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格鲁塞说：“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 朱元璋：“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本书以时间为序，运用比较丰富的资料，对唐太宗随李渊发动“晋阳起兵”到创立“贞观之治”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一生的军事、政治活动和思想作风及宫闱生活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评价了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与作用，也探讨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与阶级关系。

作者简介

　　黄中业，曾任吉林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汉高祖刘邦转》《秦始皇嬴政传》《唐太宗李世民传》《隋文帝杨坚传》《开元盛世：天下辐辏》《战国盛世》《论衡选译》等。

精彩书摘

第四章偃武修文以史为鉴

贞观初年，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有人认为“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惟有魏徵主张“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以史为鉴，采纳了魏徵的主张，为治理国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一、文学馆十八学士

自晋阳起兵到平定山东，李世民统帅大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东征大军凯旋回到长安，唐高祖为表彰李世民的功劳，以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当时，统一天下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李世民“以海内浸平”，开始把兴趣由崇尚军事转向到以文治国方面。于是，在秦王府的宫西“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新唐书`儒林列传序》）。所谓十八学士的组成，有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等，共十八人。这些人大都是秦王府的官员，在文学馆中是“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李世民将十八学士分为三组，轮流在文学馆值宿上班。所谓“更日值宿”表明，这些文学馆的兼任学士，他们一般是白日处理他们本职的工作，公务之余或晚上在馆内研读经史，同时为李世民提供咨询。

李世民在文学馆内为这些学士提供丰盛菜肴，“恩礼优厚”，对这些学士们甚为尊重。李世民在朝请或处理公事后，稍有余暇便来到馆中，与各位学士们“讨论文籍”（《资治通鉴》卷189），往往是夜半的时候，他才肯离馆寝息。李世民又令阎立本为学士们图像，由褚亮为之撰写赞词，号《十八学士写真图》。“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同上。传说瀛州有蓬莱，方丈、瀛州三位仙人，以此来比喻入选为学士犹如成仙）。

李世民所设置的文学馆，馆中的学士即是秦王府中的主要文职官员，实际上是他的智囊团，而房玄龄、杜如晦则是这个智囊团中的首席顾问。正是这个智囊团同秦王府中的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等一批猛将们，一文一武，辅佐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成功，李世民本人也因此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二、重整弘文馆

文学馆毕竟是秦王府属下的一个机构。待到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时，原弘文馆的学士职务上变动很大，有的已担任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秦王成了大唐皇帝，秦王府与文学馆作为机构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唐太宗于九月在弘文殿左侧设置弘文馆，贞观三年又将馆址移至纳义门西。

弘文馆设置之初，唐太宗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纳入馆中，同时“精选天下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如同文学馆学士那样，仍然是“以本官兼学士”，令他们“更日宿值”。唐太宗在听朝、处理公务的闲隙，便将这些学士们引入内殿，讲论古今中外的“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往往是到夜半时分，才肯休息。同时，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士。

弘文馆的职责，据《唐六典》记载是：“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事实上，弘文馆绝非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所谓“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表明，同文学馆一样，弘文馆及其学士，仍然有为唐太宗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咨询的职责；弘文馆学士可以参加议定礼仪、律令及朝廷各项制度。《新唐书`儒学列传序》说：唐太宗“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闲，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对唐太宗设置文学馆、弘文馆一事曾评论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

胡三省所说的东南儒生，即指越州余姚人虞世南和杭州钱塘人褚亮。据《旧唐书`虞世南传》记载，贞观七年，世南转任秘书监，“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心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怅，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唐太宗于即位后立即设置弘文馆、与弘文馆学士“商榷政事”的事实表明，他是何等地重视发挥文学之士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三、尊孔崇儒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唐王朝建立之初，于武德二年（619）六月戊戌日，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武德七年，唐高祖至国子学，释奠于先圣、先师。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

