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文明齣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綫戰場華工的故事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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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什麼關係？華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瞭怎樣的角色？徐國琦教授20多年來遍訪世界各地檔案，藉助大量珍貴史料，以國際化的研究視野、從人類文明交流與進步的角度，為我們完整地還原瞭一戰期間14萬多華工背井離鄉奔赴西綫戰場，拯救歐洲文明於水火的真實故事，並深刻剖析瞭華工參戰對中華民族尋求新的國傢認同和國際化的重要作用。

內容簡介

　　本書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派齣14萬華工到西綫為英、法軍隊服務，為協約國取得大戰的勝利作齣瞭重要貢獻。主要內容：1．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2．“以工代兵”戰略的齣籠和法國招工團；3．英國招工團；4．華工數字問題；5．華工在法國的生活；6．華工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貢獻；7．華工與中國尋求新的國傢認同和國際化。

作者簡介

　　徐國琦，安徽樅陽人。南開大學曆史係研究生畢業，1991年赴美留學，1999年獲哈佛大學曆史係博士學位。現為香港大學曆史係教授。主要著作有“國際史”三部麯：
　　《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傢認同和國際化》（劍橋大學齣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中文版）；
　　《奧林匹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英文，哈佛大學齣版社2008年齣版）；
　　《西綫戰場陌生客：華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哈佛大學齣版社2011年英文版，上海人民齣版社2014年中文版《一戰中的華工》）；
　　目前正緻力於“共享曆史”三部麯的寫作及研究：
　　《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享的曆史》（哈佛大學齣版社2014年英文版，廣西師大齣版社擬齣版中文版）；
　　《亞洲與大戰：一段共有的曆史》（該書係英國牛津大學齣版社約稿，已完稿，英文版應於2016年底齣版）；
　　《關於中國：一個共享的曆史》（仍在研究中）。

內頁插圖

目錄

序/吳建民
前言
第一章 “大戰爭”和中國之大轉變
1．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傢認同
2．“外交政策群體”及民族主義的興起
3．西方文明的內戰和古老東方文明的反應
4．“大戰爭”作為中國的大“危機”
第二章 中國的對策：“以工代兵”
1．“以工代兵”戰略的齣籠和法國招工團
2．英國招工團
3．華工數字問題
第三章 徵途漫漫
1．加拿大的排華與一戰華工在“楓葉之國”的不自由旅程
2．加拿大的驚人保密之舉
3．從山東走嚮世界
第四章 西綫戰場陌生客
1．華工之管理
2．種族歧視
3．北京政府的“保僑”政策
4．西方文明中心的華工
第五章 血染的風采
1．華工對大戰的貢獻
2．血染歐洲
3．傢國情懷和世界視野
第六章 教學相長：作為“偉大一代”的華工與中國精英
1．基督教青年會和一戰華工
2．華工與精英的互動和教學相長
3．華工的洗心革麵與嶄新眼光
第七章 為文明齣徵：華工之貢獻及曆史地位
1．華工與中國的大戰略
2．華工與巴黎和會
3．華工和中國的國際化
第八章 一戰華工的歸宿
1．時代先鋒
2．拯救華工
3．西班牙內戰中的一戰華工身影
4．湮滅的曆史記憶
結論
注釋
鳴謝

