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著作集：中国会馆史论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内容简介

　　《何炳棣著作集：中国会馆史论》主要目的之一，即在详列大小城市会馆之名，以为此后中外学人更进一步较全面研究的参考。因为关于会馆的文献资料极端零散，大多数方志忽略会馆公所，这项近乎机械的工作，费力虽多，收效却甚为有限。
　　因为文献记载多阙，《何炳棣著作集：中国会馆史论》所能列举各地的大小会馆当然不会详尽，与实际数目相差必远。但这有限的收获已经代表十余年来作者为研究明清土地、作物、人口、移民而遍翻北美所藏中国方志的附带结果之一。

作者简介

何炳棣 1917年生于天津，祖籍浙江金华。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44年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底赴美，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鄂宛加州大学。先后当选“中研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1975—1976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重要著作有：《中国会馆史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明清社会史论》《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等。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籍贯观念的形成
第二章 北京郡邑会馆的起源与演变
第三章 晚清北京郡邑会馆统计（府城试馆、省垣试馆附）
第四章 会馆的地理分布（上）：商埠、省会、一般州县、工商镇市
第五章 会馆的地理分布（下）：长江中、上游与汉水流域
第六章 会馆与地域观念的逐渐消融
后记
引用书目
英文目录及简介
何炳棣教授履历及主要著作目录

精彩书摘

　　《何炳棣著作集：中国会馆史论》：
　　两汉对地方各级官吏任用不但有单层地缘的禁限，且有双层因血缘而及地缘的禁限，可谓备极周密。
　　东汉一统帝国崩溃的原因甚为复杂，以上一类禁令的本身无法防阻地方豪族及割据势力的兴起。经魏晋终南北朝之世，中央政权不得不对地方豪族拉拢容忍，两汉式地方官任用的地缘血缘禁限，大体无法施行1。但另一方面，五胡乱华，北方沦陷，士族大批南渡，东晋和南朝纷纷设立侨州侨郡，南迁之北方士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2，于是地望成为他们门第的标帜，重谱牒，更不得不特重郡望3。留在北方异族治下的汉人士族也无不如此。所以在长期南北对峙局面之下，衰弱的中央政权虽无法维持两汉型地方官吏任用的籍贯禁限，但当时特殊的政治与社会情况却大大增强了统治阶级对原籍或祖籍的观念。
　　隋未统一之前己开始企图削弱自汉季以来强大的地方势力。《隋书·文帝纪》：开皇三年（583）已有“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之令；统一以后，于开皇十四年（594）又有“州县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之令。《唐六典》：“汉氏县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它郡。及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通典》略同。关于这点，严耕望先生来函，曾作以下讨论：“按汉代之县丞尉亦例用他郡人，惟三辅可用本郡人，此注适得其反，盖误以掾史制度说丞尉也。自汉以来，丞尉即用他郡人，隋废掾史，保存丞尉，仍用他郡人。故此句末句不误，但谓始于隋则误耳。”
　　此外《唐六典》中另条：“州市令不得用本市内人，县市令不得用当县人。”《册府元龟》：“永秦（应系永泰之误）元年（765）七月诏，不许百姓任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就现存法令鳞爪看来，隋、唐既重建一统之局，多少恢复了一些两汉对地方官任用的籍贯限制，至于此类禁限实施的程度，则尚有待详考。
　　两宋基本国策之一，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制，企图永远防止唐中叶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因此两宋政府对官吏任用的籍贯禁限比隋、唐为严密.。《宋会要稿》最早有关的记载是仁宗嘉祐三年（1058），“以右谏议大夫新知邓州周湛改知襄州，少府监新知襄州马寻改知邓州。湛，邓州人，奏乞对换其任也”3。虽然文献中尚未找到更早回避的例子，上引一条很可能是根据北宋开国以来的旧例。南渡以后，此类回避原籍的法规一直不断地在执行。《宋会要稿》第六一卷中，地方官因避籍自动申请或被命对调的事例，共六七起。此外尚有因“避亲嫌”而对调之例甚多，其中亦不乏因血缘回避而牵涉到地缘回避的。大体看来，两宋之法，其范畴之广，视两汉已无多让。
　　元代吏治窳败，成宗大德（1303）亦有类似律令，惟仅及司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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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何炳棣著作集》出版说明

　　何炳棣先生，著名历史学家。1917年4月6日出生于天津。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44年考取第六届清华中美庚款留美公费生，1945年赴美。1946至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英国及西欧史博士课程，通过口试，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48-196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1963-1987年）、美国鄂宛加州大学（1987-1990年）。1966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975至1976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2012年6月7日，在美国加州家中去世。

　　何炳棣先生自幼在“亲老家衰”的自我压力下，发奋读书，力争上游。博士毕业后，即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其关于明清人口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专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60年代末，何先生的研究兴趣转入中国农业的起源，并进而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文化的起源上。《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何先生在深思熟虑后，决然投入先秦思想史领域，选择“攻坚”，研究中国思想史中最关键的基本课题，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论文。

　　何炳棣先生一生治学，从不做“第二等”的题目，向来“扎硬寨，打死仗”，视野宏阔，博征史料，而著述则精要严谨，下笔必有建树，且数十年坚韧不拔，孜孜不倦，故成就卓著，贡献杰出。

　　何炳棣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密切，晚年拟将毕生著述加以修订，交付中华书局，以“何炳棣著作集”之名，系列出版。其主要学术著作，多用英文写作与首次发表，其中部分已被译为中文，皆应收入“著作集”中；未译为中文的，待译成后再行收入。而晚年有关思想史方面的系列论文，为何先生一生学术的“画龙点睛”之作，则均以中文写成，编为《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收入“著作集”中。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何炳棣先生未能完成全部修订工作，更未能亲见“何炳棣著作集”的出版。好在，学术可以长存。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5年2月