唐太宗即位后，对儒学和儒家创始人孔子尤为尊崇。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说：“梁武帝君臣惟谈玄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唐太宗认为孔子的学说对于他来说“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这一比喻足以说明，他是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的。贞观二年，唐太宗采纳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专门设置了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据《贞观政要`崇儒学》记载：“贞观二年，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令二十户民家维持供养。

为尊孔崇儒，唐太宗褒扬前代的儒学大师，“诏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玑；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除了给予前代儒学大师的子孙以荫官的待遇外，唐太宗又尊崇先圣以来的经学大师，于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新唐书`礼乐志》《旧唐书`礼仪志》作“二十二人”，多出贾逵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

上列配享于孔子庙廷的历代儒学大师，以汉代居多。其中既有今文学家，又有古文学家。所褒扬的前代名儒，既有“北学”学派，又有“南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可见，唐太宗对于汉代以来经学上的学派之争已不感兴趣。在天下大一统的新形势下，他是主张对经学上的各家学派兼收并蓄，各取所长，为繁荣唐代经学、建设太平盛世服务。

四、注释经书

经书是经学的载体，当时的所谓“经部”书籍，除了孔子所编定的经书原文之外，亦包括孔子以来历代儒学大师们的注释与解说。自南北朝以来，从经学本身的发展来说，与社会分裂局面趋向统一相一致的是，在经学上也出现了“南学”与“北学”相融合的趋势，出现了像刘焯、刘炫那样的“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北史`儒林列传序》）的经学大师。

然而，由于隋朝末年的社会动乱，图书典籍其中包括儒家经典，散乱佚失甚多。武德四年五月，王世充于洛阳出城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率大军入洛阳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书制诏，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时，唐高祖曾命宋遵贵将东都洛阳的藏书监运长安，不幸在溯河西上时发生翻船事故，图书“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唐高祖武德年间，“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这些记载表明，唐高祖在位时，收集散失经书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唐太宗即位后立即设置弘文馆，并着手对征集上来的图书进行整理。贞观二年，魏徵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书图籍，粲然毕备”。这条记载表明，贞观初年在秘书监魏徵的主持下，对征集上来的图书所进行的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在对图书典籍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唐太宗尤为重视的是对经部书籍的整理。这不仅因为经书中的理论是他用来治国的指导思想，而且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尽快地校刊出一部《五经定本》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即西汉以来所说的《六经》，《乐》早已亡佚，只有《诗》《书》《易》《礼》《春秋》流传下来。经秦始皇的焚书，西汉时的经书在篇章字句上，流传的各本已多所不同；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流传的经书在文字上的差异以及讹、夺、倒、衍之处甚多。唐王朝既已统一天下，用儒家学说的理论治国，以经书作为科举考试命题的依据，于是唐太宗于贞观四年命中书侍郎颜师古来主持这项工作。据《旧唐书`颜师古传》记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订《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译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颜师古是南北朝时期名儒颜之推的孙子，他禀承家教和祖训，在经学上有很高的修养，堪称贞观初年的儒学大师。他于贞观四年受命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历时两年有余，完成了对《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的校订。完稿后，唐太宗召集诸儒讨论，提出很多非难意见，师古都一一予以回答，“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大加赞赏，“称善者久之”，并于贞观七年十一月，诏令将《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令学者习焉”。

《五经定本》既已颁行天下，对《五经》经文的注释解说工作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经学内部的学派不同、师承不同，对经书的解释也相当异歧，不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也不利于在政治上统一全国的思想。为解决这种“师说多门”的情况，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这一工作。孔颖达在隋末曾师事于经学大师刘焯，而刘焯又精通南学、北学，颖达向刘焯“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

在孔颖达的主持下，颜师古、司马才章、王、王琰等名儒以及其他人士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注释工作，历时两年有余，于贞观十四年二月终于完成。180卷的《五经》义疏完稿后，唐太宗于诏书中称赞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将“义疏”改名为“正义”，将《五经正义》“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