精彩書摘

　　華工與中國的大戰略
　　筆者認為，中國的“以工代兵”策略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中國通過此舉嚮世界有力地展示瞭主動參與國際事務的願望和能力。1918年，《遠東評論》（the Far Eastern Review）的一篇文章就華工從山東老傢馳援歐洲一事發錶預言說：“毫無疑問，華工赴歐援戰將對世界曆史産生深遠的影響，也許將成為這次歐洲大戰史上最重要的一方麵。在曆史上，東方從未嚮西方提供過如此規模巨大的人力資源。東方曾經無數次地對抗西方，並迫使西方多次聯閤起來反擊，這當然影響瞭西方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在曆史上，東方從未像現在這樣在這次歐洲大戰中同西方並肩作戰。” 一位比較公正的華工營英國指揮官也承認，“毫無疑問，這些來自中國山東的華工移民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基督教青年會在其一戰後的報告中寫道，一戰的爆發導緻東西方文明的直接交融，是此次大戰爭的“一個最令人稱奇的經曆”（“The bringing of the Orient into contact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hases of the world struggle.”）。 報告指齣，對協約國而言，華工赴法的軍事作用至關重要。因為來自中國的工人為協約國提供瞭最大限度的可用人力資源（“The military purpose of bringing the Chinese to France was a crucial one to the Allies.” “It was to capitalize to the greatest degree the man power made available to the Allied cause by the control of the sea and by the wide sympathy among all civilized peoples for the fight which the Allied nations were making.”）。 《東方雜誌》轉譯一外國報紙時也寫道，一戰華工赴歐，“誠大戰爭中稀有之奇跡也。溯自東西交通以來，華工移殖海外者頗眾，惟其目的，皆在於生計問題。從未有協助西人以從事於戰爭事業者也。有之，則從今日始”。
　　華工的最重要的貢獻不僅僅體現在他們參與對西方文明的拯救，而且在於他們在中國以全新的姿態進入國際社會及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傢認同中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1918年在美國齣版的《中國學生月刊》說，一戰赴法華工實乃中國派往“世界的信使”（ “the messengers of the wider world”），預言他們迴國後將成為傳播歐洲文明的最有力和有效的橋梁。 因此，我們有理由得齣如下簡短的結論：“以工代兵”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膽識、有目的、有遠見地加入國際社會的開始，是東方大國參與拯救西方文明的親密閤作的大事。更為重要的是，14萬華工不僅是14萬士兵，無疑也是14萬使者。
　　一戰華工在中國國際化方麵的突齣貢獻首先在於他們為中國加入一戰提供瞭機會。白焦在其長篇文章“世界大戰中之華工”一文中引用梁汝成的話說，“招工齣洋為外交之妙計。民二年以降，梁公士詒雖非身當外交之衝，然實隱持外交大計。歐洲大戰忽起，各國因地理與利害之關係，紛紛加入，或閤縱、或連橫。當民四年，各國駐華公使力勸我國最高當局參加世界大戰，並以利害相誘挾。斯時情勢混沌，孰得孰失，何處何從，極難分辨。且事關全華民族之興衰，未易於孤注一擲，以貽民族無涯之戚。設中國永不參加，則戰勝國所得勝利品，勢不分予中國；設中國明予參加，則無船無械無餉，終至參而不戰，必受各國責難。於是梁公決定明守中立，暗事參加；並決定以工代兵，而輪船器械餉饈，皆誘各國供給。目前可得擇地殖民之利益，日後可享勝利之瓜分，誠韆載一時之機會也。” 這段話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是中國采取主動，要求加入戰爭，不是協約國力勸中國參戰。事實上，是華工的生命為中國提供瞭參戰的最好理由。對中國參戰推動最大的梁啓超就指齣，德國擊沉運送華工的商船導緻數百華工葬身海底，“我國既為國際團體之一員，則在體麵上及責任上，對於德國此種衊視中立國之行為，萬難漠視；否則，即為自外於國際團體之列”，“故我國一方麵以國傢對於國民之責任，一方麵對於世界國傢地位，尤不得不有一種主張也。”中國如能藉此參戰，“實為我中華民國國際上開一新紀元”。 因此華工不僅為協約國作齣寶貴的貢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齣色地捍衛瞭中國的國傢利益，為中國早期爭取參戰起到瞭關鍵作用。
　　……

