作用相对而言并不显著。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体现了离我们更近（例如10万年前）的祖先的生活组织模式，我们就必须推断，在某一时期事情发生了变化，“雄性亲本的高度投入”成为了最大化繁殖适应性的更好模式（参见Wright1994）。这个改变可能同由树栖生活向草原生活的转变有关。

　　母亲—幼儿联系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足以使我们得出几乎确凿的结论：亲缘选择在我们遗传中是一种重要的动力。无数的思想家都意识到，对亲属的偏爱是人性的一部分。休谟写道：

　　自然给予所有动物对于后代相类似的偏袒。无助的婴儿刚一诞生，哪怕在所有旁人眼中，它都只是个卑劣和可怜的造物，但它的父母都会以最深的感情对待它。对于父母来说，任何其他事物，无论多么完美无瑕，都不能与自己的孩子媲美。这种从人性原初构造中产生的激情本身就把价值赋予最不起眼的事物。［（1742）1987：162—163］早在数世纪之前，斯多葛学派就意识到另外一个关键点：其他形式的情感可以从父母与子女的密切联系中产生。西塞罗写道：斯多葛学派认为，认识到双亲对他们孩子的爱是自然产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追溯所有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要是希望我们繁衍生息，就不大可能不关心我们是否爱自己的后代……因此，自然赋予我们对子女的爱的冲动，就像自然赋予我们对痛苦的厌恶一样明显……这也是人类自然的、相互的同情心的根源……因此，我们自然地适合形成团体、群落和国家。［（45BC）2001：84—85］

　　达尔文主义者可以这样表达这一点：当我们的祖先仍然使用四条腿行走的时候，调节母亲—后代联系的神经机制就已经在哺乳动物的大脑中出现，因此生物自然选择就有了基本素材，来让我们发展更深远的帮助关系。亲缘选择理论预测，这些进一步的帮助关系将出现在家庭成员之间，而许多的研究表明，现代人类的大脑确实为广泛地帮助家庭成员的倾向提供了支持。

　　例如，人类所有社会里都有赠送礼物的行为。如果亲缘选择和互惠是重要的解释过程，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只有在估计对方会回报自己的时候，赠礼者才会把礼物送给非亲属，但送礼给亲属则不需要这样的前提条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65）对人类学资料的全面回顾揭示的正是这一点：施惠者和受惠者的关系程度与对回赠的期望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系。苏珊·埃萨克—维塔莱与迈克尔·麦圭尔（Susan Essock-Vitale and Michael McGuire 1980）考察了大量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目的是为了评估那些研究是否符合下述预测：人们会给予亲属比非亲属更多的非互惠帮助；人们会给予亲属（近亲尤甚）比非亲属更多的帮助；友谊关系是互惠性的；丰厚的和/或长期的礼物赠送现象更多来自亲属；需要大量非互惠帮助的个体会被逐步抛弃，先是被非血缘成员，接着是被远亲，最后则是被近亲。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预测都得到了证实。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1988）有一项著名的研究，他们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圈中，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间的谋杀率与有姻亲关系的家族成员间的谋杀率都有一定的差别。拿破仑·沙尼翁和保罗·布戈斯（Napoleon Chagnon and Paul Bugos 1979）的研究显示，在雅诺玛人（Yanomam?）的复杂冲突中，通过参与者之间的基因联系，人们可以更为准确地预测谁会选择哪一方。甚至还有研究表明（ Segal and Hershberger 1999），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倾向于相互合作（当他们进行囚徒悖论游戏时）。要继续列举证据，支持“ 人类天生就有强烈的偏袒亲属的倾向” 这个假说，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进一步的讨论参见Barrett et al. 2002，第三章）。

　　如果帮助亲属的倾向提高了人类繁殖的适应性（帮助的程度同关联的紧密程度成正比），那么，自然选择的过程对我们的大脑做了什么才能取得这个结果？我认为，部分关键答案其实简单明了而且令人不难赞同：爱。父母对子女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叔舅姑姨们对外甥子侄的爱，诸如此类。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爱是什么东西，但这里让我们先采纳一个自然的答案：爱是一种情感（也许同时也是别的东西）。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点：也许从亲缘选择中产生的爱，对象非常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爱除了是真挚的、非工具性的和真正以他人为对象的，还要有其他属性。为了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这种情感与性爱做比较。如果艾米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恋者，她只会对男人才会产生某种特定的情感，对女人则不会。即便有此限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艾米对男友的爱其实是犯了自我指向的（self-oriented，即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私）道德错误。虽然这样可能有点啰唆，但还是让我重申一次之前的观点：可以从演化的角度解释爱（比如父亲对子女的爱），并不意味着父亲的爱是由优化自身总体繁殖适应性的潜意识欲望推动的，也不意味着这种爱“归根结底是自私的”。一般而言，人类群体中的父亲并不比软体动物群体中的父亲拥有更多关于整体繁殖适应性的潜意识动机。不了解你产生爱意的某个原因（比如不了解情感的演化起源），这不等于误解了你的情感的真正对象，更不等于你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自欺。

　　有差别的爱不仅有可能符合心理利他主义的，而且还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至少从亲缘选择的角度看，这种心理机制可以让自然选择更好地起作用。非利他主义的爱（如果这样说不自相矛盾的话）是指一个人对她爱的人的关心只是衍生性的，因为他人的福利可以反过来促进她自己的幸福，而自己的幸福才是她行为的最终动机（一个经济学家也许会说，被爱者的福利是施爱者的效用函数的一个影响变量）。然而，亲缘选择最有趣的一点就在于它可以促使人们为了亲属的福利而损害或牺牲自己的利益，哪怕没有任何回报。如果爱归根结底的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这样的动机根本无法支持牺牲行为。以基因的利益为终极目标的爱，倒是有可能支持牺牲行为——设想一下，人类被设计为能够为自己的整体繁殖适应性而斟酌考虑，还幸运地有能力依据汉密尔顿规则（Hamilton’s Rule）进行计算和行动。但没有人会真的这样认为；提议基因这一概念是我们固有的，这显然非常荒谬。那么，这件不可思