在注释工作中，孔颖达等人选取王弼《周易注》、孔安国《尚书传》、杜预《左传集解》、《诗》毛传郑笺、郑玄《礼记注疏》，并根据汉魏南北朝以来的旧说和经师们的解释撰写而成，“师说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得以克服。《五经正义》是在唐太宗的授意下完成的。它标志着经学上的南学、北学两派的融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总结，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义》的撰写所遵循的是“疏不破注”的原则，这就难免出现曲徇注释文的现象，又往往流于繁琐；加之参编人员较多，水平与见解不一，部头较大，因而《正义》的乖谬等弊病亦有很多。参加编撰义疏的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以颖达《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因此，唐太宗又下诏“更令详定”。但是自贞观十七年始，孔颖达因年老退休而无法主持这项工作了。尽管《五经正义》在撰写中存有一些缺点，唐太宗仍然对孔颖达的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于贞观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

《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撰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两汉以来经学上的一大成就。从此，《五经正义》作为由国家钦定的经学教科书，直至宋代，一直被奉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五、兴办学校

唐高祖李渊即皇帝位后，于武德元年五月诏令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武德七年，唐高祖诏令州、县、乡皆设置学校，有明一经以上者，咸以名闻。高祖亲自到国子学，释奠先圣、先师，诏令王公子弟各就学校。

唐太宗即位后，对学校教育更加重视，学校教育制度日趋完备，中央、州、县三级学校均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中央的学校是国子监，亦称国学，唐高祖武德年间，国学已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唐太宗即位后亦多次到国学视察，令国子祭酒、司业、博士讲论，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贞观六年（632），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下属的学校除隋时已设置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之外，又增设律学。上述六种学校的学生人数分别为三百、五百、一千三百、五十、三十、三十不等。前三种学校分别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后三种学校录取八品以下的官吏及一般地主家庭的子弟。据《通典》卷53记载：“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当时在国学之内，来自四方的儒者数以千计，连同四周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国学的组织机构是，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置祭酒一员，总管国家的教育事业，与司业二员一道，是国学最高的正副学官，掌管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国学的六种学校中，还设有博士、助教多人，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例如经学大师孔颖达于贞观六年召为国子司业，贞观十二年拜为国子祭酒，于国子监任职长十余年之久。其他如国子博士马嘉运、太学博士王恭、国子助教司马才章等，都是著名的经学家，在孔颖达的主持下参加过《五经正义》的撰写工作。

如果说国学的教师都是当时的经师的话，那么，国学中的主要课程则是经书。除了《论语》《孝经》等必修课程外，还有大经（《礼记》和《左传》）、中经（《毛诗》《周礼》和《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统称为《九经》。

州、县所设立的官办学校分为三等，上郡学生六十员，中下郡各五十员；上县学生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在州县学校中成绩优良者，可由地方官保送参加常举考试，考试合格后送中央参加常举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做官的候补资格。贞观六年，唐太宗还诏令“诸州置医学”，设医药博士一人，教授学生，对各地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中央除了国学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的中央官学系统外，贞观元年所设置的弘文馆，贞观十三年在东宫所设置的崇贤官，也都教授生徒，从而形成了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此外，在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也设置博士教育学生。当时，高昌、吐蕃、高丽、百济、新罗以及日本也派遣子弟前来长安求学，盛况空前。

国子监作为总管国家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它在隋唐时期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于中央政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教育事业所处的地位，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六、大兴礼乐

自西周初年周公旦的“制礼作乐”以来，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建国以后无不重修礼乐，唐王朝亦不例外。如果说周代所存的六代乐之一《大武》是表现周武王姬发克商的乐曲和舞蹈，那么，《秦王破阵乐》则是表现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武功的乐曲和舞蹈。据《隋唐嘉话》记载，《秦王破阵乐》产生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复并、汾故地后，“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庆祝对刘武周作战的胜利。这一记载表明，《秦王破阵乐》亦含有乐曲和舞蹈两方面的内容。

唐王朝建国之初，首要任务是平定天下，来不及制定新的礼乐，因而在燕享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即：燕乐、清商唐太宗大传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