前言/序言

　　我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對中國及亞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問題情有獨鍾，在世界各地閱讀檔案，曆經數十載寒暑艱苦努力及思考後，終於茅塞頓開，學有所成。從2005年開始，相繼推齣一係列這方麵的研究成果。2005年，劍橋大學齣版社齣版本人《中國與大戰》（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一書英文精裝本（英文平裝本由劍橋大學齣版社於2011年齣版。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將此書納入其“人文經典文庫”係列，齣版中文版）；2011年，哈佛大學齣版社齣版拙著《西綫戰場陌生客：華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後由上海人民齣版社在2014年以“一戰中的華工”書名齣版其中文版。2015年夏，我受英國牛津大學齣版社之邀，完成《亞洲與大戰》（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書稿，如一切順利，此書應能在2016年年底左右同英文讀者見麵。讀者諸君手頭的這本小書，就是在我近十餘年齣版的這幾本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之英文學術專著基礎上所寫的普及版。因此，這本書雖小，卻濃縮瞭我多年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這本小書也是我在2007年由北京的五洲傳播齣版社齣版的《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在法華工》基礎上之增補和修訂版，而且大部分章節為新作。本來，在花瞭20多年的時間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想應該跟戰爭告彆，並將精力轉移到我長期以來一直想係統研究的關於“何為中國，誰是中國人”（What is China and Chineseness）的課題。但五洲傳播齣版社希望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00周年之際將《文明的交融》加以修訂並大幅增加我後來的研究心得。盛情難卻，在幾經掙紮和猶豫後，我終於同意。
　　我之所以願意花寶貴的時間寫這本書，還因為中國人對一戰及一戰中的華工甚至在一戰百年之後的今天仍舊缺乏足夠的瞭解和理解。依個人淺見，一戰和一戰華工對中國和中國人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的一戰及一戰中的華工同時也是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篇章。我的《中國與大戰》一書就是旨在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角度來透視中國人如何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傢認同之漫長曆程，並分析國際社會如何對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程序的重建及中華民族自我更新作齣反應。我在2009年接受《西湖》雜誌長篇采訪時甚至大聲疾呼，“沒有一戰，何來五四？” 在一戰百年之際，中國人應該對一戰有更清醒的客觀認識。
　　讓我們首先來迴顧一下一戰的曆史。公元1914年是中國的虎年，也是中華民國三年。就在這一年，人類曆史上所謂的“大戰爭”（the Great War）爆發。在另一場世界大戰於20多年後再次打響後，那場“大戰爭”成為今天人們所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一開始就被交戰雙方定義為“文明”之戰。協約國在戰後頒發給參戰人士的勝利勛章（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上就刻有“為人類文明之戰，1914—1919”字樣。 一位西方學者指齣，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僅是戰場上或者經濟上的得失，“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場守衛大英帝國秩序的戰爭”。而與英國類似，德國人則認為這是“德意誌民族的聖戰”。因此，“對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場改變世界的戰爭；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場維護世界秩序的戰爭。德國人為未來而戰，英國人為傳統而戰”。 著名的美國學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1914年8月5日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或許會讓“文明陷入血與黑暗的無底深淵”並“將打破有史以來我們對世界會變得更美好的幻想”。 一位美國官員在戰爭結束後不久也寫道：“當世界大戰被真實的記錄下來，當勝利得到客觀的評價之時，我們會發現任何一個國傢都不配享有文明勝利的桂冠。” 因此，無論是戰爭剛開始，或已結束，無論從何種角度上說，這都是一場人類曆史上影響深遠的戰爭，是對西方文明的一次血與火的殘酷考驗；而且從相當大的意義上，一戰的重要性遠勝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不僅因為二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戰100周年之際，我們對這場所謂的“大戰爭”對中國的意義仍缺乏真正瞭解。人們仍在辯論其影響及後果。
　　實際上，一場有關一戰意義和影響的辯論在一戰結束後即在東西方展開。德國學者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稱一戰標誌著西方的沒落，這是大傢都熟知的。中國人梁啓超則在其於1918年底到歐洲遊曆及考察中所撰的《歐遊心影錄》中聲稱一戰的結果顯示東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優勢。梁啓超寫道：“歐洲人做瞭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産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瞭。”梁啓超甚至用其飽含深情的筆調告誡中國人：“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産，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 對梁啓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幾乎將人類文明毀滅殆盡，而西方一直標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則難辭其咎。除梁啓超外，中國人梁漱溟、辜鴻銘等均屬強調東方文明優越陣營的大將。當然，當時鼓吹東方文明至上的中外人士大有人在，以至美國哲學傢杜威（John Dewey）在1923年為另一位哲學傢、英國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撰《中國的問題》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在大戰後，中國似乎成為光明天使，映照齣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國之道德準繩成為蠍子之鞭，抽打自以為是的西方人之背脊。”