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为“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中的一本。书中探讨了德国人不断变化着的历史兴趣、不同形式的历史倾向、历史提供的各种经历，以及当今对于历史的消费。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研究的对象除了德国各代人、家族和城市形象中的个人历史经验以外，还有作为记忆承载者的历史建筑，以及当今的各种消费历史记忆的商品。

作者简介

　　阿莱达·阿斯曼，《圣经·新约》学者巩特尔·鲍恩康的女儿。1966-1972年，在海德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分别学习英语和埃及学。1977年，她以“虚构的合理性”为主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92年，阿斯曼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特许任教资格。1993年，任康斯坦茨大学的英语和文学研究教授。
　　阿斯曼早期的著作主要讨论英语文学和文字交流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后，她的研究重心转变为文化人类学，特别是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一一这是她和扬·阿斯曼联合创造的新术语。她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1945年以来的德国历史，代际在文学和社会中的角色，以及记忆理论问题。
　　
　　袁斯乔，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语言文学学士、南京大学一哥廷根大学中德跨文化日耳曼学硕士，先后工作于德国驻华大使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出版译著《问号小侦探系列之恐龙归来》、《问号小侦探系列之黑手触摸的港湾》。

序言
前言
开端：德国历史有多漫长或是多短暂？
被体现的历史：几代人的动力
家庭记忆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私人通道
公共空间中的历史：作为记忆承载者的建筑
被展演的历史：博物馆和媒体
历史展示的三种基本形式：叙述、展览、展演
展望：国家的重现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
　　在对过去三十年中的历史展览进行概括之后，我们将提出关于以博物馆的、媒体的以及展演的形式对历史进行传播的较为普遍的问题：历史是以何种基本形式、媒介和方式被展现的？在这里我将对三种表现过程进行区分，它们同时也是三种不同符号秩序体系的基础，即叙述、展览和展演。在进行了一些概念性的区分和释义之后，本章的第二部分将列举这些不同表现形式的具体案例，与这些形式相关的一些特征、潜质和问题的轮廓也将至少变得清晰。
　　叙述并不只是以时间顺序对已经发生事件进行排列，它也包含了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或是依赖于人的意图，或是依赖于事实的有效联系。赋予被叙述的事件以意义、重要性及方向的从来不单是时间顺序，而首先是以一种叙述式的语义学对其进行的改写。根据其不同的叙述模式，叙述又被分为起源小说、基督受难记故事、追求解放故事、宗教皈依故事、教育小说、堕落或进步小说等等。叙述的结构是生成联系和意义的一种基础形式；它是对多样的信息进行层次清晰的划分、刺激性再现的处理最为简单和紧凑的形式。如约恩·吕森、保罗·利科和海登·怀特（HaydenWhite）所指出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虚拟故事和电影的构建，也同样适用于在一个抽象层面上针对时间关联所进行的科学性阐释。当然这里也存在着明确的区别：借助想象力的虚构可以超越史料的记载，以这种方式它能够令死去的事实“复活”并且创造出与其他新的不同的东西等而视之的可能性。叙述的初级媒介是文本，它的方式可以是与历史相关的学术或虚构小说出版物，同时事实和虚构也可能混合组成一个单独章节的描述对象。相应地我在这里引用维尔吉尼娅·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一句经典表述：“虚构小说必须忠于事实，事实越真实，小说越好看。”（伍尔芙/Woolf 2004，18）这句话中包含的一点认识是，没有精神文化方面的构思，事实是由何组成这一问题本身就无法回答。然而叙述不仅进入到文本中去；作为事件和思想最基础的组织形式，它也是其他表现形式的基础，我将以展览和演示这两个关键词对这些表现形式进行探讨。不过在这些语境下叙述本身并非关注的焦点，它却为进一步的展现模式构建起了不可或缺的概念框架。
　　展览在这里指的是对历史文字、绘画和物品在空间内的布局整合。除了依照时间顺序的组织原则，展览还可以遵循空间布置的组织原则，而后者完全有可能创造性地打乱前者的规则：可以是系列作品、位置关系和集群形式的并列存在，也可以是对称和对抗形式的并列存在。由于每一场展览都以文字“脚本”为基础，已经设定好的穿过各个空间的走道，既能够连接又能拆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的结构。历史是“一种虚构故事和情节，它将博物馆中的物体交织在一起，赋予它们意义，将它们组织成画面；借其作为真实物品所具有的特性，这些物品协助实现历史对事实的合理要求”。（拜耳一得·哈恩/de-Haan 2005，179）展览的组织形式以一种叙述性的基本模式为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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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2011年3月初，耶路撒冷，阴冷寒湿。
　　我应邀参加希伯来大学举办的“记忆研究与日常实践”国际研讨会。飞机迟至深夜抵达，次日一早来不及倒时差，匆匆赶往会场。穿过由荷枪实弹士兵把守的希伯来大学正门旁的小门，刚进入校园，便被告知立刻上车。原来，天气预报说沙尘暴将临，主办方决定将会后参观改在会前。小面包车载着一行人颠簸到一处被黄沙包围的旷野——马萨达（Masada）。公元66年，犹太人发动反抗罗马军队起义，奋锐党人夺回由希律王建造的马萨达要塞。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奋锐党残余逃到马萨达，凭险继续抵抗。3年后，罗马军队终于攻破要塞，看到的是一座尸横遍地的死城。不愿为奴的犹太人尽皆自杀。马萨达要塞遗址高出地面至少30米，登高望远，黄尘无际，沧海桑田，令人有一种悲凉感。盘桓中，转眼到了午饭时间，一行人三三两两，边聊边吞咽汉堡。这时一位女士亲切地向笔者搭话，就此聊起了记忆与历史，两天后方知该女士竟是大名鼎鼎的文化记忆理论的发明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
　　阿莱达·阿斯曼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巩特尔·鲍恩康（Gunther Bornkamm）是著名的《新约》学者。1966-1972年，阿斯曼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与埃及学。1977年，她以“虚构的合理性”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1992年，阿斯曼在海德堡大学获得特许任教资格。一年后，成为康斯坦茨大学英语和文学教授。阿斯曼早期研究英语文学和文字交流史，20世纪90年代后转为研究文化人类学，尤其着眼于“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这是她和丈夫海德堡大学著名埃及学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共同创造的术语。
　　所谓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achtnis），是一种文本的、仪式的和意象的系统，阿斯曼夫妇将其分为“功能记忆”（Funktionsgedachtnis）和“储存记忆”（Speichergedachtnis），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阐幽发微。“功能记忆”亦称“定居记忆”（bewohnteGedachtnis），在《回忆空间》（Erinnerungsraume）一书中，阿莱达·阿斯曼指出，功能记忆与集体、个人等载体相关联，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选择性，把个人的记忆和经验勾连成一个整体，作为“生”的自我的形象，给予行为以方向性。因此，主体可以通过功能记忆取合过去，在时间性中再构事件，赋予人生以价值标准。具体而言，功能记忆的作用体现在“合法化”（Legitimation）、“非合法化”（Delegitimation）以及“区分”（Distinktion）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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