《明清中国商业网络与区域经济》 一、 序言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明清时期中国商业网络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区域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明清时期无疑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尤其在商业领域，其发展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业网络的构建，不仅促进了商品资源的流通与配置，更重塑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催生了新的经济格局，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将跳脱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宏观叙事，聚焦于商业网络的微观机制与互动，力图揭示其内在运行逻辑，以及如何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商业活动，将分散的区域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二、 明清商业网络的基本特征 明清时期的商业网络呈现出多元化、网络化、精细化和区域化的鲜明特征。 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与经营模式： 这一时期，除了传统的官营和私人商业外，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市场主体，如行会、商号、经纪人、以及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等。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更加多样，既有大规模的跨区域贸易，也有专注于特定商品的专业化经营；既有直营模式，也有委托代理、股份合作等形式。这些多元化的主体与模式共同构成了复杂而富有活力的商业生态。 发达的交通与通讯网络： 陆路上的驿道、官道、以及无数的乡村道路，与水路上的大江大河、运河、以及海岸线上的航运网络相互交织，构成了庞大的交通体系。陆路运输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而水路则借助风力与人力。同时，发达的驿站系统和民间的信息传递渠道，如镖局、信局、以及江湖间的口碑相传，共同构建了高效的信息传递网络，这对于商业信息的及时获取与传递至关重要。 区域间的紧密联系与商品大流通： 随着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原本相对孤立的区域经济开始紧密联系。例如，江南地区的丝绸、棉布、茶叶等高附加值商品，通过陆路与水路运往全国各地，并出口海外；晋商、徽商等商帮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将各自区域的特色产品推向市场，同时也带去了外地的商品。这种商品的大流通，打破了区域间的经济壁垒，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专业化分工与市场细分： 商业活动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而是出现了更为精细化的专业分工。例如，专门的收购商、批发商、零售商、以及专门负责运输、仓储、保险的中间商。同时，市场也更加细分，针对不同消费群体、不同用途的商品，形成了专门的销售渠道和模式。 三、 商业网络的形成机制与运作 商业网络的形成与运作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因素。 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的驱动： 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其生产的商品特色。例如，南方水网密布，适合发展水运和渔业；北方土地肥沃，盛产粮食和畜牧产品。这些差异化的资源禀赋，为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原始动力，促使各地之间产生贸易需求。 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引导： 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商业发展，例如，通过修建运河、维护道路、颁布商业法规等措施，为商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一些限制性政策，如海禁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影响，以及对某些商品的垄断经营等。这些政策的导向，对商业网络的形态和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帮的组织与运作： 晋商、徽商、闽商、粤商等全国性的商帮，是明清商业网络的重要构建者。他们以同乡、同业等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商帮通过建立会馆、建立严格的内部规章、互助互利、信息共享等方式，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商业运作的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他们不仅在商业活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更是将家乡的文化和价值观带到了各地，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 金融与信贷体系的支持： 随着商业活动的规模扩大，对金融和信贷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的兴起，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融通和结算服务。汇票、信用状等支付手段的出现，极大地便利了远距离的商业交易，降低了携带大量现金的风险。 信息传播与信任机制的建立： 在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时代，商业信息的传播和信任机制的建立尤为关键。口碑、商号信誉、以及江湖上的约定俗成，共同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商业信息传播和信任体系。商帮内部的互信以及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也是商业网络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 四、 商业网络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商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对明清时期的区域经济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 商品生产的区域专业化与升级： 商业网络的蓬勃发展，为各地的特色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促使各地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生产，推动了区域间的生产专业化。例如，江南地区的丝织业、茶叶种植业因外销需求而得到长足发展，技术也日臻精湛。同时，为了满足市场对商品质量和多样性的需求，生产技术也在不断创新与改进，推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升级。 区域经济联系的加强与商品市场的整合： 商业网络将原本独立的区域市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商品市场。商品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打破了区域经济的相对封闭性，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北方的粮食可以输往南方，南方的丝绸可以销往北方，这种互通有无，极大地提高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区域中心的形成： 商业活动的高度集中，催生了许多新兴的商业市镇和繁荣的城市。这些城市成为商品集散、信息交流、金融服务的中心，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例如，沿海的港口城市、运河沿线的交通枢纽，都因商业的繁荣而迅速崛起。 财富的聚集与资本的积累： 商业活动带来的利润，为一部分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又被投入到新的商业活动中，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虽然当时资本主义的萌芽尚未完全成熟，但商业活动所带来的财富聚集效应，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区域间经济差距的变化与影响： 商业网络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的地区，往往能更早、更快地融入到商业网络中，获得更大的发展。而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则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经济差距的变化，对区域间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等方面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的推动： 商业活动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传播。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们不仅带来了商品，也带来了各地的习俗、思想和观念。商业网络的扩张，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加速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对社会变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 结论 明清时期的商业网络，是一个由交通、通讯、市场主体、金融体系、信息传播、信任机制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系统。它不仅仅是商品流通的渠道，更是重塑区域经济格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本书的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时期商业网络的深入剖析，揭示其内在的运作规律，以及它如何将分散的区域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整体。理解这一时期的商业网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明清经济的活力，更能为我们反思当下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合作提供有益的启示。本书的视角，侧重于商业网络的微观机制及其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宏观效应，力图呈现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明清商业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