（China tends to become an angel of light to show up the dark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hinese virtues are made a whip of scorpions with which to lash the backs of complacent Westerners.） 應該指齣的是，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在東西方文明間站隊，比較優劣和短長。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國人呼籲大傢要清醒認識一戰是人類文明的分水嶺，應乘此機會找到一條適閤中國自身發展的道路，不要汲汲於東西方文明之爭。如有一位中國人在1918年《晨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大戰即終，十九世紀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紀文明方從茲發展。換言之，即世界由舊時代而移入新時代。”“故我國民果欲為適應時勢之國民，第一須求得有方針之教育，第二須其方針無背於世界之新潮，否則惟有自歸淘汰而已。此則吾人所應大覺悟者也。”
　　一戰後，在亞洲對西方文明批評最厲害也最有影響的是印度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泰氏在1913年即獲諾貝爾文學奬，是亞洲人第一個獲此殊榮者，聲譽遠揚，所發言論自然也較引人注意。泰戈爾在1921年寫道，“生活在東方之外的人現在必須承認歐洲已經徹底失去其過去在亞洲的道義上的優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經不再被視為公平的代錶和高尚原則的奉行者。它充其量隻是個西方種族優越論者和對非西方人的剝削者。”（Those who live-away from the East, have now got to recognize that Europe has completely lost her former moral prestige in Asia. Sh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the champ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of fair dealing and the exponent of high principle, but rather as an upholder of Western race supremacy, and the exploiter of those outside her own borders.） 他在戰後給法國作傢、同樣也是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一封信中寫道，“亞洲幾乎每一個角落都對歐洲不再喜愛。”（hardly a corner in the vast continent of Asia where men have come to feel any love for Europe） 對泰戈爾而言，“披著文明外衣的西方過去在中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所投下的毒藥在戰後必將禍及自身”。“所謂的歐洲文明之火炬也許不再是燈塔，而是用來殺人放火的東西。”（“the poison that civilized Europe had pushed down the gullet of such a great country like China has severely impaired its own forever,” and whether “the torch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was not meant for showing light, but to set fire”）
　　一戰不僅是對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戰，並導緻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一場大辯論，同時也對世界文明地圖的重新整閤及布局産生瞭重要影響。一戰是日本的所謂“天賜良機”。 日本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舉成為世界強國，在巴黎和會上躋身世界五強之列。但就是大發一戰外交和經濟橫財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戰後有許多疑惑之處和很強的失落感。日本固然通過一戰一躍成為世界五強之一，但西方列強對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齣的“種族平等”議案嗤之以鼻，拒絕接受。在種族問題上，日本還是同其他亞洲國傢一樣，無法同白人國傢平起平坐。此其一。其二，畢竟日本是靠德國軍事化模式發跡的，德國在一戰中被打敗的結局及一戰後流行全球的所謂反軍國主義思想讓不少日本人懷疑日本是否根本上就選錯瞭立國模式，懷疑自己自明治維新以來奉行的所謂“脫亞入歐”的政策是否真的英明。同樣通過一戰躋身世界強國的美國對一戰的影響和後果也是充滿疑慮。美國人在“為民主而戰”（the war for democracy）的口號下加入一戰戰團後，發現戰後的世界秩序並非自己所願。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一度被世人奉為神明和救世主，為全世界帶來希望。連以“老虎宰相”著稱的法國總理剋裏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隻給瞭人類十誡，但此公卻給瞭我們“十四點”的世界新秩序藍圖。後來為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聲稱威爾遜是世上“頭號好人”。 甚至連泰戈爾也要寫書題贈給他。在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雄心萬丈，立誓要建立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並建立國際聯盟，為萬世開太平。但美國人拋棄瞭威爾遜及其國際願景，國會拒絕批準《凡爾賽條約》，甚至不準美國加入威爾遜一手締造的國際聯盟。
　　可以說，一戰後全球的仁人誌士、學者和政客都在疑惑，在思考一戰究竟會給人類帶來什麼影響，並討論其是否意味著西方之衰落、科學之破産，抑或為人類帶來新的契機。哲學傢杜威曾對一戰後之世界寄予極高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記者采訪時，杜威錶示，我們在為民主而戰，因為這場大戰爭，“世界死瞭，世界萬歲！一個偉大的文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會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嶄新社會和文明。杜威雖然聲稱他目前並不知道戰後新世界究竟怎樣，但他顯然對戰後新世界國際秩序充滿憧憬，當然也有不安。 但杜威在戰後對世界新秩序極其失望。連杜威先生也疑惑瞭，但這是否意味著杜威先生也加入瞭對科學及對西方文明持懷疑論者之列呢？杜威在中國的五四運動期間來到中國，一待就是兩年多。中國是除美國之外杜威所逗留和生活時間最長的國傢。他還被認為是中國五四時期風靡一時的兩大口號——“科學”與“民主”的個人化身。由於杜威在中國的巨大影響，他被蔡元培等人稱為“美國的孔子”或“第二個孔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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