　　议的好事是如何演化形成的呢？如果自然选择想要人们为了基因的利益而行动，并使用爱这种情感作为达到该目标的近因机制，那么，以基因为导向的爱行不通，而自我导向的爱（尽管这种情感毋庸置疑非常重要）也不会产生最大化总体繁殖适应性所需要的自我牺牲行为。既然某些重要的基因存在于他人（尤其是亲属）体内，那么自然的解决方案就是创造一种（有差别的和有条件的）非衍生性的、以他人为导向的爱。（参见Kitcher1998，2005）

　　所有的经验证据都表明，人类的行为经常是出于对他人的真诚关心，而非归结于自私自利（ Pilliavin and Charng 1990； Batson 1991，2000；Ray 1998）。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证据可能出人意料：人类非常乐意惩罚违规者，宁可付出一定的物质代价——哪怕自己只是个旁观者，而且也没有受到违规行为的影响（ Fehr and Fischbacher 2004； Knutson 2004；Carpenter et al., 2004）。在我看来（如果这里容许人身攻击的话），与此对立的观点一般来自对人类行为的某种悲观的犬儒态度，而不是来自于任何真实的经验根据。人类这种生物确实时常作奸犯科，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欺骗等（对此没有人否认），但鼓吹以下普遍的心理学观点，即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由内心贪图利益的小人所引导，这是错误的。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能支持这个主张，也不存在有利于该主张的经验证据；事实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有了产生这种利他主义情感和动机的神经机制，生物的自然选择就可以通过调整这些机制来实现新的目标。例如，可以利用爱亲属的能力来创造爱某些非亲属的能力。罗曼蒂克的爱情可能就是这种爱的结果，把夫妻联结起来，还（这也许是一种更犬儒的观点）激发了对通奸特殊的愤慨（Griffiths 1997： 119）。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爱情的观念在中世纪欧洲才出现；一位19世纪的评论家，亨利·芬克（Henry Finck 1887）甚至把爱情出现的日期追溯到1274年5月1日，那天年轻的但丁狂热地爱上了比阿特丽斯。虽然在中世纪的欧洲，爱情在文化上得到了显著的表达，但更宽泛意义上的爱情可能在数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这与拉·罗什富科的玩笑相反——他认为人们要是没读过有关爱情的书就不会坠入爱河。根据一项目前为止对于爱情最详尽的跨文化研究，89%的社会具有爱情观念，而研究人员还认为，其余的社会里很有可能也有爱情，只是人们不怎么谈论爱情，所以并未引起人类学家的注意（Jankowiak and Fisher 1992；同时参见Jankowiak 1995）。在自然选择创造爱情的能力时，很有可能利用了已有的、产生亲社会性的动机神经机制。（我已经讨论过催产素的作用，参见1.2节）

　　我为什么要讨论亲缘选择和爱情呢？因为我想要证明（我认为上文的讨论已经足够证明），对于人类为什么对某些他人怀有“亲社会情感”（比如爱情）的问题，亲缘选择提供了一个既便利又简单，还有经验证据支持的演化解释。但是我在这里真正想强调的是，这个答案还远远没有牵涉对道德的解释。问题不在于亲缘选择产生的帮助行为偏袒亲属，因为正如前文所述，亲缘选择也可以解释针对非亲属的利他主义帮助。我们暂且放下亲属/非亲属的问题；关键并不在此。假设我们又通过诉诸互利共生和群体选择，为一系列的人类亲社会性情感（爱，同情，利他主义）提出一个可靠的演化解释，这些亲社会性情感可以广泛地，甚至普遍地扩展到我们的同胞。不少理论家似乎想下结论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了人类道德的起源，因此可以断定道德是人性的一部分。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是：这种观点大错特错。

　　……

前言/序言

　　本书试图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回答如下问题：“人类道德是先天的（innate）吗？”（第一至四章）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然后，通过几个章节的论述，我们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由于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保证对这个问题做出有把握的肯定或否定回答，因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暂时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推测性的。本书的第二个任务，则是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 ——当然是以一种哲学的口吻（第五和第六章）。如果我们假设道德是先天的（在某种具体阐明的意义上），这能够以某种方式维护道德，使之避开道德怀疑主义的威胁，乃至巩固某个版本的道德实在主义吗？或者，如果道德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帮助我们的祖先繁殖后代的东西，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道德的权威性反而会遭到削弱，或者用迈克尔?鲁斯的话来说（1986：253），“道德是基因强加于我们的各种幻觉的集合？”对于这本小书来说，这些问题都显得过于庞大。我在这里不会自称解决了所有问题；能够概述一个哲学观点，为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研究计划添砖加瓦，我就满足了。我的目标是综合的与跨学科的，我也知道这种企图会带来的危险。但虽然如此，有些迫切而重要的问题在单个学科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处理，而本书关注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重要问题当然值得一部鸿篇巨著，而我自己开始也是这样计划的。但出于一些考虑，我后来认为一本相对较为简洁和轻巧的书会更符合我的目标，尽管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令一些问题讨论得不够充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指出，“滑过薄冰时，我们的安全就在于速度”，但速度也有其他优点。我希望没有人会认为，我这在简短的篇幅里涉及大量材料的雄心，反映了脚下根基的不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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